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中國人的病態人格

by 佚名

緒言
盛世有危言，弱國多寡民。中國人的病態人格，前賢今人多有論及，但社會發展，時代進步，這種病態人格又改頭換面，產生了許多新的變種。筆者今日就此問題補而掇之，遂成此文。讓我們共同努力，認真切除國人這些頑固的病灶。亦願就此拷問自己的靈魂，尋覓文明進步的鑰匙。也真情希望：今日之袞袞當道諸公，不要學那蔡桓公諱疾忌醫，扁鵲三視而不醒，直到病入膏肓、一命烏乎而後已。如有"聞過則喜、擇善而從"的胸襟，才有我們民族的美好前途。

一、 中國人的麻木和冷漠

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塞繆爾·斯麥爾斯在《品格的力量》一書中，轉述馬丁·路德的話說過："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縱觀或遠視世界各國、各民族興衰盛頹之歷史，無有不契合於此理者也。被我們自稱之歷史悠久、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其國民品格之卑劣，無不令人沮喪和背氣。
近年不斷有媒體報導：某時某地，數百人面對少數幾個歹徒的為非作歹，竟任憑幾個歹徒搶劫錢財，然後揚長而去。而眾人面對這種為非作歹，竟然是一臉漠然、視若無睹；更有甚者，少數歹徒搶劫或行兇之後，還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姦婦女，眾人面對弱女的哀哀悲鳴，一個個膽小如鼠、無動於衷。甚至懷著獵奇陰暗之心理，期待快一點看到那可憐姑娘的胴體和陰私之處……於是歹徒更加猖狂，同胞姐妹慘遭蹂躪。

又據蔣子龍在一篇《還要圍觀多久》的文章中寫到："湖南湘譚礦業學院品學兼優的學生蘭成全，在放寒假回家的列車上，看見幾個流氓夜裡趁旅客睏乏在翻包搜衣偷東西，他大叫一聲，驚醒了旅客，嚇住了小偷。氣急敗壞的小偷們叫來一名女流氓，誣陷蘭成全企圖調戲她。於是流氓們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一上年紀的人居然（就地取材地）教育身邊的孩子'看到了吧，出門莫要管閒事，免得惹火燒自身'。列車上的乘警聽信了流氓們的話，把蘭成全當成了壞人，也對他拳打腳踢。他請求目睹了事件全過程的乘客為他作證。一車廂被他幫助過的人都說：'不知道，什麼也沒看見'。竟無一人肯為他講句公道話，說出基本事實。他雙手抱著流血的腦袋，狂嚎亂吼：'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正義何在……'從此他瘋了，看見火車就大叫'火車上沒有好人，全是壞人!'以後持刀砍人，被關進精神病院，口中常唸唸有詞:'人們都變了，良心沒有了，我看著(他們)一個個都是頭著地走路，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一個品學兼優、見義勇為的好青年，就被這種冷漠和麻木所毀滅了。

又據《羊城晚報》報導，珠海一廣告畫家(恕我忘了該畫家的名字)從媒體上看到：一位湖南打工青年挺身而出，與街頭搶劫犯殊死搏鬥，被搶劫犯圍攻毒打兩個多小時。當時圍觀的市民有一百多人，竟無一人施以援手。甚至在該青年被活活打死後，警方多方搜求證人之時，也沒有人願意出面證明其義舉。該畫家對此悲痛欲絕、義憤填膺，自費在珠海街頭樹起了一塊巨大的公益廣告牌，畫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眾生圖"--上部畫著松枝拱托著的英雄的頭像，下部則畫著這群圍觀的人們的身上，都結滿了厚厚的冰凌。

可是過了不久，有幾個腦滿腸肥的傢伙看出了作者的"險惡用心"，說他誣衊了我們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那副畫的命運，我不說各位自然也明白了。
又據2002年CCTV《焦點訪談》報導，成都一孕婦難產，於是賃車急送醫院搶救。可車開到大街上，被某區政府交通局路政人員攔住。無論該婦女的親屬怎樣地好說歹說，也無管其丈夫甚至當街下跪，路政管理人員卻是無動於衷，堅決不予放行。最後結果是，該孕婦母子雙亡。當被害人將路政人員訴上法庭時，該路政人員不但不懺悔自責，反而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指責該被害人"違法"……看著這種對別人生命如此漠視和冷血的路政管理人員，真把我氣得說不出話來。

