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日 星期五

彭明敏 與 孫中山

by 徐弘毅 2007/09/04

本來,天災人禍是人間常事,然而一旦落到自己頭上,我就難以相信,是真的!我和一群人困在一個黑死病的城裡,對外封閉。外界常傳來熱情鼓勵或責罵的聲音,可是,在我聽來,都是空洞的話,現在,我和喜歡或討厭的人都是一鍋煮;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根本無法解決這個大問題,鼠疫,這黑死病,在城中蔓延,每天都有人病倒,隔天又有幾條人命走了,屍體掩埋的大坑就在城外不遠處,就算走進教堂也還聞得到屍臭。



可是,我總不能一直垂著腦袋走路;天空這麼藍,我靠著一個躺椅休息,靈魂,被舒適的風吹得飄起來,脫離沉重的身體,飛到了遠方,尋找答案。



1961年的夏天,彭明敏教授獲選為台大政治系主任,國民黨獨裁政體,顯現了對他的信任,可是他並不感到開心,他很猶豫。他一走出教室,我就追上去。

「彭教授!可以請教你幾個問題嗎?我已經聽你的課很久很久了。」

他回頭看我,面露擔心,不是因為他自己的處境,而是我,我看起來必定非常蒼白虛弱,也許我也已經染上黑死病了。

「你是學生嗎?」

「不是,我曾經是…記者,曾經是。」從戒嚴到解嚴之後,許久,記者仍舊是在為國民黨服務的特務,這件事早已發生,因為這件事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死,會有千千萬萬的見證人從內心深處證實,我所說的話是真的。



他沒有拒絕我的意思,只是擔心地問:「你要不要坐下來喝點什麼?」

我確實很疲倦,我的問題不只一個,我最好坐下來,慢慢談。



「彭教授,我不敢相信,我被充滿野心的人利用。難道政黨、大學以及幫助我的人們,也都只是處心積慮要利用我?一切,都是虛偽、謊言、神話?」我說。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不是嗎?你只是要作心理準備,去接受它而已。這裡也一樣,雖然到處都有反共標語,其實,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因為人有理性,會知道什麼是真實的。蔣介石說他台灣的政府代表中國,大家都認為這是荒唐的,蔣介石說他擁有新疆、外蒙古和西藏,你也感到荒謬不是嗎?很多人每次聽到蔣介石說沖繩和琉球群島也是他的,他們表面上不敢笑,肚子都笑到痛死。



獨裁者可以做不切實際的宣稱,說他代表全部的人類和自由的意志,可是存在於我們靈魂深處的良知會反駁,扭曲事實,破壞公平正義,違背人權,這是嚴肅的問題啊!」彭明敏說。



「遵循真理,傳達真實,主持正義,是我的初衷,但是,我沒辦法說服人們一起向虛偽、神話做戰,誰能跟虛偽的瘟疫談判呢?市長、議長或學者,他們本身就是黑死病傳遞者,他們在市中心佈道,聆聽的大眾就這樣染上的黑死病。他們的腦袋是鼠疫病毒的天堂,雖然腦細胞已經完全被分解成乳酸了,可是,就算ㄧ顆頭的內部只剩養樂多,只要學歷文憑還在,他就能緊抓住權杖發號施令,這究竟是上帝的恩賜還是撒旦的淘氣呢?」我很苦惱,這個苦惱甚至比死亡更令人食不下嚥。」我說。



「在愚昧與獨裁之下,誰都不會好過,當官方對我愈表示信任時,正是我心裡對於整個政局的疑慮愈加深之時。獨裁組織裡面,想法似乎也分裂著,他們當中有些年老的人,變得愈來愈反動,另外的則變得較開明,試圖使台灣社會發展成能容納各種份子的進步社會。」彭明敏說。



「在威權體制下,雖然沒有人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國民黨政府,如果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立場和政策,幻想必定會與現實相遇;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這樣看來,『台灣獨立』就是絕對必要的事,不是嗎?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管理制度」彭明敏說。



「進步需要等待,只是,這些沒完沒了的日子所引起的疲倦,令人疲倦;最危險的後果,不是黑死病人對外界動態或對別人的喜怒哀樂漠不關心,而是在於我們那種放任自流、漫不經心的態度,使得未來毫無希望。我後來就有一種傾象:凡是並非絕對必要的事,凡是在我看來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我都懶得去做。」這就是我疲憊的來源。



