柏楊與李敖
上星期作家柏楊去世，各媒體都以大篇幅報導，甚至蘋果日報還特別用了兩個版，大出眾人意外（有同業懷疑，這是因為柏老在「太太與友人親密出遊」消息曝光後幾天就去世，所做的贖罪動作）。而在MSN上，也有不少人以「懷念柏老」、「向柏楊致敬」為暱稱，還引上了柏老自詡的「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
嗯，雖然說對逝者揚善隱短是國人習慣，不過對郭老先生（本名郭衣洞），這好像都是過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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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來台初期，因為曾有被教育部開除學籍紀錄，以及被誣指遭共黨俘虜過，一度頗為顛沛，工作到處碰壁，到1954年進入救國團任職，生活才安定下來，並晉升作家之林。
柏
楊在大陸結婚兩次（1939年艾紹荷與1943年崔秀英），各育有一女。隻身來台後，1953年與齊永培結婚，有兩個兒子。1958年他因辦理救國團的文
藝營而認識靜宜英專（現在的靜宜大學）的學生倪明華，於是立刻展開追求，兩人開始熱戀。柏楊因此跟齊永培離婚，娶倪明華為妻。但因為女方父親向蔣經國告
狀，也被迫離開救國團。
1960年起以「柏楊」為筆名在自立晚報撰寫「倚夢閒話」專欄，內容
包括不少對於社會的批評，頗受矚目，其中尤其以批評警察濫權為甚，還譏諷警察是「三作牌」。至於「柏楊」的由來是當初他替救國團「命名」中橫公路十二景
時，聽到某部落的原住民語地名類似「古柏楊」，後來就以此為筆名。
雖因桃色事件被迫離開救國
團，但是這段期間柏楊靠著筆耕，以及在國立藝專兼課，還是有不錯的收入（住在北市復旦橋頭的新式公寓、有私家車、有冷氣）。妻子倪明華一方面進入文化學院
（今文化大學）重續中斷的學業，也以筆名「艾玫」進入文壇，在中華日報主編家庭版，在中廣主持節目。從這邊可以看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並未真正將其列為
黑名單人士。
1968年，柏楊代太太翻譯英文漫畫「大力水手」，其中提到卜派父子兩人買了一
座小島，命名為"Popalania"（卜派國）。即使只有兒子一個選民，卜派還是要競選總統。結果柏楊一時「福」至心靈，將卜派演說開頭
的"Fellow Popalanians"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因此賈禍。
柏楊的文字
獄引發海外人權人士抨擊，孫觀漢（國際核能權威，曾返台出任清大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更親自向兩蔣上書求情。最後柏楊死刑雖免，但以叛亂罪被判十二年
（後因蔣中正總統去世減刑為八年），1976年出獄後仍以「留島服務」之名被迫留在綠島，外界再度營救，才於次年回到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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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雖然柏楊在1994年的回憶錄中表示，自己看到《自由中國》膽敢挑戰當道，因此心中興起要承繼「遺志」的主張。但是比起自由中國，柏老的批評層級實在差得很遠。
柏
楊回憶錄也提到，當時雜文抨擊的主要對象是警察的濫權與不法。對蔣中正夫婦與蔣經國，他在文章中還是充滿崇敬的。相較於自由中國直接質疑蔣中正總統不斷連
選連任、質疑黨禁報禁、甚至想要組成在野黨……目標侷限於惡吏劣警的柏楊，層級差之遠矣。李敖批評他「只比何凡的『玻璃墊上』批評層級高一點」，可謂合
理。
而從當時柏楊還能在國立藝專兼課任教，太太可以在中華日報與中廣這兩個黨營媒體作事（結果柏楊一被捕，艾玫立刻就丟了飯碗），可以知道當時他的雜文抨擊，並不被政府視為「壞人」：比起被封筆的殷海光、李敖，柏楊的生活當時算是非常優渥。
（柏楊回憶錄提及，曾有某文友抱怨：「我們這些支持政府的作家過得這麼苦，你日子過得這麼好！」）
