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性
by 延平旁聽生
在公共場合上，甚多台灣公職人物以他們的制式衣著，來表明他們的政黨屬性。蔚然成風，由來已久。就一個成熟民主社會而言，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怪事。每次看到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穿上顏色鮮明的背心（而且繡上黨名、姓名），招搖在國會議壇和記者招待會，或者現身電視螢幕，都有觸目驚心的感覺。
在某意義上，不同顏色制式背心之間的強烈對比，貼切反映了近年來台灣的政治惡鬥。而且，其意涵其實不僅如此而已。
數年前閱讀Ernest Gellner 在1994年出版的文集（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其中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傳統社會裡的組織結社，大多有嚴格規範以及高度約束力，一旦加入就不易脫身。成熟的民主社會，則反其道而行﹕黨性漸淡，可以輕輕鬆鬆自由加入和退出組織。以往若要加入一個政治組織，可能要宰殺牛羊、發毒誓，以宣示茲事體大，絕非兒戲。而現代文明社會則不需要，甚至於可能禁止。如果以台灣背景來比擬，或許可以說，以往要歃血為盟或者斬雞頭；近來，似乎很少人有此胃口了。對於那些具有強度約束力的政治組織（或者派系，如新潮流），現代公民大多會抱持不信任態度。這是其來有自的。
民主體制下，人民不但思想自由，而且可以隨時隨性改變政治立場，不受拘束。唯有如此，選情難料、民意如流水的趨勢，才能夠形成，也難以遏制。主流民意通過選票，以監管、檢驗、制裁政黨和政治人物，才成為可能。有鑒於此，成熟民主社會的主流選民，不容許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政治選擇，遭受任何政黨任何形式的綁架。例如，若是凡事都要無限上綱，扯上民族大義、愛國情操，或者宗教信仰、血緣瓜葛，他們一般都會有強烈反感。
不僅如此而已，他們也不樂見任何政黨以強度紀律控制黨籍公職政治人物（和一般黨員）。因為，在最高層次
上，民選公職必須以民意為依歸，而不是以黨意為依歸。黨意若是凌駕在民意之上，絕非民主社會之福。在政黨政治之下，各政黨當然應該各自以政治綱領的內容，爭取選民的認同。但是，如果當地公職人物必須接受政黨嚴格紀律約束，不易為主流民意所左右，那麼，黨意服膺於主流民意的機制何在？
更為緊要的是，權力不但趨於腐化，而且必趨於傲慢。倘若民選的公職人物必須以黨意為依歸，必定使得政黨機器權力集中、膨脹，坐大而傲慢。一個政黨甚至於可能敢於蔑視神聖的國會議壇，驅使公職人物如同小醜般地舉牌、哭鬧、叫罵，從事大打群架式的政黨惡鬥。近年來的台灣，正是如此。這絕對不是現代公民所願意看到的。是以，選民要有效節制一個政黨，就不能不從節制公職候選人開始，耳提面命提醒他們，切不可唯黨命是從。
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大部分的先進民主社會，非選舉期間，政黨機器低調運作，或者少有運作。縱使在全國大選期間，大部分人民甚至於不知道各主要政黨主席的姓名。如同台灣各政黨主席那般位高權重，一言九鼎，號令國會議員，那是難以想像的事。更難想像的是，黨籍公職人物竟然如同儀杖樂隊般穿起顏色鮮明的制服，以資識別，唯顏色是問，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在在顯示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的對立氛圍。試問，國會議壇有尊嚴可言嗎？有智慧的選民可以忍受嗎？
台灣國會議員身上那些顏色鮮明的制服，象徵著台灣民主政治不成熟的一個面向﹕過當的黨性，傲慢的政黨。
在公共場合上，甚多台灣公職人物以他們的制式衣著，來表明他們的政黨屬性。蔚然成風，由來已久。就一個成熟民主社會而言，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怪事。每次看到國民黨人和民進黨人穿上顏色鮮明的背心（而且繡上黨名、姓名），招搖在國會議壇和記者招待會，或者現身電視螢幕，都有觸目驚心的感覺。
在某意義上，不同顏色制式背心之間的強烈對比，貼切反映了近年來台灣的政治惡鬥。而且，其意涵其實不僅如此而已。
數年前閱讀Ernest Gellner 在1994年出版的文集（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其中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傳統社會裡的組織結社，大多有嚴格規範以及高度約束力，一旦加入就不易脫身。成熟的民主社會，則反其道而行﹕黨性漸淡，可以輕輕鬆鬆自由加入和退出組織。以往若要加入一個政治組織，可能要宰殺牛羊、發毒誓，以宣示茲事體大，絕非兒戲。而現代文明社會則不需要，甚至於可能禁止。如果以台灣背景來比擬，或許可以說，以往要歃血為盟或者斬雞頭；近來，似乎很少人有此胃口了。對於那些具有強度約束力的政治組織（或者派系，如新潮流），現代公民大多會抱持不信任態度。這是其來有自的。
民主體制下，人民不但思想自由，而且可以隨時隨性改變政治立場，不受拘束。唯有如此，選情難料、民意如流水的趨勢，才能夠形成，也難以遏制。主流民意通過選票，以監管、檢驗、制裁政黨和政治人物，才成為可能。有鑒於此，成熟民主社會的主流選民，不容許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政治選擇，遭受任何政黨任何形式的綁架。例如，若是凡事都要無限上綱，扯上民族大義、愛國情操，或者宗教信仰、血緣瓜葛，他們一般都會有強烈反感。
不僅如此而已，他們也不樂見任何政黨以強度紀律控制黨籍公職政治人物（和一般黨員）。因為，在最高層次
上，民選公職必須以民意為依歸，而不是以黨意為依歸。黨意若是凌駕在民意之上，絕非民主社會之福。在政黨政治之下，各政黨當然應該各自以政治綱領的內容，爭取選民的認同。但是，如果當地公職人物必須接受政黨嚴格紀律約束，不易為主流民意所左右，那麼，黨意服膺於主流民意的機制何在？
更為緊要的是，權力不但趨於腐化，而且必趨於傲慢。倘若民選的公職人物必須以黨意為依歸，必定使得政黨機器權力集中、膨脹，坐大而傲慢。一個政黨甚至於可能敢於蔑視神聖的國會議壇，驅使公職人物如同小醜般地舉牌、哭鬧、叫罵，從事大打群架式的政黨惡鬥。近年來的台灣，正是如此。這絕對不是現代公民所願意看到的。是以，選民要有效節制一個政黨，就不能不從節制公職候選人開始，耳提面命提醒他們，切不可唯黨命是從。
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大部分的先進民主社會，非選舉期間，政黨機器低調運作，或者少有運作。縱使在全國大選期間，大部分人民甚至於不知道各主要政黨主席的姓名。如同台灣各政黨主席那般位高權重，一言九鼎，號令國會議員，那是難以想像的事。更難想像的是，黨籍公職人物竟然如同儀杖樂隊般穿起顏色鮮明的制服，以資識別，唯顏色是問，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在在顯示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的對立氛圍。試問，國會議壇有尊嚴可言嗎？有智慧的選民可以忍受嗎？
台灣國會議員身上那些顏色鮮明的制服，象徵著台灣民主政治不成熟的一個面向﹕過當的黨性，傲慢的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