再據余傑在《冷漠是一種罪惡》一文中寫道（引自余傑著《老鼠愛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頁）："這個悲慘的故事，是我輾轉從當記者的朋友那裡聽來的。北京國企一對失業了的夫婦（用委婉的說法，叫做'下崗'），妻子懷孕快要生產了，因為家中一貧如洗，不敢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於是，丈夫借來一輛平板車，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獸醫院找熟人接生。沒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難產，獸醫不敢處理，勸他們到大醫院去，否則大人孩子都有危險。丈夫咬著牙，蹬著平板車一路疾馳，妻子在車上痛哭地呻吟著。當平板車來到一個繁華路口時，警察攔住了他們。原來，這條路是國賓道，不允許人力車經過。警察執行公務一點也不含糊。雖然現在並沒有尊貴的國賓的車隊通行，但他依然堅持不予放行。孕婦的呻吟和鮮血，警察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這名警察仍然'剛直不阿'。沒有辦法，丈夫只好蹬著平板車繞道前往醫院。中途耽誤了半小時，到達醫院時，大人和孩子都已經失去了搶救的時機，雙雙死亡。晚上，悲痛萬分的丈夫，一個人在破舊的家裡上吊自盡了"。

看到這些傷心欲絕的悲慘記錄，我幾乎記錄不下去，我的心就像灌滿了鉛塊一樣沉重。
夠了，夠了。我實在不想多舉這些讓人痛苦萬分、心靈流血的案例了……
在媒體披露此類事情後，於是朝野嘩然，官民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倘被偵知這麻目的"觀眾"群裡有幾個帶"長"字的"人上之人"，則難逃一咎，重者收監，輕者撤職。可謂執法如山，嚴懲不貸者矣。
然而，輿論譴責，紀律約束，法律制裁，雖能舒公眾一時之快意，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人這副冷漠麻目的德性。下次遇到同類事情，仍舊是上次事件的簡單重複，依舊是在遣責、撤職、法辦的老路上循環無窮……

嗚呼！當年魯迅面對此情此景，奮而棄醫從文，以一枝禿筆為工具，以喚醒國人的血性良知為己任，以一種苦悶徬徨的筆調寫下了千古絕唱《藥》。小說中的華老栓、華大媽，竟把醮滿革命烈士鮮血的"人血饅頭"，當作醫治華小栓肺癆的靈丹妙藥；劊子手康大叔，始終沒有忘記在砍下革命志士的頭顱之後，以烈士的鮮血醮在饅頭上大撈銀兩；眾看客竟覺得槍斃革命者"沒有砍頭的好看，轟的一聲便散了"。寥寥數語，就把小市民華老栓、華大媽的愚昧無知、劊子手康大叔的凶殘貪婪、
眾"看客"的麻目不仁刻劃得淋漓盡致。一幅國人的眾生像躍然紙上。
而林語堂博士，則對中國國民性的形成的原因作了精闢的分析，他在《中國的國民性》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中國人的'各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談國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陰暗心理的形成，蓋因缺乏人權之保障也。螻蟻尚且偷生避死，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哉"。
一代文化大師和改良先驅梁啟超先生，針對血性、良知泯滅的國人，曾厲聲抨擊和大聲疾呼，從而寫下了他激越澎湃的不朽篇章--《呵旁觀者文》，並對其成因從制度層面進行了深層次的剖析：中國人只知道忠於皇上和朝廷，而不知道忠於國家和民族；只有將天下視為一人一姓之私產的民賊，而無將國家視為天下之公器之政治；只有將國家視為一黨之私產的國賊，而不知現代憲政為何物？只有天民而無國民；只有臣民而無公民；更不知公民意識為何物？（大意）？

