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恐懼

by 老樂

來到西方價值觀所主導的澳大利亞十餘年，最大的感慨是人所享受的自由以及所受到的尊重。行事說話在不違反道德與法律的情形下可以無所顧忌；普通民眾不可以 冒犯普通民眾，卻可以冒犯政治家；誰當總統民眾說了算；全國沒有戶口、檔案（罪犯除外）、身份證（駕照代身份證），民眾可隨意遷徙；任何不中意的事情你都 可以說「不！」而不必害怕得罪人；警察上門詢事，未經主人許可不得進門；凡遇冤假錯案，國家賠償動輒上百萬。這個國家給人的整體感覺是：不是人民怕政府， 而是政府怕人民。今年春節，當地議員給我和我太太及家人發來賀卡，祝我們生活幸福（本人僅是一介草民，不是在場合裡走動亮相之人）；每次中國新年的遊園活 動，澳洲警察現場執勤只是象徵性地把空槍套掛在皮帶上，不插槍，避免給遊園民眾造成恐懼感，「以人為本」就是這樣地踐之以行......不悉國外政情、社 情、民情的人常常說國外的民主自由是抽象的、是虛偽的。這是信口開河、拷貝黨語。不知者出此言是無知，知者出此言是抹黑。也有些中國來的人物，生活在不壓 抑的社會環境中，卻懷戀著壓抑的專制社會，立場堅定地歌頌中國的專制黨，他們一邊歌頌著，一邊卻又賴在此間不回國，實在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將二者之高下判 得個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上述贅言未切題，目的只想鋪個背景，對比下面要講的主題：
一九八三年，我工作的機關組織了一次專家考察，題目是葛洲壩及沿途重要支流，我的任務是辦理一行人的食宿交通，因為工作得當，考察者甚滿意。一次，領隊的 李局長在大寧河大昌鎮吃飯時問我：「小樂，我真是不明白，你這麼好個小夥子，怎麼就不入黨？」我笑著說：「台灣搞不搞國民黨函授，如果搞，我去入國民 黨。」李局長聽罷，眼鏡差點跌到地下，立馬抬頭環顧幾桌專家（八十年代初說話還得小心，特別是機關環境），然後拿食指戳著我罵道：「小樂啊小樂，你這個死 膽膽，你狗日的不怕犯錯誤？你狗日的還去入那個啥？什麼什麼國民黨！你狗日的吃了豹子膽！」其實，不是我膽子大，而是李局長膽子小，他是副縣級幹部，隨時 隨地都要考慮政治影響，他罵我是不得已的事，不是真罵，是應付專家，這個我看得出，所以不往心上去。（一點續接：我剛工作時，李局長也剛從基層調上來，臨 時住辦公樓的盡頭兩房。某日，我在辦公室加夜班，聽到他與正讀大學的兒子對話，父：「李志啊，你要有上進心，要入黨喲。」兒：「我不入黨！」父：「你為啥 不入黨？」兒：「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父慍怒的聲音：「 對政治不感興趣！對政治不感興趣！我跟你講，你讀了幾本書不要以為自己就有本事了，你不找政治，政治要來找你！記住我今天跟你說的話！」一九八九年「六 四」之後，李志因一次非政治事件下了政治大獄。當地一位頗有名望的老書法家對我講：「李局長有一次在我面前說起兒子時老淚縱橫，說『老子革命幾十年，最後 兒子反倒進了共產黨的監獄。』」書法家言畢不勝唏噓）。
「六四」時，家中無電視，都是跑到朋友家去看報導。某日在極好的朋友家看，看到李鵬穿起灰色中山裝在電視前宣佈戒嚴令時殺氣騰騰的模樣，朋友不經意地評價 了一句，他身邊那從不發火，極有修養的老父突地勃然大怒：「你給老子閉嘴，你咯老子敢說這種話，你有幾個腦袋，嗯？你有幾個腦袋來砍？嗯？你個龜兒子閉起 你的臭嘴巴！」此事對我震動極大，因為他兒說的話並不過分（原話已記不詳），而我與他父親是釣友，兩家關係極好。可見，中國政治運動「過來人」的心裡都有 一道恐怖底線不可踰越。
「六四」翌日，單位開會，每人對「六四」表態。我最看不慣共產黨大事小事都來個「人人表態」，現在的天安門廣場，人也殺了，場也清了，你共產黨本來就不在 理，憑著拳頭硬，贏了，你厲害，你自己就沉默著算了吧，可還不肯罷休，還要來個高調「人人表態」。在會上，我忍無可忍與黨支部書記直接論戰，我從「四五運 動」扯到「六四暴亂」，不斷地提問，一步一步設起圈套讓她鑽，最後她自己的結論落在了：共產黨總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她回過神來後連連說：「上當了！上當 了！」當日午後，單位的盧姐十分緊張地跑去我家對我太太講了事情經過，要我太太管住我，還說：「現在是啥子時候喲，還敢說這種話。」倒是我太太並不緊張， 她知道我不是大膽狂徒，只是情緒發洩而已。（需要說明的是，該黨支部書記不是惡人，是我朋友。我出國前請為數不多的朋友吃飯時她與夫亦到席）。

