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 與 孫中山

by 徐弘毅 2007/09/04

本來，天災人禍是人間常事，然而一旦落到自己頭上，我就難以相信，是真的！我和一群人困在一個黑死病的城裡，對外封閉。外界常傳來熱情鼓勵或責罵的聲音，可是，在我聽來，都是空洞的話，現在，我和喜歡或討厭的人都是一鍋煮；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根本無法解決這個大問題，鼠疫，這黑死病，在城中蔓延，每天都有人病倒，隔天又有幾條人命走了，屍體掩埋的大坑就在城外不遠處，就算走進教堂也還聞得到屍臭。



可是，我總不能一直垂著腦袋走路；天空這麼藍，我靠著一個躺椅休息，靈魂，被舒適的風吹得飄起來，脫離沉重的身體，飛到了遠方，尋找答案。



1961年的夏天，彭明敏教授獲選為台大政治系主任，國民黨獨裁政體，顯現了對他的信任，可是他並不感到開心，他很猶豫。他一走出教室，我就追上去。

「彭教授！可以請教你幾個問題嗎？我已經聽你的課很久很久了。」

他回頭看我，面露擔心，不是因為他自己的處境，而是我，我看起來必定非常蒼白虛弱，也許我也已經染上黑死病了。

「你是學生嗎？」

「不是，我曾經是…記者，曾經是。」從戒嚴到解嚴之後，許久，記者仍舊是在為國民黨服務的特務，這件事早已發生，因為這件事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死，會有千千萬萬的見證人從內心深處證實，我所說的話是真的。



他沒有拒絕我的意思，只是擔心地問：「你要不要坐下來喝點什麼？」

我確實很疲倦，我的問題不只一個，我最好坐下來，慢慢談。



「彭教授，我不敢相信，我被充滿野心的人利用。難道政黨、大學以及幫助我的人們，也都只是處心積慮要利用我？一切，都是虛偽、謊言、神話？」我說。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不是嗎？你只是要作心理準備，去接受它而已。這裡也一樣，雖然到處都有反共標語，其實，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因為人有理性，會知道什麼是真實的。蔣介石說他台灣的政府代表中國，大家都認為這是荒唐的，蔣介石說他擁有新疆、外蒙古和西藏，你也感到荒謬不是嗎？很多人每次聽到蔣介石說沖繩和琉球群島也是他的，他們表面上不敢笑，肚子都笑到痛死。



獨裁者可以做不切實際的宣稱，說他代表全部的人類和自由的意志，可是存在於我們靈魂深處的良知會反駁，扭曲事實，破壞公平正義，違背人權，這是嚴肅的問題啊！」彭明敏說。



「遵循真理，傳達真實，主持正義，是我的初衷，但是，我沒辦法說服人們一起向虛偽、神話做戰，誰能跟虛偽的瘟疫談判呢？市長、議長或學者，他們本身就是黑死病傳遞者，他們在市中心佈道，聆聽的大眾就這樣染上的黑死病。他們的腦袋是鼠疫病毒的天堂，雖然腦細胞已經完全被分解成乳酸了，可是，就算ㄧ顆頭的內部只剩養樂多，只要學歷文憑還在，他就能緊抓住權杖發號施令，這究竟是上帝的恩賜還是撒旦的淘氣呢？」我很苦惱，這個苦惱甚至比死亡更令人食不下嚥。」我說。



「在愚昧與獨裁之下，誰都不會好過，當官方對我愈表示信任時，正是我心裡對於整個政局的疑慮愈加深之時。獨裁組織裡面，想法似乎也分裂著，他們當中有些年老的人，變得愈來愈反動，另外的則變得較開明，試圖使台灣社會發展成能容納各種份子的進步社會。」彭明敏說。



「在威權體制下，雖然沒有人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國民黨政府，如果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立場和政策，幻想必定會與現實相遇；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這樣看來，『台灣獨立』就是絕對必要的事，不是嗎？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管理制度」彭明敏說。



「進步需要等待，只是，這些沒完沒了的日子所引起的疲倦，令人疲倦；最危險的後果，不是黑死病人對外界動態或對別人的喜怒哀樂漠不關心，而是在於我們那種放任自流、漫不經心的態度，使得未來毫無希望。我後來就有一種傾象：凡是並非絕對必要的事，凡是在我看來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我都懶得去做。」這就是我疲憊的來源。