如果說魯迅先生的《藥》，是對中國國民性入木三分的刻劃的話，那麼林語堂、梁啟超對中國國民性成因的剖析則是一針見血、力透紙背。
漫長的專制政治，造就了眾多的麻木和冷漠的民眾，而"麻木和冷漠的民眾（又）是專制政體最穩固的群眾基礎"（黑格爾語）。記得法國一位近代哲人曾說過："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在我國，把這句名言倒來說也成立：即"有什麼樣的政府，也養成什麼樣的人民"。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縱觀一部洋洋大觀的中國歷史，由於經歷了漫長腐朽、殘忍野蠻的專制社會，它確實是一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歷史；確實是一部宮廷陰謀權詐的"相斫書"，確實是一部封建帝王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奪權與反奪權征戰史；確實是一道"竊珠者誅、竊國者侯"的罪惡與陰謀的軌跡。魯迅先生曾在他的《狂人日記》一文中，悲憤地呼號："滿本字縫間，都寫著
'吃人'二字"。
經過兩千多的熏陶濡染，專制帝王罪惡陰謀之毒素，業已深入到我們的骨髓，成為國人人格構成的基本元素。我們血管裡流淌的，是血漿與專製毒素的復合液。我們大腦裡存活的，也是被專製毒素污染的神經凸。也由於我們繼承了我們祖先太多太多的東西，這就造成了被柏楊先生稱之為"醬缸文化"社會氛圍。多少世界優秀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之成果，一旦來到我們的土地上，就變形走味，從而變成了一些面目全非、不倫不類的怪物。播下龍鍾，往往只能收穫到跳蚤。中國人"革命"了一百多年，不但沒有戰勝專制主義的陰魂，反而被專制主義的陰魂所吞沒。直到今天，這腐朽野蠻的專制惡魔，無時無刻不縈繫於"革命者"的腦際，竟似附骨之蛆揮之不去。

中國人的生命極無保障，很多人也許沒有深切的感受。這不是中國人不愛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也不是中國人不懂得珍惜自身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乃是"身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緣故。
中國漫長的專制社會，也是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在古代，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哪個不是天經地儀地認為"朕即國家、朕即法律"？眾多的專制帝王們，有幾個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萬里長城的修築，的確可以稱得上秦始皇的"豐功偉績"，但卻是數百萬百姓的屍骨拌著血淚築砌而成的建築。它哪裡有一絲值得自豪、讚美、歌頌的價值？在我的眼裡，它只是孟姜女給修築長城的丈夫冬送寒衣，而只能看到丈夫的一堆白骨的血淚記錄。

京杭大運河的開鑿，隋煬帝"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斬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多少生靈埋骨於運河兩岸？多少父母失其骨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讓人歎為觀止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不是為了溝通漕運和便利物流，乃是為了滿足隋煬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樹瓊花、酒池肉林的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黃巢、張獻忠以人為糧，黃巢所過之地，百姓淨盡、赤地千里；張獻忠盤踞四川，天府之國，"噬無遺類"。今天我們的教科書上所說的"農民起義"！我實在不知其義又在何方？

秦將白起一夜之間就坑殺趙國降卒四十餘萬，秦二世封閉始皇陵墓，一天之內就使二十萬餘役卒死於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價錢比狗肉還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死一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朱元璋喜怒無常嗜殺成性，不到幾年，就將他手下之功臣宿將屠戮殆盡，僅胡惟庸一案，株連被殺者就達三萬多人；滿清入關，實行留髮不留頭的政策，殺人如破瓜切菜，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血洗濟南、廣州屠城……數千萬漢族遺民，成了滿洲惡魔的刀下之鬼。
朱元璋的"淮西軍"，嫌一個個殺人分解骨肉效率太低，於是用大舂將人肉製成膏泥，以供"軍需"。
李自成為了訓練戰馬，為了讓他的戰馬聞到血腥味，就鬥志昂揚、奮勇揚蹄，竟大殺俘獲的百姓之血以飲馬。
洪秀全蹂躪江南半壁，對於敢於反抗的城池，則屠戮淨盡。全州城破，牛刀初試，一城百姓片甲不存……
中國從來是一個遵循著"屁股決定腦袋"規律的國度，專制統治者為了爭奪或維護其交椅，或者是為了滿足其轎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製造了多少人間慘案？殘害了多少生靈？今天又有哪一個歷史學家能統計得出？
再看看今天很多人愛不釋手的所謂"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吧，隨便抽出一本中國正、裨、野史作品，何處不是能胥巧吏、上下其手，深文刻法、鍛鍊羅織，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獄紀錄？何處不是鑽營競奔、不顧廉恥，貪贓枉法、殘民以逞的教科書？

到了近代，中國人的生命仍無一絲保障，繼列強艦炮轟開滿清腐朽的專制皇朝的鐵門之後，相繼經歷了洪楊之亂、辛亥革命、護國討袁、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戰事？長城內外、處處硝煙，大江南北、血肉橫飛，匪梳兵剃、警匪勾結，僅洪楊之亂，就使一億多生靈死於非命；甲午之戰，旅順屠城，日本獸兵屠殺了多少生靈？南京一戰，三十多萬和平市民魂喪於日本獸兵的刀下；毛為了與蔣爭奪權柄，發動內戰，"解放"東北，林彪圍困長春一年，遂使數十萬長春百姓成為餓殍野鬼；三大戰役，數百萬生靈化作一縷輕煙……中國人民嘗夠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人間慘痛，看夠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歷史鬧劇。鬧劇的幕後，是國人的生靈塗炭、白骨山積。