「但有很多人認為,使人們團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徑,仍然是把鼠疫(神話)帶到他們中間去;人人都企圖使大家跟自己站在一起,互取利益互相壯膽,為此,他們製造假消息,說物價大漲薪水不漲,掩蓋經濟成長的真實;又堅持佛光山等宗教團體,過去從獨裁者手中拿了錢,不需要為任何百姓的苦難負責,而現在因為無法繼續A錢而大肆批評國防、外交。總之,黑死病,使不甘孤獨的人成為獨裁者的同謀者,而且是一個樂此不疲的同謀者。

我看見城內的長官與教授,用興奮的眼神讚許獨裁者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迷信獨裁者,莫名奇妙的恐懼「言論自由」,易於衝動的脾氣壓抑「專業意見」,政治受難者冤屈的抗辯轉為沉默。」我說。

「很多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因為我跟他們並不是命運共同體,就像台灣與中國從來沒有共同的歷史,你所經歷的,是與獨裁者是完全不同的體認,結果便發展出與他們不同的性格和認同,當務之急是,如何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彭明敏說。



「黑死病蔓延,其中一種瘟疫就是過客心態,人們內心恐懼又空虛,他們揮金如土,成天追尋愛情、看A片,就是為了迴避面對命運這個問題,我怎麼開口說話呢?」

「對於瘟疫患者而言,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為神聖不可侵犯,可是,難道就因此不應該去打擾這些人的睡眠,連打針救他們也不行?」,彭明敏問。

「當人適應了種種不幸,放棄去謀求改善,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處境』本身還要糟。以我的觀察,這座城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憂傷痛悔的心,上帝也不能輕看。」彭明敏說。

我們道別,走向各自的人生路,我的內心很亂,命運共同體、切合實際的管理制度,像永遠記不起來的單字。這些翠綠透光的草真好看,不久之後,國民黨特務會把它染紅,年輕學者陳文成教授會躺在這裡,那是1981年的事,我的靈魂在時空中遊蕩,醒的時候,天空暗了,我還在黑死病蔓延的城中。



黑死病,使得夜店的生意特別好,雖然很多人抱怨各種東西都在漲價,但人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揮金如土,這樣毫無顧忌地去追求,徹夜的狂歡,這樣公開欣賞廉價報紙上的走光照。到處都有潛在的黑死病帶原者,道聽塗說的生活,可能讓人致命,但這並不會改變這群人聚在一起,大吃一頓的喜好,因為他們天性喜好傳播,傳播八卦、糗事、唱衰,任何能夠引起注意的話題他們都樂於提供,添油加醋的本事,常常讓黑的變成白的,這又造成更多人受感染;病人應該被隔離,可是誰都知道,隔離是不太可能的事。對我來說,在這個圈子裡,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 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如何去活在包含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紀錄是在批判現狀,然而我只是被獨裁者的瘟疫逼迫,去理解這一切事實,「任何一個覺醒的人,必須習慣於生活在,工作的孤獨之中。」



城中的人,會參加宗教儀式般的,專業訓練課程,宣傳社會光明、良善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可是又常常引經據典證明,子虛烏有的經濟崩潰、民粹式地把獨裁的名詞往奮鬥者身上堆,同時又過著極端不道德的私生活,譬如威脅富商、要求賄賂、耍特權。這些互相矛盾的事情可以並行不悖的主因是,「迷信」這個麻藥,他們迷信各種欺騙自我的預言,春天的時候,人們已經期待鼠疫過不了多久就會結束,沒有一個人想過要問一下別人,這種疫病還要拖多久? 每天總有劈腿浪漫的故事流傳,卻沒有人認真去思考存在於文化中的黑死病,是否來自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是否有疫苗?該發展什麼樣的社區衛生與隔離措施?