「但有很多人認為，使人們團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徑，仍然是把鼠疫(神話)帶到他們中間去；人人都企圖使大家跟自己站在一起，互取利益互相壯膽，為此，他們製造假消息，說物價大漲薪水不漲，掩蓋經濟成長的真實；又堅持佛光山等宗教團體，過去從獨裁者手中拿了錢，不需要為任何百姓的苦難負責，而現在因為無法繼續A錢而大肆批評國防、外交。總之，黑死病，使不甘孤獨的人成為獨裁者的同謀者，而且是一個樂此不疲的同謀者。

我看見城內的長官與教授，用興奮的眼神讚許獨裁者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迷信獨裁者，莫名奇妙的恐懼「言論自由」，易於衝動的脾氣壓抑「專業意見」，政治受難者冤屈的抗辯轉為沉默。」我說。

「很多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因為我跟他們並不是命運共同體，就像台灣與中國從來沒有共同的歷史，你所經歷的，是與獨裁者是完全不同的體認，結果便發展出與他們不同的性格和認同，當務之急是，如何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彭明敏說。



「黑死病蔓延，其中一種瘟疫就是過客心態，人們內心恐懼又空虛，他們揮金如土，成天追尋愛情、看A片，就是為了迴避面對命運這個問題，我怎麼開口說話呢？」

「對於瘟疫患者而言，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為神聖不可侵犯，可是，難道就因此不應該去打擾這些人的睡眠，連打針救他們也不行？」，彭明敏問。

「當人適應了種種不幸，放棄去謀求改善，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處境』本身還要糟。以我的觀察，這座城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憂傷痛悔的心，上帝也不能輕看。」彭明敏說。

我們道別，走向各自的人生路，我的內心很亂，命運共同體、切合實際的管理制度，像永遠記不起來的單字。這些翠綠透光的草真好看，不久之後，國民黨特務會把它染紅，年輕學者陳文成教授會躺在這裡，那是1981年的事，我的靈魂在時空中遊蕩，醒的時候，天空暗了，我還在黑死病蔓延的城中。



黑死病，使得夜店的生意特別好，雖然很多人抱怨各種東西都在漲價，但人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揮金如土，這樣毫無顧忌地去追求，徹夜的狂歡，這樣公開欣賞廉價報紙上的走光照。到處都有潛在的黑死病帶原者，道聽塗說的生活，可能讓人致命，但這並不會改變這群人聚在一起，大吃一頓的喜好，因為他們天性喜好傳播，傳播八卦、糗事、唱衰，任何能夠引起注意的話題他們都樂於提供，添油加醋的本事，常常讓黑的變成白的，這又造成更多人受感染；病人應該被隔離，可是誰都知道，隔離是不太可能的事。對我來說，在這個圈子裡，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 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如何去活在包含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紀錄是在批判現狀，然而我只是被獨裁者的瘟疫逼迫，去理解這一切事實，「任何一個覺醒的人，必須習慣於生活在，工作的孤獨之中。」



城中的人，會參加宗教儀式般的，專業訓練課程，宣傳社會光明、良善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可是又常常引經據典證明，子虛烏有的經濟崩潰、民粹式地把獨裁的名詞往奮鬥者身上堆，同時又過著極端不道德的私生活，譬如威脅富商、要求賄賂、耍特權。這些互相矛盾的事情可以並行不悖的主因是，「迷信」這個麻藥，他們迷信各種欺騙自我的預言，春天的時候，人們已經期待鼠疫過不了多久就會結束，沒有一個人想過要問一下別人，這種疫病還要拖多久? 每天總有劈腿浪漫的故事流傳，卻沒有人認真去思考存在於文化中的黑死病，是否來自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是否有疫苗？該發展什麼樣的社區衛生與隔離措施？



有人說，這一切的主因就在於宗教本身，?氏獨裁者的身教說明，我們仰望的聖者孫中山，是錯誤的崇拜? 我的書架上還有他的著作，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苦讀他的思想，以換取逃離家庭的解脫，沒想到家庭之外，是一個被封死的鼠疫之城。