在現代之中國，蔣家王朝建立，曾使特務滿天飛，奉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動政策。蔣家皇朝垮台，毛家皇朝取而代之。康生、謝富治、林彪、"四人幫"之流，更是把專制統治者的殘忍野蠻，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井崗山濫殺"ＡＢ團"殘害無辜，到延安時期的"肅反"運動的忠良涂碳；從開國之初的以"鎮反"為名，枉殺無辜數百萬人，到反胡風運動中，株連數萬知識分子；從大躍進大蠻幹中視民命如草芥，到繼之而來的大饑荒五千多萬農民成為餓莩野鬼；從"反右派"運動中將一百萬多名知識分子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隻腳"的"歷史壯舉"；從安徽一個叫王善生的醫生在給大量浮腫病人看病時，只因說了"只少一味藥--糧食"，結果被當場逮捕，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到廣西上思縣一百多名"地富反壞右"，被充滿階級仇恨的"貧下中農"分而食之；從天安門前的和平民主運動被誣為"反革命暴亂"遭嚴酷鎮壓，到張金柱『1』、王永強『2』等"大蓋帽"之流的橫行無忌；從全國多名打工妹被公安警察誣陷賣淫被關押和罰款，竟需到醫院開出證明，證明其處女膜尚未破裂，來洗雪她的屈辱，到陝西青年李綠松，因揭露官員的貪污腐敗，被喪盡天良的公安局副局長割掉舌頭；從貪髒枉法風行全國，到四川、湖南等地多名農婦因為交不起集資、攤派款，而被如狼似虎的"幹部"活活打死；從全國到處都是刑審逼供致人於非命，到將進城農民被當成"盲流"而遭到非法關押、驅趕和罰款……可憐中國的國家機器，業已變成了一架巨大的絞肉機；大河上下，何處不是小百姓的無常煉獄？長城內外，何處不是斗米小民機關陷阱？

生活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裡，小百姓們沒錢沒權也沒勢，見到這人間世上有太多的凶險和殺機，只能一味的忍讓和躲避來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就養成了一種與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的冷漠和麻木。
試想，在這樣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裡，人們對於自身生命尚且不暇自顧，哪有閒心管那些身外的不平之事？處在而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裡，要求人們富有血性和良知，豈不是等同於唆使其自殺或自殘？處在這樣一個極端恐怖的社會裡，要求人們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關愛社會、熱心公益，豈不是痴人說夢、緣木求魚？所以，嚴格地說，中國人的人格特點，因有了太多的"奴性"，還不具有現代"公民"的基本特徵。

嗚呼！魯迅先生如刀之筆的描摹刻劃，林語堂、梁啟超先生的精闢分析，筆者由衷欽佩也。
筆者無意為那些麻木冷漠的國人開脫辯護，而是提請社會有識之士：當務之急，不應只是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輿論遣責、法紀約束上，而應標本兼治地一面導之以輿論法紀，一面從根本上建立民主、自由等附合人性和人道的政治制度，創造一個寬鬆、和諧社會氛圍，剷除一切令人恐懼的政治土壤，認真培育國人的民主意識，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行使管理國家和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

只有把人民的尊嚴、人格、生命當成其自身生存價值的政府，人民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孩子；只有尊重人民之言論、出版、學術、思想等自由的政府，才能培植國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種對人民奴役之、凌辱之的社會，那種動輒以"惡毒攻擊"、"陰謀顛覆"、"反對某某基本原則"而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學術、著作自由的政府，只能使思想文化、科學技術、人性良知近於窒息，只能贏得人們對它的絕望和憤怒。當這種絕望和憤怒積聚到一定的程度，龐貝古城的命運就是它的必然歸屬。這也許就是江澤民"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思想的形象闡述吧？

注『1』張金柱，鄭州市公安局待分配幹部(曾任公安分局政委)，於1997年8月24日酒後開車，撞倒蘇東海、蘇磊父子，其後又不顧群眾的停車示意，將蘇東海拖在車後逃跑1500米，致使蘇東海半個腦袋被馬路擦去。致人一死一傷，張金柱已被判處死刑。
注『2』王永強，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人民法院執行庭副庭長，1998年7月22日酒後在水庫洗澡時，因不滿一名小孩的一句戲言，譏其游泳技術不佳，而將其扔入深水溺死。12月2日，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審判決，判處王永強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二、 中國人的二重人格