有人說,這一切的主因就在於宗教本身,?氏獨裁者的身教說明,我們仰望的聖者孫中山,是錯誤的崇拜? 我的書架上還有他的著作,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苦讀他的思想,以換取逃離家庭的解脫,沒想到家庭之外,是一個被封死的鼠疫之城。



我在桌燈下沉沉地入睡,進入記憶最深處,循著地圖的指示,我的思緒回到1919年秋天,一位沉思者獨自坐在桌燈下,他是孫中山。我敲門,自我介紹:「孫先生,我是馬君武校長的學生。」

「請進!」

我推門進入,他和藹地微笑,人在絕望的時候,微笑是很不容易,他最重視的憲法,先是被袁世凱毀了一大半,後來段祺瑞和張勛又廢掉國會,這下全完了。他的家鄉廣州軍閥,雖賣了面子,說會為他護法,結果只是利用他的名望,換取更大的權力而已。生不逢時,理想不能實現,只好窩在這裡寫投資計畫《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就是實業計畫,看是否能東山再起。



「馬校長要我替您,校對文稿」我說。

「不忙,我也要休息一下」,孫中山說,他替我倒杯水。

「總理,你以博愛的精神,想救那些在專制統治下沒有人權的百姓,但是,這個時代,誰聽得下你說的道理呢?這世界已經被獨裁思想的人綑住了。」我說。



「獨裁者,他們也得面對現實,他們想把國家和人民變成他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便會一天覺悟一天,知道要反抗。我到處勸人讀書,因為我知道人類的知識發達,就會產生大覺悟,好比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獨立」孫中山說。



「你手按著《聖經》在軍閥面前發誓,要把憲法當成比自己性命更寶貴的事物,他們卻充耳不聞,找一堆理由實施軍事戒嚴,用槍桿對付百姓。」我說。

「出埃及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才提出民權主義教育他們,好縮短戰爭時間。我想世界的潮流就是要尊重人民自己的權力,將來無論怎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孫中山說。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與無知造成的,那些獨裁者總是吹捧民主,卻不遵守法治,隨自己的高興賞賜與逞罰,社會在他們的強制管理下,變得毫無進展;然而,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跟有意識的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獨裁者的隨從、黨羽跟著獨裁者一起作惡,他們很多只是愚忠。」我說。



「不論誰說他是民主,我們都要看清楚他怎麼執行,民權的真正義意是實行普選制度,人民有創制、複決權,還要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你的自由。」孫中山說。



「我聽說要了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你在爭權奪利的世界退讓,在挫折的時候寫理論,並且打算為民主理念而死,然而,圍繞在你身邊的軍人與多數中國的軍閥,只要讀書人的意見稍微與他們不同,他們就派刺客暗殺,宋教仁、陳文成就是例子;只要利益稍有衝突,他們就詆毀抹黑對方,他們從百姓身上剝削金錢,轉到自己的政黨組織,又轉到自己的私人口袋,最後抱著永遠也用不完的金錢而死。

你手下的國民黨員,拿著『武昌革命』這個神話催眠百姓,說滿清帝國是他們推翻的,來虛漲自己,事實上,那時全中國已經軍閥割據,所有的軍閥都持續擁兵自重,擴張權力。倒是大軍閥袁世凱,藉著這個神話,立起另一個神話,說他是中興會的支持者,又說他是同盟會的成員,請您去當門面招牌,隨即自行稱帝,將來,蔣介石恐怕也都是神話創造者,沒完沒了的神話謊言,不過,認清現實,這件事讓人非常痛苦。」我說。



「雖然現實有重重困難,但,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我的信仰是,我要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我相信,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對於你說的軍閥與社會心理,我處理的方法就是,帶著犧牲的精神努力協調,並沒有想求官,只是想能不能為民主發展,做成一件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什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群眾的,做成了什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

不論那些人的野心如何,我要把實業計畫寫出來,這是委外投資計畫的一個示範,他們現在不懂,將來總會學習,我要把三民主義教育清楚,透過這些教材幫助人們脫離奴隸的觀念,才能免去被那些野心家控制的命運,只要我這一生從頭至尾,徹底做完,這就是成功,便是大事。你的思考很有道理,這也是我說的,改革的人 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的知識、才學,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我做不完整的地方,由你們接棒去做。」孫中山說。



「不只是生活周遭的人是獨裁者,我想國際社會也是一樣不懂正義,每天都有人死亡,對於獨裁瘟疫所帶來的死亡,人們只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掩埋屍體,在封閉的世界裡,誰能在乎別人的死活呢?」我說。