因此，大力水手事件與其說柏楊借古諷今，不如說是「擦邊球」不慎挑起了獨裁領袖的敏感神經。至於投擦邊球的目的，與其說是擺明了要「反獨裁」，不如說是花俏玩得過頭。至於為何玩這一記？我想潛意識（應該沒有知識份子完全滿意當時的黨國體制吧？）或是耍俏皮（比起其他一點都不敢批評的文人，敢丟擦邊球的柏楊無疑在市場上是佔有優勢的）都有可能。不幸的是，這一次玩過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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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轉回來談談上一段提到的李敖：根據李敖的說法，1968年柏楊惹禍上身後，曾經向他求教。因為當時李敖早已因《文星雜誌》上罵人過多，遭到封筆下場，靠買賣二手家電為生（1971年，李敖也入獄，罪名是參與台獨活動）。
李敖從1990年代開始上電視以來，就不斷塑造一種「我從小到大就不屑加入體制」的印象，《李敖回憶錄》更是不斷強調此點。他並且反覆強調「中華民國早就不存在了，是偽政府」，還譏諷柏楊是「跟國民黨走的文人」。
但是話說回來，雖然1960年代的李敖是跟文星、彭明敏、在臺外國人等「不乖」人士過往甚密，但是我們回頭檢視李敖當年的文章，其實抨擊的範圍，幾乎比柏楊範圍更狹窄，更限於文教層次（當然他是把一堆文化界的「大老」全部罵遍，要求他們「交棒」給年輕人），當年的文章也從來沒有不署中華民國年號過。說那時的李敖有強烈的「推翻政府」念頭，其實都是太過。
不過，當年的政府把一個喜歡罵小官小吏來博取「名作家」頭銜的柏楊，因為開過頭的玩笑就當成叛亂犯；把一個罵遍「大老」、要「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狂士李敖，當成台獨份子下獄……事後看來，徒然是把這兩位原來無意當烈士的人，硬逼成了反政府的烈士。未來幾十年，這兩個人在出獄後繼續享有大名（甚至因為坐牢還「鍍金」了一層），繼續變成指斥當年高壓統治的活廣告。
真是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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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柏楊發現大事不妙，準備要去坐牢時，曾經留書給太太艾玫（倪明華），要她考慮改嫁。結果沒想到坐牢坐到第二年，太太真的交了新男友，要他簽字離婚，他
又氣得在牢內絕食多日，差點送命。出獄後曾表示想與太太再見上一面，結果艾玫不願見面，只把一些他的舊東西寄來，氣得他為文罵道「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1977年在《愛書人》，十七年後寫回憶錄，特別略去了這一句）。
話說回來，艾玫或許談不上「常懷抱柱信」的王寶釧再世，但在當時的白色恐怖時代，柏楊以叛亂罪入獄，生死未卜，工作單位立刻將妳辭退，周遭人們頓時視妳為毒蛇猛獸，甚至自己會不會牽連入獄也不可知……這種時候若仍然對丈夫不離不棄，那是值得尊敬的美德，但不是義務。
更何況，柏楊若要抱怨艾玫的寡情，那他怎麼跟前面的三位太太解釋？尤其是棄齊永培娶倪明華，根本是因為一個漂亮美眉崇拜自己的才情，就不顧人家是比你小二十歲的女學生，不顧家有在落魄時嫁給你的妻子與兩個兒子！
自己可以見色忘偶、另結新歡，別人在大難來時掉頭不顧，又有啥好說的？
就這一點來說，李敖對於女友「小蕾」在入獄後離去，倒顯得釋懷得多（當然，李敖在大學時曾為初戀告吹自殺過一次）。不過李敖赤裸裸的大男人主義，以及老而彌烈的「蘿莉控」傾向，實在也是令人作三日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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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出獄之後的柏楊與李敖，似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徑：但其實卻是「同途殊歸」。
入獄前其實就並沒有「批評君王」的柏楊，出獄之後其實還是沒有對任何「當今領袖」（不管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作過直接的抨擊。而從他接受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與總統府資政的聘書，也可以看出，柏老並沒有跟統治體制誓不兩立的打算。誇張一點說，當柏楊因言賈禍身限囹圄八年，出獄之後所作的，也就是在享受社會對他的致敬，作為那一段被冤枉被迫害的補償。
而在蔣經國後期開始到今天，臺灣政壇早就不可能再出現當年那種隨便逮人坐牢、隨便查禁言論的時代。但是新的問題是政府的統治術愈來愈高明，挾著胡蘿蔔來操縱媒體；民主政治愈來愈變成金權的遊戲……對於這些新的「人權之敵」，柏楊的領會與對抗，都太少太少。這卅年來，先有黨外/民進黨的對抗國民黨，後有泛藍質疑阿扁的詐術連任，紅衫軍的反貪腐……對於這些新的政治運動，柏老發表過多少意見呢？表示過多少贊成或反對呢？答案是都很少很少（他反而還幫威京小沈寫了一篇大稱大讚的文章，現在還刻在京華城門口）。