所謂二重人格，是指言行不一、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的偽君子也。史載蔣夫人宋美玲在國共內戰時期，為了尋求政治支撐和美金軍援，她信心十足地再次遊說美利堅。在招待她的宴會上，只因杜魯門夫人當眾說了一句："此人是一個典型的二重人格者"，不但沒討到一個金圓，還使她受盡了屈辱。讓美國上下兩院的議員們，對她和她丈夫的政府的管理低效和政治腐敗大肆冷嘲熱諷。而平日裡巧舌如簧、風度卓約的宋三姐，此時也只能對影而泣。同樣也是這個蔣夫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她遊說美利堅，賴其秀外慧中，施展她不俗的才華和魅力，竟傾倒了眾、參兩院的議員們，遂使他們順利地通過了對中國抗日戰場的巨大援助。兩相比較，反差極大。可見，二重人格同樣也討洋人嫌惡。

中國人的二重人格，有很多俗語來形容。如"當面說好話、背後做鬼事"，"見人說話、見鬼打卦"，"巧言令色、見風使舵"，"口吐蓮花，心使壞水"，"口蜜腹劍，面善心毒"，"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人前冠冕堂皇、人後無恥荒唐"，"左手握手言歡、右手藏刀拿槍"，"台上笑呵呵、桌下在踢腳"等等。

這種現象，國內有識者亦深以為病，而十分嫌惡之。稱其為"小人"是也。
不要以為這僅僅是國人的個別的現象，而不具有普遍性，非也。不信您且看看周圍，可以說俯拾皆是。
被國人稱為亞聖的孟夫子，感到屠牲殺畜而食之--"不仁"、"吾不忍其彀悚也"，但又不願丟下其師孔夫子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口腹之樂，只好十分矛盾地自解說："是故君子遠庖廚也"。

在大躍進年代，中國人民"熱情瘋漲"，被政治高壓驅趕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明明是餓得發昏、渾身浮腫，卻只能自欺欺人地說："這是生活太好了，撐成了這樣"；而在那時，誰個不知"畝產十萬斤"是新的《天方夜潭》，卻不敢說破，也應聲附和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也明明知道皇帝身上的"新衣"，其實就是什麼都沒有穿，還光著一個醜陋的屁股腚，卻要應聲附和說："啊!
多美的新衣呀，真是妙不可言"。只有那不善把握"政治方向"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將他說破。可憐"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彭德懷，立馬就遭了殃。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農民將草根、樹皮、甲蟲、蚯蚓吃個精光，神州大地、餓殍遍野；大江南北、白骨成山，猶以種糧人餓死者為甚，竟超過從辛亥革命到國共內戰歷次戰爭陣亡將士的總和。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和"敬愛的"周總理，卻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世界鄭重宣稱："儘管我們困難，卻沒有餓死過一個人"。大家明知這是個掩耳盜鈴的彌天大謊，卻一個個噤若寒蟬不敢反駁，還要"心甘情願"地做他的應屁蟲，對他的"英明領導"高唱頌歌。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人性滅絕、獸性張揚的時代，很多人明明知道：那些遭了殃的"臭老九"和"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軀，並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獸，一個個卻要裝出一副"最最革命"的樣子，也跟著眾人高喊"打倒、踏平、炮轟"，以爭取"表現積極、陣線分明"的評價，藉以免禍或爬官。
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大家何嘗不知五穀禽畜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源泉？而當"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被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又有誰敢站出來反對這種荒唐鬧劇？任憑縣、鄉、村幹部們將青苗扯去，再將農民的第六隻雞割進自己的肚子裡，才敢心安理得的回去上班。

文革結束後，當年吆喝起鬨、助桀為虐、背親賣友、落井下石的人們，他們當然明白，自己的卑鄙行徑為社會所不齒，但卻以一句"大勢所驅、被迫無奈"為託詞，來洗刷自己所犯的罪惡。並將捷克作家昆德拉所著的全面闡述犬儒哲學的《生命不能承受的輕》作為思想理論武器，從而減輕內心負罪壓力。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時代，已暴露和未暴露的成克傑、胡長清之流，他們在台上作"反腐敗"報告，可以妙筆生花、語驚四座，說得比誰都誠懇和動聽。成克傑以一句"一想到廣西還有七百萬人沒有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就睡不著覺啊"而轟動了全世界。但他在台下卻是日進萬金，仍不知足。而國人對這些"反腐敗概模"們，表面上也是畢恭畢敬、誠惶誠恐，背後卻是跺腳罵娘、戳脊樑骨。