「在瘟疫橫行的時候,城封閉了,城內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得瘟疫死亡,這就是說,這座城的人是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也要體認世界大同的道理,就像巴爾幹半島的問題造成歐洲各國大戰,中國的問題沒解決,將來也會造成美國中國的大戰。任何一個地區的民權、民生、民族的權力沒有受到保障,都會造成其他地區的不幸,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打算用這個道理說服美國人提供資金投資中國,籌措足夠資金後,就可以拼政績,給百姓帶來福利,這樣就可以累積改革的民意基礎,」孫中山說。



「您的計畫是什麼呢?」我問。

「港口建設、鐵路、道路建設、治河道、設電報、電話線路及無線電、採礦業、建造森林 …」他如數家珍,眼睛閃爍興奮的光芒,我看到一個邪惡難以妥協的世界就在眼前,他奮力揮刀,似乎沒有什麼擋得住那堅強的意志。



當夢境的對話消失,我的意識回到現實,耳邊又聽到獨裁者高舉孫中山的肖像,鼓動信徒跟隨他們全力毀憲、攻擊公民投票、毀謗交通建設,他們搖起勝利的旗幟,邀請我加入,這世上再也沒有這麼諷刺的事情,自詡為孫中山的繼承人卻背叛他的理想,這群老鼠就是黑死病的病源,牠們的真名是「名利慾望」。



死到臨頭,並不會讓人覺醒生命的意義,反倒是有許多人,更熱衷於追求權力、金錢、美色與名聲,因為這些事物可以讓他們忘記自己的軟弱,或者他們以為,無能的秘密也會順帶被遮掩掉,他們似乎認為擁有好的名聲,偷竊的時候就可以走大門,ㄧ旦遇到警察還可以質問他們:你知道我是誰嗎?然而,無形的壓力並沒有消失,慾望、不切實際的幻想、名不符實的能力,形成強大心理壓力,不斷的加重在只靠貴人、人脈關係生存的人身上。



當名利與慾望結合,就會衍生出無數難以治療的傳染病,通稱「奴性─獨裁」的病毒,這種病從長官傳播到屬下、從工作場所傳染到家庭,又從父母垂直感染給小孩,無辜的小孩到了學校,再次被學校教育強化毒性,於是,人人都顯得獨裁,人人都無法溝通,人人都發脾氣,人人都空虛難受,這一切都說明連最基本的家庭價值也被鼠疫奪去生命。儘管眼前有著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色,可是看來我們城裡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但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



這座城的黑死病,有悠久的歷史,因為太久了,它幾乎變成一種嫦娥奔月的神話,好像我們生來就必須封城,我們必須相信蔣介石與宋美齡無論殺多少人都是慈悲,我們必須承認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國或其他人的,我們必須順服國民黨與那些共生團體威權,我們必須相信佛光山與陳長文不須為任何下層百姓負責,我們必須相信根本不會寫新聞也看不懂憲法的教授是專家,我們必須相信沒有穿衣服的國王身上有衣服。雖然我們生來就是不能避免與老鼠共存,但這不代表我們生來就是為了被鼠疫殺死,在這座黑死病的城裡,最先產生批判性思考的醫生,他是彭明敏教授。



回到居住的巷弄,冷冰冰的建築讓我想到獄中的彭明敏教授,1964年的中秋節,他和謝聰敏和魏廷朝因為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國民黨政府判刑八年,1965年底國民黨特赦彭明敏,他開始過著被軟禁的生活。我閉起眼睛就能想像軟禁的意義,我正漫步在這種雲端裡,「挑戰獨裁者之後,同事就不敢來說話了,更別想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就連以前的指導教授也不會承認和這個叛徒有什麼瓜葛,家族更是徹底感到失望。」



「彭教授,你說蔣介石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的神話,也等於是一個巨大的騙局,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的『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

我生活的城中,也發生一樣的荒謬神話,國民黨特務,主張他們代表新聞專業,這個神話,使他們可以維持多重機構,一是所謂的『學界』,所有考核、學習的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特務系統;另一個是『官界』,他們組織違憲機構或基金會組織,獎勵或懲罰不符合獨裁者利益的人才。