我在桌燈下沉沉地入睡，進入記憶最深處，循著地圖的指示，我的思緒回到1919年秋天，一位沉思者獨自坐在桌燈下，他是孫中山。我敲門，自我介紹：「孫先生，我是馬君武校長的學生。」

「請進！」

我推門進入，他和藹地微笑，人在絕望的時候，微笑是很不容易，他最重視的憲法，先是被袁世凱毀了一大半，後來段祺瑞和張勛又廢掉國會，這下全完了。他的家鄉廣州軍閥，雖賣了面子，說會為他護法，結果只是利用他的名望，換取更大的權力而已。生不逢時，理想不能實現，只好窩在這裡寫投資計畫《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就是實業計畫，看是否能東山再起。



「馬校長要我替您，校對文稿」我說。

「不忙，我也要休息一下」，孫中山說，他替我倒杯水。

「總理，你以博愛的精神，想救那些在專制統治下沒有人權的百姓，但是，這個時代，誰聽得下你說的道理呢？這世界已經被獨裁思想的人綑住了。」我說。



「獨裁者，他們也得面對現實，他們想把國家和人民變成他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便會一天覺悟一天，知道要反抗。我到處勸人讀書，因為我知道人類的知識發達，就會產生大覺悟，好比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獨立」孫中山說。



「你手按著《聖經》在軍閥面前發誓，要把憲法當成比自己性命更寶貴的事物，他們卻充耳不聞，找一堆理由實施軍事戒嚴，用槍桿對付百姓。」我說。

「出埃及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才提出民權主義教育他們，好縮短戰爭時間。我想世界的潮流就是要尊重人民自己的權力，將來無論怎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孫中山說。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與無知造成的，那些獨裁者總是吹捧民主，卻不遵守法治，隨自己的高興賞賜與逞罰，社會在他們的強制管理下，變得毫無進展；然而，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跟有意識的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獨裁者的隨從、黨羽跟著獨裁者一起作惡，他們很多只是愚忠。」我說。



「不論誰說他是民主，我們都要看清楚他怎麼執行，民權的真正義意是實行普選制度，人民有創制、複決權，還要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你的自由。」孫中山說。



「我聽說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你在爭權奪利的世界退讓，在挫折的時候寫理論，並且打算為民主理念而死，然而，圍繞在你身邊的軍人與多數中國的軍閥，只要讀書人的意見稍微與他們不同，他們就派刺客暗殺，宋教仁、陳文成就是例子；只要利益稍有衝突，他們就詆毀抹黑對方，他們從百姓身上剝削金錢，轉到自己的政黨組織，又轉到自己的私人口袋，最後抱著永遠也用不完的金錢而死。

你手下的國民黨員，拿著『武昌革命』這個神話催眠百姓，說滿清帝國是他們推翻的，來虛漲自己，事實上，那時全中國已經軍閥割據，所有的軍閥都持續擁兵自重，擴張權力。倒是大軍閥袁世凱，藉著這個神話，立起另一個神話，說他是中興會的支持者，又說他是同盟會的成員，請您去當門面招牌，隨即自行稱帝，將來，蔣介石恐怕也都是神話創造者，沒完沒了的神話謊言，不過，認清現實，這件事讓人非常痛苦。」我說。



「雖然現實有重重困難，但，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我的信仰是，我要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我相信，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對於你說的軍閥與社會心理，我處理的方法就是，帶著犧牲的精神努力協調，並沒有想求官，只是想能不能為民主發展，做成一件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什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群眾的，做成了什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

不論那些人的野心如何，我要把實業計畫寫出來，這是委外投資計畫的一個示範，他們現在不懂，將來總會學習，我要把三民主義教育清楚，透過這些教材幫助人們脫離奴隸的觀念，才能免去被那些野心家控制的命運，只要我這一生從頭至尾，徹底做完，這就是成功，便是大事。你的思考很有道理，這也是我說的，改革的人 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的知識、才學，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我做不完整的地方，由你們接棒去做。」孫中山說。



「不只是生活周遭的人是獨裁者，我想國際社會也是一樣不懂正義，每天都有人死亡，對於獨裁瘟疫所帶來的死亡，人們只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掩埋屍體，在封閉的世界裡，誰能在乎別人的死活呢？」我說。



