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之三角習題
在拙文從維多利亞時代到維多利亞的秘密（上）的討論欄中，網友Dark針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state-guided capitalism)寫了頗長的一篇回應。我的看法與之大同小異。該文所涉及的範圍層面相當廣，我本來逐點寫的回應文也跟著越拉越長。後來覺得以長度與議題內容而言，不妨乾脆獨立成篇，雖然這也是我「東看西看的閱讀綜合心得」。
近代歐洲
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是信用，而信用有賴於法律的保障。商人同時需要獨立公平的司法制度與能夠適應日趨複雜化的經濟活動之立法。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ie）對於後者的介入等於是削弱君主與貴族的權力。難怪這類發展會先出現在威尼斯。
近代許多歐洲國王既要要維持排場，又三不五時要打仗，但其國家規模又不像中國那樣能夠從廣大農民階級徵到夠多的人力物力來壓 垮對手，所以難免挑商人下手猛挖錢。既然要雞持續下金蛋，聰明的養雞者與雞就得保持共生關係，所以國家必需提供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條件，包括法律制度上的。
因商業而發達的管理體系與法治體系造就出一批新式菁英，他們逐漸取代教士在權力地圖上的份量（另外，宗教改革、王權與教權鬥爭亦是重要因素）。另一 方面，當商業累積資本的速度大於貴族所恃之土地收益積累（如果不是揮霍無度、入不敷出的話），財力的天平漸向商人傾斜。由之發展出來的布爾喬亞階級或透過 革命或逐步改造的手段改變了國家的權力結構，成了國家的主導者（至少是其中一）。
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後來使之更上層樓的工業革命，需要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在中世紀，教會是知識的大本營，但也是知識的控制 者。走出中世紀的教會在權力逐漸縮小的同時，也越來越難維持其在知識領域的唯我獨尊式之權威。代教會而起的政治勢力並非一統的帝國，而是像中國春秋戰國時 代般的群雄並起。如同東周時代的百家爭鳴那樣地，歐洲政治的多元性有利於思想、知識的多元發展。同時，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態勢下，知識技術的發展創新總是 會得到統治者的鼓勵。歐洲知識體系不像在唐代以後的中國那樣與官僚體系共築，其知識擁有者的流動主要是水平方向的、而非單純垂直式的階層升降。知識的傳播 路徑亦然。這除了取決於知識擁有者的流動方式之外，也與貿易發達相輔相成的交通（尤其海運）發達有關。
中國
中國體系至少從北宋開始，就不利於這種發展（王安石變法之失敗主因在此，而非其個人因素）；而明清時代的體制尤然：強調穩定而忽視合理性、重視道德甚於注重法治、倡讀經書而貶抑其它，簡言之，從下層管理運作方式到上層的政治經濟思想與國家典章制度都不利於商業的擴張。
富可敵國的商人乃皇權所難容，再加上貨幣體系、信用制度不夠發達（這與法律、政治、社會制度有關），全國性的巨賈難以出現。另一面，小農經濟則保障 了皇帝的集權統治，而帝國境內分成許許多多方圓二、三十公里的自給自足經濟圈。皇帝直接向農民抽稅，而累積的資本足以為提供震懾帝國以外的勢力所需。
社會上升的主要管道在於科舉，此體系培養並吸納了多數的菁英，他們成為菁英的過程也是內化帝國意識型態的過程，成為統治菁英後，根本不可能脫離體系另謀更富貴的出路。總而言之，整個體系的著眼在於穩定而非發展。
這個體系到了十九世紀因人口的增加而變得很難維繫，以致於內亂頻起。若無西方勢力的介入，清帝國也許會走上唐帝國的老路子，在農民革命的打擊下瓦 解。西方勢力的入侵使清帝國經濟惡化得更快；不過，真正刺激帝國改革的因素在於軍事上的一再挫敗。清帝國末年的改革最終走到了廢除科舉這種層面，但在時機 上不足以應付內外兩面接踵而來的挑戰，在深度上又改變不了基層的構造。
清帝國垮台後，中國在內亂、戰爭、威權統治、極權統治等狀況下，雖然在現代國家建制上有些進展，但事後來看，在1911-1980這段期間，可能反而比在清末更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少，日本明治維新是個君主立憲制的成功案例）。
當代台灣
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經濟基本上是在國家（殖民統治當局）與（日本）財閥主導的雙重路線下發展。在這段時期內，除了少數幾個大家族之外，台灣人（當時 官方稱之為「本島人」）工商經營的規模並不大。但對台灣資本主義發達而言，最重要的是，日本統治改造了整個社會，導入了相當深層的現代化，在法治等層面鋪 下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沃壤。