最後是附屬的『產業界』,部分開放給台灣人參與,但是因為整個管理系統仍舊來自黨化教育成功的人,他們的知識不足,看不懂獨立思考的文章,造成有實力的專業人才被抹黑成無能之輩,整個輿論由具備國民黨特務思想的人主導,這讓『公民投票』之類的議題,永遠無法成為頭版頭條或社論焦點,他們稱之為言論自由,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騙局。」我說。



「在許多國家裡,有很多無助的群眾,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受著經濟和政治的剝削。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觀察力、有思考力、有表達力的優異份子,便有責任使群眾覺醒,使他們了解其權利所在,鼓勵他們行使這個權利,要求改進。」彭明敏說。



「就如您曾說過的,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的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裨使逃難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特務們所說的新聞專業團隊,不論是產官學界,都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依據送禮、人情、與性滿足挑選出來的。新聞與傳播教科書所要求的報導真實、維護憲法與人民權利,充實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與化學等各類知識的要求,早就被那些特務所廢止,因為這會戳破新聞專業的神話。

目前新聞研究所入學考核標準與各大媒體任用標準,都是為了讓既得利益者,可以無限期地把持輿論的權柄;新聞學考試,基本上就是另一種三民主義考試,那些教授與媒體主管根本無法寫一篇有國際水準的論文,也寫不出卡?水準的文章,他們對自己的無能非常清楚,因此全力斷絕有潛力的人的經濟後盾,故意壓低我們的社會地位,用各種技術關卡,阻礙我們到研究所進修,他們要當萬年無冕王」。我說



「獨裁者,總是會製造各種藉口來達成,目的。曾經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唯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民智因而閉塞,方便獨裁者的統治」彭明敏說。



「你指出,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數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須要長期的『政治訓導』。』在我的城裡,媒體統治權,也是把持在政大或黨政關係良好的人手上,他們辯解說,我們專業能力不足,沒有拿到國外的博士學位,需要長期受他們的訓練,實際上,他們的外語、閩南語、客語能力比我們差,連四書跟三民主義都沒辦法翻譯清楚,美國時代雜誌跟傳播學原文教科書對他們來說,更是迷霧森林;提到亞當史密斯、馬克思和胡適,這些人究竟主張什麼? 他們都是道聽塗說,在我過去的經驗,只要我稍微報導真實、遵循理論或主持社會正義,他們就說我有偏見、不專業。

他們當中,有一位主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經濟學家,他從不教城內的人遵守經濟學,倒是常常逼我們作假民調,他曾經要我們做一個預先規定好結果的調查,名稱是「外商都反對民選的總統」,他連外商的意見都『規定』了,外商不願意按照他的規定回答,他就對我們大發脾氣,開始進行一大堆在職訓練。我想那些獨裁者,不僅認為國庫是黨庫的一部分,學生是老師的一部分,員工是老闆的一部分,外商是雜誌的一部分,總統是媒體的一部分,經濟學本身也只是經濟學家私慾的一部分,更別說新聞專業,只是特務延續白色恐怖工作的一部分了!?」我說。



「我認為,在獨裁統治下,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彭明敏說。

「獨裁者不會喜歡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張:為了讓社會變得公平,利益分配合理,知識份子,要對特權無止盡地監督跟批判,」我說。

「你會被他們說成共產黨,」彭明敏說。

「我已經被國民黨黨工說成聯共份子了,」我無奈地說。



蠢事,總是不會絕跡的,假如人們能不光為自己著想,就會明白這意思。自私自利的人沒辦法停止做蠢事,城裡的人有時發現自己做了蠢事,犯下殺雞取卵或說到做不到這類的錯誤,可是,因為自私的心態,人們並沒有用理智去責備自己,反倒是趕緊找個愚蠢的藉口,來讓自己舒服,同時讓那個蠢事的災禍擴大。



本來民主化是好事,可是人們不願意承認過去的人生是被獨裁者欺騙,不承認自己曾經「認賊作父」,那些當過特務線民或與國民黨政權共生的人,也不願意面對過去判斷人的標準是錯的,於是,有一段時間,他們變本加厲地為反對而反對,他們雖然因為不再握有軍隊的而無法增強破壞力,但獨裁程度卻不亞於蔣介石。