「在瘟疫橫行的時候，城封閉了，城內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得瘟疫死亡，這就是說，這座城的人是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也要體認世界大同的道理，就像巴爾幹半島的問題造成歐洲各國大戰，中國的問題沒解決，將來也會造成美國中國的大戰。任何一個地區的民權、民生、民族的權力沒有受到保障，都會造成其他地區的不幸，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打算用這個道理說服美國人提供資金投資中國，籌措足夠資金後，就可以拼政績，給百姓帶來福利，這樣就可以累積改革的民意基礎，」孫中山說。



「您的計畫是什麼呢?」我問。

「港口建設、鐵路、道路建設、治河道、設電報、電話線路及無線電、採礦業、建造森林 …」他如數家珍，眼睛閃爍興奮的光芒，我看到一個邪惡難以妥協的世界就在眼前，他奮力揮刀，似乎沒有什麼擋得住那堅強的意志。



當夢境的對話消失，我的意識回到現實，耳邊又聽到獨裁者高舉孫中山的肖像，鼓動信徒跟隨他們全力毀憲、攻擊公民投票、毀謗交通建設，他們搖起勝利的旗幟，邀請我加入，這世上再也沒有這麼諷刺的事情，自詡為孫中山的繼承人卻背叛他的理想，這群老鼠就是黑死病的病源，牠們的真名是「名利慾望」。



死到臨頭，並不會讓人覺醒生命的意義，反倒是有許多人，更熱衷於追求權力、金錢、美色與名聲，因為這些事物可以讓他們忘記自己的軟弱，或者他們以為，無能的秘密也會順帶被遮掩掉，他們似乎認為擁有好的名聲，偷竊的時候就可以走大門，ㄧ旦遇到警察還可以質問他們：你知道我是誰嗎？然而，無形的壓力並沒有消失，慾望、不切實際的幻想、名不符實的能力，形成強大心理壓力，不斷的加重在只靠貴人、人脈關係生存的人身上。



當名利與慾望結合，就會衍生出無數難以治療的傳染病，通稱「奴性─獨裁」的病毒，這種病從長官傳播到屬下、從工作場所傳染到家庭，又從父母垂直感染給小孩，無辜的小孩到了學校，再次被學校教育強化毒性，於是，人人都顯得獨裁，人人都無法溝通，人人都發脾氣，人人都空虛難受，這一切都說明連最基本的家庭價值也被鼠疫奪去生命。儘管眼前有著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色，可是看來我們城裡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但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



這座城的黑死病，有悠久的歷史，因為太久了，它幾乎變成一種嫦娥奔月的神話，好像我們生來就必須封城，我們必須相信蔣介石與宋美齡無論殺多少人都是慈悲，我們必須承認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國或其他人的，我們必須順服國民黨與那些共生團體威權，我們必須相信佛光山與陳長文不須為任何下層百姓負責，我們必須相信根本不會寫新聞也看不懂憲法的教授是專家，我們必須相信沒有穿衣服的國王身上有衣服。雖然我們生來就是不能避免與老鼠共存，但這不代表我們生來就是為了被鼠疫殺死，在這座黑死病的城裡，最先產生批判性思考的醫生，他是彭明敏教授。



回到居住的巷弄，冷冰冰的建築讓我想到獄中的彭明敏教授，1964年的中秋節，他和謝聰敏和魏廷朝因為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國民黨政府判刑八年，1965年底國民黨特赦彭明敏，他開始過著被軟禁的生活。我閉起眼睛就能想像軟禁的意義，我正漫步在這種雲端裡，「挑戰獨裁者之後，同事就不敢來說話了，更別想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就連以前的指導教授也不會承認和這個叛徒有什麼瓜葛，家族更是徹底感到失望。」



「彭教授，你說蔣介石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的神話，也等於是一個巨大的騙局，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的『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

我生活的城中，也發生一樣的荒謬神話，國民黨特務，主張他們代表新聞專業，這個神話，使他們可以維持多重機構，一是所謂的『學界』，所有考核、學習的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特務系統；另一個是『官界』，他們組織違憲機構或基金會組織，獎勵或懲罰不符合獨裁者利益的人才。