戰後初年，前一時期的累積成果遭到巨大破壞，經濟掠奪與二二八屠殺為其著者。1950年代的經濟政策要務為收拾戰後初年的爛攤子、應付突然增加的近 兩百萬人口的需求問題、累積軍事所需（包括「反攻大陸」）的資本。由於戰後初期的削弱、統制經濟的框線（關鍵性產業多被納為黨國所有），此時資本主義發展 的主導者是國家。不過，在政策的擬定上，美國政府所派來台灣的顧問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美國顧問是跟著美援來的。美國資金、物資的挹注（國民黨後來好講其 「黃金傳說」，而很少提真正在數量上有意義的美援）以及台灣的農業生產成為資本累積的重要基礎（或說犧牲農業利益來成就工商業）。由於資本累積以及嚴格的 外匯控管，日本時代留下內需型輕工業得以進一步發展。
從1960年代開始的出口導向政策使台灣經濟在貿易與技術上，發展成以美、日為中心的衛星國，而成為分工體系之一員。美國對台灣經濟政策的指導棋有 利於私業的發展，而日本技術引進與台日貿易則有利於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切入，輕工業為主的走向則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三項因素的結合使台灣經濟在 政府主導路線之外發展出另一軌道。台灣後來的富裕主要是數百萬人在這條軌道上打拼出來的，勤勞、彈性、務實靈活的資源調度（儲蓄、互助會、小額投資、對子 女教育的付出）使台灣中小企業賺取越來越多的外匯而造就所謂的台灣奇蹟。所謂「大有為」的政府由於權力分配、意識型態、官僚組織等因素，通常只能笨拙地在 活動力十足、變化多端的中小企業後面跟著跑。
國家主導的路線並未因中小企業崛起被削弱。關鍵性產業（電力、石油、交通等）仍握在黨國控制中，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勢力並未能取得相對的政治 影響力（因為國會不改選、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以致於很難使力讓法律體系配合經濟社會變遷的需要（1929年在中國制訂的民法帶到台灣來後，到了1980 年代初才做第一次修正）。由於銀行體系也被政府牢牢掌握，中小企業常無法自銀行正常借貸到擴張所需的資金。直接受惠於黨國經濟掌控的私業幾乎都與統制集團 有密切或良好的關係（在水泥、紡織、媒體等業很容易找到例子）。
以上的狀況大概維持到1980年代末。在1980年代中葉，來自美國與國內中產階級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採更自由化的經濟路 線。自此展開的大洗牌又因國際政治結構改變而延續到1990年前期。一些大企業（尤其是在恩庇侍從體系中的那些）於此時開始向升級為財團的道路邁進，其中 有些還受益於此時期展開的公營事業之民營化或停止壟斷。至此極盛的中小企業內受財團勢力競爭、外受中國吸引，出現消長相抵的情形。此外，股市的發達而造就 了一批大型上市公司，它們與具有壟斷潛力的財團一樣，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擴及政治領域。
本即易因官僚體系特性而流於遲滯的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路線至此走入一個雙重困局。對內，國家手上所掌握的牌越來越少。一方面 因為公有事業的民營化，另一方面因為管制措施逐漸取消，國家所能掌控的工具範圍向以貨幣與租稅為中心的領域後退。對外，冷戰四十年的國際經濟結構整個重組 且持續變遷，復加以技術變革加速，有效、長期經濟發展政策的制訂難度比從前高出許多。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 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而今天常聽到的「（扁）政府無能」的口號口水源於誤（或不）讀歷史與誤判 情勢，源於誤信國家主導式的資本主義依然是萬靈丹，而渾然不見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下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國家失能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國家與政府能夠或 必須自經濟領域退出。
延伸閱讀：
- Dark, 對〈從維多利亞時代到維多利亞的秘密（上）〉之回應
- The Economist, Capitalism - America still wears the cr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