我的祖母與母親一個月內接連去世,老闆卻說他無法准喪假,孝心不准表達,連哀痛都不准,還不准休息,因為生病離職,他們還警告,不准去別人那裡工作,這還只是城內巷弄的一件小事而已,有些瘟疫患者突然就殺害自己的親人,有些瘟疫患者突然把學生毆打成殘,有些瘟疫患者不顧汙染後果拚命賺錢,有些瘟疫患者對威脅將用飛彈攻擊我們的敵國崇拜不已。貴族失去權勢的痛苦,讓許多人情緒惡劣,這是種慢性瘟疫。假如瘟疫蔓延,道德觀念,也會逐漸淡薄。



更不幸的是,城裡的人習慣在口頭上,以不同的方法將此世界區分起來,例如藍的或綠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流階級與下層社會,男人或女人,統派或獨派,政大幫或非政大幫。這些都是一些荒誕的想像,好像站對邊,就可以對社會產生具體的貢獻,完全忽略台灣主體意識,需要經營,民主法治有待深化、必須討國民黨不正義資產,以建構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



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惡夢。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統治帶來的種種不幸,會自然消失?只要有一個政黨輪替的猛藥,被弱化的文教體系會自然復甦?充滿人情包袱的公務員,會自然變得有行政效率?沒實力只會搞人際的大學教授會停止求官的慾望,轉而提出有水準的國際論文?國民黨員分贓的不正義資產會拿去做善事?為升官而申請入國民黨藉的法官會突然學會公正判案?國民黨會花錢聘請博士,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來繼續維護它們的既得利益。

至於媒體,只要他們嘴上願意說挺誰,時間夠久,就自然變得懂所有的傳播理論? 不會再放假消息或扯後腿? 而且連憲法跟經濟學也會如天降神恩般學會?然而國民黨黑道集團的瘟疫,遍佈台灣各行各業,惡夢並不一定消失,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無法面對現實的人,因為他們不會採取必要的措施,讓自己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進化論。那位經濟學家最信任的總編輯告訴我,人要發展不須要讀經濟學,她自己就不是靠讀懂新聞學與經濟學而得到賞識,他們仍舊盲目地相信,獨裁者恩賜的經驗,人際關係更勝知識修養?



在災難充斥的世界,只有正直、可以拿出解決之道的人,才能活得下去;其次是奉公守法、堅守崗位的人。而充滿熱情的英雄烈士,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他的生命,只是一團火花。至於,趁火打劫、逃避現實、自私自利、渾渾噩噩的人,消失於世界只是,遲早。彭明敏、孫中山都生活在災難充斥的世界,他們都正直,都在思考解決之道,我生活的那座城,也是災難充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過熱情,而欠缺正確長期的奮鬥理想,這樣的思緒讓我的注意力射向天際的一場歷史對話,彷彿,彭明敏與孫中山就在我的眼前。



「蔣介石的黨羽,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台灣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菁英被屠殺了。隨著一九五○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彭明敏說。

「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要收回賣身契約,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孫中山說。

「站在四海一家的立場,我們完全贊成孫先生的意見,同樣地,我們台灣也是一樣,我們破除國民黨片面規定的賣身契約,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彭明敏說。



「拼命挑戰自己的無知,才能認清自己的界限。無知的瘟疫,是美國、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許多台灣人無知的共業,人不認清自己的無知,不坦誠面對,就會被無知囚禁。黑死病之城的人,最先需要體會的是這一點。」我說。



「台灣,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台灣人民也無意侵略鄰國,蔣介石統治時期,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說自己『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在軍隊。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該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彭明敏說。

「我雖然對國民黨員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同時我也強調,中國強盛起來,如果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便是重蹈覆輒,我們要濟弱扶傾,才是我們民族的天職。」孫文說。

「孫先生,你真的預測到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情況了,他專門欺負世界弱小國家;也看出蔣介石政權在台灣造成禍患的主因,他們沒有恢復台灣人的地位,也不負責任地拿台灣人民的前途,去滿足自己的統一幻想」,我說。



「中國如果要強盛起來,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負擔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對世界變有大害,沒有大利。」孫中山說。