「為蒼生說人話」，柏楊算是某一程度作到了（當然這已經比很多他的同輩要高明）；但是「不為君王唱讚歌」？當年的柏楊不是，晚年的柏楊仍然不算是。
而花費十年寫成的《柏楊版資治通鑑》，固然有促進一般讀者對歷史興趣的貢獻，但實在是談不到學術水準：全篇幾乎都是present-minded掛帥，搭配他在獄中提出的「醬缸」理論，結論千篇一律就是中國人不懂民主自由。問
題是歷史中許多的醜惡是不是真的是「中國人」的問題？還是人性的醜惡面？把古代君王的名字硬翻成現代的姓名，把古代的官職強行比附成現代的官職，這樣是不
是妥當？甚至在裏面夾帶一堆野史傳說（例如引用小說，把漢成帝寫成「精洩如泉而亡」，活像是金瓶梅裡的西門慶），其實都是非常欠妥。
如果要給個酷評，那麼我們可以說：柏楊對中國歷史的了解程度，基本上就是位五四時代的憤青：強烈歌詠「德先生」「賽先生」，但是到底德先生賽先生長啥樣子，其實是一知半解。而他自己對於當成被君王執禮的「國之大老」，也是卻之不恭：這個角色，其實也是不大符合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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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李敖出獄之後，卻是比當年更加尖銳，更是直接地反國民黨、反蔣家。到最後愈玩愈大，甚至自己還跳下來當了一任立委。
就歷史學的底子來說，李敖比柏楊好太多：但是李敖因為對國民黨有太深的仇恨，使得他的許多論述完全違反了史學界的基本ABC規範：例
如他抓住一句蔣中正說過的「中華民國滅亡了」，就十多年來樂此不疲地強調中華民國是偽政府；例如他那本號稱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從頭到尾老蔣整
輩子沒作過任何一件好事……在證據選擇上，「李大師」幾乎是只要不利於蔣氏父子的史料，就二話不說加以大肆宣揚，不考慮這些說法是不是「孤證」的問題。
而在投入電視節目主持後，李敖更明顯的問題就是「一魚多吃」：即使博學如他，也不能承受帶狀節目的消耗，因此同樣的話在文星時代寫過，出獄後在黨外雜誌與「千秋評論」寫過，在「笑傲江湖」「李敖大哥大」講過，在回憶錄裏提過，在立法院質詢台上用過，現在還在鳳凰衛視說給大陸人聽……李敖自己也承認，他是「既當馬克斯又作恩格斯」，很早就深諳賺錢的重要性，也充分利用大部分讀者或媒體記者「少讀書」的習慣來「舊飯重炒」，絲毫不在乎有無黑心商品的嫌疑。
更
甚至於李敖在參與黨外人士反國民黨活動之外，隨著他主持電視節目，愈來愈實際參與政治：但是在政壇上的表現，「李總統候選人」或是「李立委」，都是製造花
邊多於實際建樹，甚至於有一些外人看來很難不起疑箇中內情的行為：例如他對宋楚瑜、李慶華幾乎無條件的力捧，對這些人的政敵不遺餘力的抨擊。甚至於在他登上鳳凰衛視之後，對中共政權的百般「溫情與敬意」（也因此讓他在大陸成為流行教主，名利雙收），實在很難讓人想像，這到底是那個對蔣家、對國民黨用最嚴厲規格批評檢視的李敖，還是另一個現代版的郭沫若？
某一個程度來說，李敖還真是「聖之時者」：他非常知道這年頭沒什麼人還關心救國救民，非常知道在當今這個年代要如何「玩」政治、「玩」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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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當年蔣家政府的文字獄，徹底改變了柏楊與李敖的一生。出獄之後的兩人，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只是柏楊選擇不跟直接與政府作對，鮮少觸及尖銳的現世問
題，安於在「人權前輩」「國之大老」的頌揚中終老；李敖則把造反的層級化暗為明，變成用一輩子的力量去攻擊、詆毀兩蔣與國民黨，甚至於不惜違背自己的史學
訓練。柏楊出獄之後靠著「明哲保身」來處世，李敖則是靠著「譁眾取寵」來過活。雖然說兩人的表現似乎大大不同，但是細究之下卻可以說，兩位老先生其實終身都活在當初黑牢的陰影之下，一輩子都沒走出悲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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