最後是附屬的『產業界』，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但是因為整個管理系統仍舊來自黨化教育成功的人，他們的知識不足，看不懂獨立思考的文章，造成有實力的專業人才被抹黑成無能之輩，整個輿論由具備國民黨特務思想的人主導，這讓『公民投票』之類的議題，永遠無法成為頭版頭條或社論焦點，他們稱之為言論自由，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騙局。」我說。



「在許多國家裡，有很多無助的群眾，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受著經濟和政治的剝削。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觀察力、有思考力、有表達力的優異份子，便有責任使群眾覺醒，使他們了解其權利所在，鼓勵他們行使這個權利，要求改進。」彭明敏說。



「就如您曾說過的，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的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裨使逃難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特務們所說的新聞專業團隊，不論是產官學界，都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依據送禮、人情、與性滿足挑選出來的。新聞與傳播教科書所要求的報導真實、維護憲法與人民權利，充實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與化學等各類知識的要求，早就被那些特務所廢止，因為這會戳破新聞專業的神話。

目前新聞研究所入學考核標準與各大媒體任用標準，都是為了讓既得利益者，可以無限期地把持輿論的權柄；新聞學考試，基本上就是另一種三民主義考試，那些教授與媒體主管根本無法寫一篇有國際水準的論文，也寫不出卡?水準的文章，他們對自己的無能非常清楚，因此全力斷絕有潛力的人的經濟後盾，故意壓低我們的社會地位，用各種技術關卡，阻礙我們到研究所進修，他們要當萬年無冕王」。我說



「獨裁者，總是會製造各種藉口來達成，目的。曾經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唯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民智因而閉塞，方便獨裁者的統治」彭明敏說。



「你指出，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數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須要長期的『政治訓導』。』在我的城裡，媒體統治權，也是把持在政大或黨政關係良好的人手上，他們辯解說，我們專業能力不足，沒有拿到國外的博士學位，需要長期受他們的訓練，實際上，他們的外語、閩南語、客語能力比我們差，連四書跟三民主義都沒辦法翻譯清楚，美國時代雜誌跟傳播學原文教科書對他們來說，更是迷霧森林；提到亞當史密斯、馬克思和胡適，這些人究竟主張什麼? 他們都是道聽塗說，在我過去的經驗，只要我稍微報導真實、遵循理論或主持社會正義，他們就說我有偏見、不專業。

他們當中，有一位主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經濟學家，他從不教城內的人遵守經濟學，倒是常常逼我們作假民調，他曾經要我們做一個預先規定好結果的調查，名稱是「外商都反對民選的總統」，他連外商的意見都『規定』了，外商不願意按照他的規定回答，他就對我們大發脾氣，開始進行一大堆在職訓練。我想那些獨裁者，不僅認為國庫是黨庫的一部分，學生是老師的一部分，員工是老闆的一部分，外商是雜誌的一部分，總統是媒體的一部分，經濟學本身也只是經濟學家私慾的一部分，更別說新聞專業，只是特務延續白色恐怖工作的一部分了！？」我說。



「我認為，在獨裁統治下，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彭明敏說。

「獨裁者不會喜歡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張：為了讓社會變得公平，利益分配合理，知識份子，要對特權無止盡地監督跟批判，」我說。

「你會被他們說成共產黨，」彭明敏說。

「我已經被國民黨黨工說成聯共份子了，」我無奈地說。



蠢事，總是不會絕跡的，假如人們能不光為自己著想，就會明白這意思。自私自利的人沒辦法停止做蠢事，城裡的人有時發現自己做了蠢事，犯下殺雞取卵或說到做不到這類的錯誤，可是，因為自私的心態，人們並沒有用理智去責備自己，反倒是趕緊找個愚蠢的藉口，來讓自己舒服，同時讓那個蠢事的災禍擴大。



本來民主化是好事，可是人們不願意承認過去的人生是被獨裁者欺騙，不承認自己曾經「認賊作父」，那些當過特務線民或與國民黨政權共生的人，也不願意面對過去判斷人的標準是錯的，於是，有一段時間，他們變本加厲地為反對而反對，他們雖然因為不再握有軍隊的而無法增強破壞力，但獨裁程度卻不亞於蔣介石。