「希望一向尊重孫中山先生的中國,也能照您的意思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台灣也想為這個世界盡一個大責任。」彭明敏說。

「台灣繼承上一段腐敗的歷史,就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獨裁作為,生活在其中的我也沾染許多惡質的文化。這幾年,我先從自我否定開始,否定依賴別人的想法與盲目的崇拜,讀經典,重新思考人生的信仰是什麼,恢復造就生與死之尊嚴的東西。我確實發現,歷史文明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阻止世界分崩離析」我說。



「我相信博愛的道理,憲法第五條也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孫中山說。

「我聽說,孫先生曾經說過,應該讓韓國與台灣獨立,您是否認為西藏、新疆也應該獨立?」我問。

「按照美國的獨立宣言,人類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人類不可剝奪之權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為了保障這些利益,政府,必須由人民制定,政府正當權力須來自人民的同意,任何政府若違背這些目標,人民有權將它改變或廢除。我是以這個精神來制定憲法,中國應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西藏人民應該也有追求獨立自主的權利。」孫中山說。



「但是目前台灣的國民黨認為,台灣人無權決定憲法、入聯的名稱,他們提高公民投票的門檻,造成人民無法行使權利,」我說。

「蔣介石政權所造就的中華民國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二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只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分化新台灣人彼此,避免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使得人民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受侵害」,彭明敏說。



「為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台灣人,希望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以「台灣」的名義重返聯合國,制定一部合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然而,國民黨權貴子弟與中國共產黨卻大肆破壞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未能接受彭明敏教授所指出的現實」,我說。

「無論你們要正名或制定新憲法,必須要注意,台灣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再依據地方自治的精神,我是支持住民自決的,地方自治的精神是,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要避免中央集權。」孫中山說。

「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賣,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彭明敏說。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灣人,他們的祖先是漢人,十三世紀開始移往台灣,一直繼續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治台,切斷了與中國一切接觸。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經驗,其結果,他們產生並發展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彭明敏說。

「但是中國,卻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不斷破壞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我說。

「中國的外交,應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孫中山說。



「但是您的民族主義對台灣來說,造成一些觀念上的麻煩,您認為民族可以由黃色血統定義,也可以因為謀生方法不同來決定,或者用語言、宗教、風俗,但總之最後都得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造成一個國家,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就解釋為台灣是黃皮膚的中華民族。」我說。

「但我也說,國家三要素是領土、人民與主權。目前台灣有效管理的領土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而台灣人民自己也認同並非中國人,同時你們也早已行使主權民選總統了,不是嗎?」孫中山說。



「我知道中國人不易瞭解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做為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信念,做為根基。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例子,相同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人們,卻分別成立不同的國家,因為他們缺乏上述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地,也有許多例子,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則構成單一國家,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彭明敏說。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聖國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主義。世界要大同,中國與台灣應該,彼此尊重。」孫中山說。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依此要求中國讓台灣與中國、英國、法國、美國一律平等呢?」我問。

「中國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獨立的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中國人必須捐棄那種陳腐封建的成見,認為任何漢人後裔,不論在歷史上和地理上與中國多麼隔閡,都應屬中國統治。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並不是對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

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就如同艾森豪將軍,驕傲自己是德國人後裔,但這並不阻止他領導盟軍,攻打德國,顯赫永代。」彭明敏說。



「我提出民族主義,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各地內戰的問題,台灣當時已經屬於日本的領土了。而且,我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鼓舞大眾恢復務實的精神價值,提醒他們民族精神第一個條件,是要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孫中山說。

「現在台灣的情況是,如果我們沒辦法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自己可以制定憲法,也是處在極危險的地位,因此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公民投票,為解決這個問題奮鬥。」我說。



「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自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歸中國。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明白規定『認和領域變更,不得違背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的原則』,應為國際關係指導原則之一;聯合國憲章第一0三條又規定,互相衝突,責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應該優先。台灣只能說已由日本剝離,但並未隸屬於任何國家,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這點美國也承認了。」彭明敏說。



「我記得彭教授說過,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

第一、 就美國而言,如果他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 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三、 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永遠在台灣實行集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

第四、 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

第五、 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於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及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我說。



「民權,是只有國民才能享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與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孫中山說。