一九九二年，我去外地考察，順道去看望一位單身出獄文友。到達時已逾晚十點，我敲了他房門，他開門的情形讓我大驚：他見了我後打了招呼，然後四下探望，把 我讓進屋了，依然站在門後，似在聽外邊動靜。回凳落坐後依然侷促不安，面無血色，老覺得我的身後跟了人，老覺得門外有人偷聽，整個精神全垮了，說話也有氣 無力。望著他那倉白如紙的憔悴臉頰以及眼光裡的恐懼，再想想他此前寫的幽默作品，我的心禁不住打寒顫。許久之後又從朋友處得知，他大部分的工資都用在抓草 藥調理身體上了。
一九九三年夏，我因私去深圳，找了公安的老朋友辦特通證。這位朋友毫不遲疑地告訴我：「你辦特通證可能不行。」我說：「為啥？」他說：「（某科）有你的檔 案。」我心裡一緊，但依然不動聲色，我說：「我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憑啥某科有我的檔案？」他說：「你平時說的啥話，自己明白嘛。但你還不算內控人 員。」我明白了。旋即轉身找另一位社會上「跳號」的朋友幫我辦了特通證。我不抱怨這位公安朋友，他要在那個圈子混飯吃，這種麻煩自然會儘量避免，不然以後 公安內部整風如何交待？
「六四」許多年之後，我去一在企業界工作的朋友家吃飯，女主人（一位賢惠的，溫文的，從不過問政治的單純少婦）拿出一本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 幹部時的講話》單行本，說：「看嘛，看嘛，這是我專門為童童保留的，我等他長大了給他看，看看參加政治的下場，堅決不要他搞政治，寧願討飯都不要搞政治。 啥不搞秋後算賬喲，假得很！不狠起算！我們是窮人，給他留不下財產，就給他留這個財產，一輩子都安全。」說完，將單行本像鈔票一樣地在攤開的巴掌上啪啪拍 噠兩下，走進內室。
當然，還有比上述種種恐懼更厲害的，那叫中國式恐怖，是絕然不同的版本。已由或將由其經歷者書寫之。來到自由民主國家，回頭梳理過去的日子，看看蘇聯的大 清洗和克格勃的鐵腕統治，再看看中國還在頑固地走從前蘇聯的老路，且越走越有一套新經驗，越走越有一套新說詞，越走越有過之而無不及，心裡就為國家惋惜， 為良心知識分子及弱勢群體捏把汗。什麼時候才能世界大同呢？

（2008，2，23日，老樂搗於澳洲。文章所涉人名均作了偽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