我的祖母與母親一個月內接連去世，老闆卻說他無法准喪假，孝心不准表達，連哀痛都不准，還不准休息，因為生病離職，他們還警告，不准去別人那裡工作，這還只是城內巷弄的一件小事而已，有些瘟疫患者突然就殺害自己的親人，有些瘟疫患者突然把學生毆打成殘，有些瘟疫患者不顧汙染後果拚命賺錢，有些瘟疫患者對威脅將用飛彈攻擊我們的敵國崇拜不已。貴族失去權勢的痛苦，讓許多人情緒惡劣，這是種慢性瘟疫。假如瘟疫蔓延，道德觀念，也會逐漸淡薄。



更不幸的是，城裡的人習慣在口頭上，以不同的方法將此世界區分起來，例如藍的或綠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流階級與下層社會，男人或女人，統派或獨派，政大幫或非政大幫。這些都是一些荒誕的想像，好像站對邊，就可以對社會產生具體的貢獻，完全忽略台灣主體意識，需要經營，民主法治有待深化、必須討國民黨不正義資產，以建構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



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惡夢。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統治帶來的種種不幸，會自然消失？只要有一個政黨輪替的猛藥，被弱化的文教體系會自然復甦？充滿人情包袱的公務員，會自然變得有行政效率？沒實力只會搞人際的大學教授會停止求官的慾望，轉而提出有水準的國際論文？國民黨員分贓的不正義資產會拿去做善事？為升官而申請入國民黨藉的法官會突然學會公正判案？國民黨會花錢聘請博士，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來繼續維護它們的既得利益。

至於媒體，只要他們嘴上願意說挺誰，時間夠久，就自然變得懂所有的傳播理論？ 不會再放假消息或扯後腿？ 而且連憲法跟經濟學也會如天降神恩般學會？然而國民黨黑道集團的瘟疫，遍佈台灣各行各業，惡夢並不一定消失，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無法面對現實的人，因為他們不會採取必要的措施，讓自己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進化論。那位經濟學家最信任的總編輯告訴我，人要發展不須要讀經濟學，她自己就不是靠讀懂新聞學與經濟學而得到賞識，他們仍舊盲目地相信，獨裁者恩賜的經驗，人際關係更勝知識修養？



在災難充斥的世界，只有正直、可以拿出解決之道的人，才能活得下去；其次是奉公守法、堅守崗位的人。而充滿熱情的英雄烈士，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他的生命，只是一團火花。至於，趁火打劫、逃避現實、自私自利、渾渾噩噩的人，消失於世界只是，遲早。彭明敏、孫中山都生活在災難充斥的世界，他們都正直，都在思考解決之道，我生活的那座城，也是災難充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過熱情，而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這樣的思緒讓我的注意力射向天際的一場歷史對話，彷彿，彭明敏與孫中山就在我的眼前。



「蔣介石的黨羽，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菁英被屠殺了。隨著一九五○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彭明敏說。

「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要收回賣身契約，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孫中山說。

「站在四海一家的立場，我們完全贊成孫先生的意見，同樣地，我們台灣也是一樣，我們破除國民黨片面規定的賣身契約，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彭明敏說。



「拼命挑戰自己的無知，才能認清自己的界限。無知的瘟疫，是美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許多台灣人無知的共業，人不認清自己的無知，不坦誠面對，就會被無知囚禁。黑死病之城的人，最先需要體會的是這一點。」我說。



「台灣，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台灣人民也無意侵略鄰國，蔣介石統治時期，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說自己『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在軍隊。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該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彭明敏說。

「我雖然對國民黨員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同時我也強調，中國強盛起來，如果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便是重蹈覆輒，我們要濟弱扶傾，才是我們民族的天職。」孫文說。

「孫先生，你真的預測到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情況了，他專門欺負世界弱小國家；也看出蔣介石政權在台灣造成禍患的主因，他們沒有恢復台灣人的地位，也不負責任地拿台灣人民的前途，去滿足自己的統一幻想」，我說。



「中國如果要強盛起來，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負擔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對世界變有大害，沒有大利。」孫中山說。