「那你的意思,像蔣介石那種軍閥所組的國民黨,它根本不應該享有民權,應該解散。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軍事獨裁統治四十年,妨礙台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權利,而且國庫通黨庫,你看怎麼辦比較好?」我說。

「依據盧梭的意思,應該推翻這個政權。民權主義,要打破政治上不平等的階級。」孫中山說。



「很顯然國民黨目前仍然有,數百億的資產炒作股票,在台灣實行不公平的政黨政治。」彭明敏說。

「這個政黨應該要驅逐、討伐、消滅。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人民謀福利,各政黨不可用不正當的行為來獲取利益。」孫中山說。



「蔣介石在台灣的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彭明敏說。

「民生主義要發達國家資本,要有國營企業、擴大公共投資。節制私人資本,也就是避免壟斷,合理地累進收稅,保護勞工,保護消費者。平均地權方面,地價由人民自訂,但是政府收稅;實行自由經濟。」孫中山說。



「國家發展,要避免經濟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百姓可以在公平的制度下自由競爭,同時我們要借助外資,來發展國內的重大建設、科技及教育。經濟學第一重點: 合理的分配,包含公平的稅制、法律、教育、救助,這是凱因斯的想法。其次,亞當史密斯主張的自由競爭,包含減少公營、獨佔、壟斷,增加國際化、標準化。再者,梭羅的知識計畫,包含重點研發專利、多元藝術文化、提高國民教育等。最後才是馬克思與哈伯馬斯的共榮共享,包含完善的公共工程、大眾運輸系統、水利建設等。」我說。

有一段時間,孫中山與彭明敏都沒有再說話,我以為自己說錯了,但他們似乎在沉思,他們不像城裡的多數人,狂熱又漫不經心的生活態度,說明人們在那裡感到厭煩,並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不管這個世界醜陋與否,孫中山、彭明敏的人性光輝不曾黯淡。但是我呢?我該細心觀察思考,世人是如何生、老、病、死。



「我想現在的中國如果能聽懂你的意思,他就會了解承認並尊重自由台灣,比強迫併吞台灣,獲利較多。」孫中山說。

「有一點始終是真實的,就是任何事情,總有值得啟發的東西。無知與奴性的瘟疫帶來貧窮、病痛、孤寂,也從大家身上帶走了愛情,甚至友誼,因為『愛情』總得有一些未來的涵義,縱使如此,瘟疫還是教會我一件事,永不對命運低頭。」我說。



城內的人最近要投票選新的政治領袖來解決黑死病的問題,有趣的是,最好的政治領袖候選人,都是曾被瘟疫深深傷害過,但卻想盡辦法奮鬥活下來的人,這好像是說,既然自然規律,規定最終是「死亡」,上帝也許寧願人們不要相信祂,要去盡力與死亡做鬥爭,而不要盲目的禱告,盲目地崇拜偶像,盲目地看名模裸體,盲目地吃,盲目地只管自己的事。



我也曾是神話的盲從者與神話的製造者,神話的產生,是基於人的劣根性,「無法面對現實」。在那一段認不清楚現實的日子裡,我所做、所說的都是虛幻的「神話」,我的名字、我的言行、我的朋友與我的家人,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不過,看起來一點好心和一點可笑的理想,就能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目,雖然堅持某些理想,會帶來殘酷的現實,譬如失去工作與朋友,殘酷的現實,同時又帶來理智。理智,趨走了荒誕的想像,幫助人認清現實,採取適當措施,解除瘟疫。



我認為,搶救眾生的性命,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然而,勇者,必須堅持到底。我可能無法如孫中山或彭明敏,醫治城內所有病人,但我至少要盡到紀錄者的本分,將城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切現象與思維,向這時代的智者報告。



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獨裁、奴性、慾望、虛偽、無知、抹黑、神話、情色,能沉睡在行政、司法、立法、文教體系、傳播體系甚至中國、美國人心理幾十年,它能在街道名稱、行政流程、司法判決、不完整的法案、結黨營私、教育者意識形態、傳播產物、與家庭間耐心地潛伏守候。在人性與社會遭難的時候,瘟神會再動發動它的鼠群攻擊,那時,我和城裡的朋友們將會再一次,鼓起勇氣面對,人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