「希望一向尊重孫中山先生的中國，也能照您的意思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台灣也想為這個世界盡一個大責任。」彭明敏說。

「台灣繼承上一段腐敗的歷史，就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獨裁作為，生活在其中的我也沾染許多惡質的文化。這幾年，我先從自我否定開始，否定依賴別人的想法與盲目的崇拜，讀經典，重新思考人生的信仰是什麼，恢復造就生與死之尊嚴的東西。我確實發現，歷史文明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阻止世界分崩離析」我說。



「我相信博愛的道理，憲法第五條也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孫中山說。

「我聽說，孫先生曾經說過，應該讓韓國與台灣獨立，您是否認為西藏、新疆也應該獨立？」我問。

「按照美國的獨立宣言，人類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人類不可剝奪之權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為了保障這些利益，政府，必須由人民制定，政府正當權力須來自人民的同意，任何政府若違背這些目標，人民有權將它改變或廢除。我是以這個精神來制定憲法，中國應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西藏人民應該也有追求獨立自主的權利。」孫中山說。



「但是目前台灣的國民黨認為，台灣人無權決定憲法、入聯的名稱，他們提高公民投票的門檻，造成人民無法行使權利，」我說。

「蔣介石政權所造就的中華民國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二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只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分化新台灣人彼此，避免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使得人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受侵害」，彭明敏說。



「為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台灣人，希望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以「台灣」的名義重返聯合國，制定一部合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然而，國民黨權貴子弟與中國共產黨卻大肆破壞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未能接受彭明敏教授所指出的現實」，我說。

「無論你們要正名或制定新憲法，必須要注意，台灣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再依據地方自治的精神，我是支持住民自決的，地方自治的精神是，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要避免中央集權。」孫中山說。

「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賣，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彭明敏說。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灣人，他們的祖先是漢人，十三世紀開始移往台灣，一直繼續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治台，切斷了與中國一切接觸。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經驗，其結果，他們產生並發展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彭明敏說。

「但是中國，卻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不斷破壞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我說。

「中國的外交，應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孫中山說。



「但是您的民族主義對台灣來說，造成一些觀念上的麻煩，您認為民族可以由黃色血統定義，也可以因為謀生方法不同來決定，或者用語言、宗教、風俗，但總之最後都得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造成一個國家，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就解釋為台灣是黃皮膚的中華民族。」我說。

「但我也說，國家三要素是領土、人民與主權。目前台灣有效管理的領土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而台灣人民自己也認同並非中國人，同時你們也早已行使主權民選總統了，不是嗎？」孫中山說。



「我知道中國人不易瞭解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做為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信念，做為根基。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例子，相同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人們，卻分別成立不同的國家，因為他們缺乏上述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地，也有許多例子，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則構成單一國家，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彭明敏說。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聖國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主義。世界要大同，中國與台灣應該，彼此尊重。」孫中山說。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依此要求中國讓台灣與中國、英國、法國、美國一律平等呢？」我問。

「中國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獨立的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中國人必須捐棄那種陳腐封建的成見，認為任何漢人後裔，不論在歷史上和地理上與中國多麼隔閡，都應屬中國統治。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並不是對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

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就如同艾森豪將軍，驕傲自己是德國人後裔，但這並不阻止他領導盟軍，攻打德國，顯赫永代。」彭明敏說。



「我提出民族主義，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各地內戰的問題，台灣當時已經屬於日本的領土了。而且，我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鼓舞大眾恢復務實的精神價值，提醒他們民族精神第一個條件，是要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孫中山說。

「現在台灣的情況是，如果我們沒辦法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自己可以制定憲法，也是處在極危險的地位，因此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公民投票，為解決這個問題奮鬥。」我說。



「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自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歸中國。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明白規定『認和領域變更，不得違背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的原則』，應為國際關係指導原則之一；聯合國憲章第一0三條又規定，互相衝突，責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應該優先。台灣只能說已由日本剝離，但並未隸屬於任何國家，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這點美國也承認了。」彭明敏說。



「我記得彭教授說過，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

第一、 就美國而言，如果他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 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三、 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永遠在台灣實行集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

第四、 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

第五、 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於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及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我說。



「民權，是只有國民才能享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與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孫中山說。

「那你的意思，像蔣介石那種軍閥所組的國民黨，它根本不應該享有民權，應該解散。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軍事獨裁統治四十年，妨礙台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權利，而且國庫通黨庫，你看怎麼辦比較好？」我說。

「依據盧梭的意思，應該推翻這個政權。民權主義，要打破政治上不平等的階級。」孫中山說。



「很顯然國民黨目前仍然有，數百億的資產炒作股票，在台灣實行不公平的政黨政治。」彭明敏說。

「這個政黨應該要驅逐、討伐、消滅。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人民謀福利，各政黨不可用不正當的行為來獲取利益。」孫中山說。



「蔣介石在台灣的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彭明敏說。

「民生主義要發達國家資本，要有國營企業、擴大公共投資。節制私人資本，也就是避免壟斷，合理地累進收稅，保護勞工，保護消費者。平均地權方面，地價由人民自訂，但是政府收稅；實行自由經濟。」孫中山說。



「國家發展，要避免經濟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百姓可以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由競爭，同時我們要借助外資，來發展國內的重大建設、科技及教育。經濟學第一重點: 合理的分配，包含公平的稅制、法律、教育、救助，這是凱因斯的想法。其次，亞當史密斯主張的自由競爭，包含減少公營、獨佔、壟斷，增加國際化、標準化。再者，梭羅的知識計畫，包含重點研發專利、多元藝術文化、提高國民教育等。最後才是馬克思與哈伯馬斯的共榮共享，包含完善的公共工程、大眾運輸系統、水利建設等。」我說。

有一段時間，孫中山與彭明敏都沒有再說話，我以為自己說錯了，但他們似乎在沉思，他們不像城裡的多數人，狂熱又漫不經心的生活態度，說明人們在那裡感到厭煩，並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不管這個世界醜陋與否，孫中山、彭明敏的人性光輝不曾黯淡。但是我呢？我該細心觀察思考，世人是如何生、老、病、死。



「我想現在的中國如果能聽懂你的意思，他就會了解承認並尊重自由台灣，比強迫併吞台灣，獲利較多。」孫中山說。

「有一點始終是真實的，就是任何事情，總有值得啟發的東西。無知與奴性的瘟疫帶來貧窮、病痛、孤寂，也從大家身上帶走了愛情，甚至友誼，因為『愛情』總得有一些未來的涵義，縱使如此，瘟疫還是教會我一件事，永不對命運低頭。」我說。



城內的人最近要投票選新的政治領袖來解決黑死病的問題，有趣的是，最好的政治領袖候選人，都是曾被瘟疫深深傷害過，但卻想盡辦法奮鬥活下來的人，這好像是說，既然自然規律，規定最終是「死亡」，上帝也許寧願人們不要相信祂，要去盡力與死亡做鬥爭，而不要盲目的禱告，盲目地崇拜偶像，盲目地看名模裸體，盲目地吃，盲目地只管自己的事。



我也曾是神話的盲從者與神話的製造者，神話的產生，是基於人的劣根性，「無法面對現實」。在那一段認不清楚現實的日子裡，我所做、所說的都是虛幻的「神話」，我的名字、我的言行、我的朋友與我的家人，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不過，看起來一點好心和一點可笑的理想，就能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目，雖然堅持某些理想，會帶來殘酷的現實，譬如失去工作與朋友，殘酷的現實，同時又帶來理智。理智，趨走了荒誕的想像，幫助人認清現實，採取適當措施，解除瘟疫。



我認為，搶救眾生的性命，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然而，勇者，必須堅持到底。我可能無法如孫中山或彭明敏，醫治城內所有病人，但我至少要盡到紀錄者的本分，將城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切現象與思維，向這時代的智者報告。



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獨裁、奴性、慾望、虛偽、無知、抹黑、神話、情色，能沉睡在行政、司法、立法、文教體系、傳播體系甚至中國、美國人心理幾十年，它能在街道名稱、行政流程、司法判決、不完整的法案、結黨營私、教育者意識形態、傳播產物、與家庭間耐心地潛伏守候。在人性與社會遭難的時候，瘟神會再動發動它的鼠群攻擊，那時，我和城裡的朋友們將會再一次，鼓起勇氣面對，人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