成克傑如果在摟著溫香軟玉的時候，沒有拋棄其糟糠之妻，使其不至於怒而出首，也許成克傑今天仍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胡長清如果不是在參加昆明園藝世博會期間，急不可待地暗赴廣州與情婦幽會，從而引起了隨行的公安警衛人員的恐慌，才揭開了他貪污腐敗的偽裝，也許胡長清因為"政績突出"，業已調升到更為顯要的位置。對於這些問題，誰不心知肚明？可在公開場合裡說話，哪個不是那樣閉著眼睛、鸚鵡學舌地吆喝："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堅決反腐敗的表現"！

在"統計為政治（績）服務"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時代，貧苦農民的生活稍有了改善，就會變成數倍的"人均收入"，就會成為各級胥吏邀功請賞的資本，就會成為披紅掛綵、敲鑼打鼓地向上級"報喜"典型事蹟……大家雖然對此心知肚明：這不是魔術師的勾當嘛？可是又有誰敢點破？表面上仍然笑著說"是啊、是啊，的確是這樣"；骨子裡卻在罵"這不是放衛星的'拷貝'嘛"。

平時朋友們聚談，對於社會的腐敗墮落，我們可以罵天罵地罵"共產黨"；可公開場合誰有這種膽量？就算是你不幸說漏了嘴，也可能將半條命搭上，不信您就試試看。
再看看各種各樣的"選舉"，誰不明白這只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勾當？但都要裝模作樣地把假事當成真事來幹。好像一個個都是演技出色的演員，不但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演得越來越理直氣壯。
歷次翻雲覆雨的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將正直、善良、真誠、純潔的人"淘汰"出局，能夠苟活性命於這種亂世的，是那些像泥鰍一樣溜滑、像猴子一樣精明的人。
中國人所謂的"成熟"，是以丟掉基本的正直、真誠、善良、純潔之心為標誌的，是以失去對他人和社會的基本信任為特徵的。
在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裡，如果一個人說假話、做鬼事而變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了，那麼這個人就"成熟"了；如果一個人面對罪惡、強暴和不公處之泰然了，那麼這個人就"成熟"了；如果一個人面對貪污、腐敗、特權、專制安之若素了，那麼這個人就"成熟"了……

殘酷的中國社會，給人以靈魂的洗禮。名目繁多的歷次政治運動，把人磨煉得異常的圓溜光滑，並在此基礎上再打上機油，才能混跡於這個社會。
政治上的覆雨翻雲，意識形態上的指鹿為馬，人們誰不對此深惡痛絕？儘管人們一次次地被無情愚弄和嘲諷，卻反而認為這種愚弄和嘲諷是理所當然的；小部分人雖對這種荒唐做法有所警覺，不能搬起石頭砸天去，只能無可奈何的哀嘆。而"肉食者"正是憑籍著這種"國情"，才玩芸芸國民於股掌之上。

筆者實在不願羅列這讓人沮喪的流水賬，而是以此證明中國人的二重人格無時不在、無處不有也。此為中國人之頑症，不下以猛藥，決無根除的指望。
可怕的不是國人的這種二重人格，而是將這種醜陋和邪惡的二重人格，當成了這個時代的正常現象。而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誠實守信的單純人格者，則處處被碰得頭破血流，甚至不容於這個社會。
生活於這樣一個社會裡，人們都必須帶著假面具生活。逢人必須說假話、做鬼事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講真話做實事，就變成了這個社會的"傻卵"和另類。政治成為"翻雲覆雨、指鹿為馬"的魔術，經濟成為矯妝虛妄、粉飾太平的道具……所有這些，極有可能造成整個社會信任、信用、信仰等價值體系的徹底崩潰。

假作真時真亦假，人們相互之間，誰也不敢相信誰。人與人之間，必須像防賊一樣的互相防備著才行。正直、善良、真誠、純潔的品性，只留存於童年和童話的世界裡。如果作為成年人，還像童年一樣正直、善良、純潔、真誠，就會被人們稱之為"幼稚"，稱之為"缺心眼"，稱之為"不成熟"。這樣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受到無窮無盡的暗算。
看今日之中國社會，慈眉善目的面孔背後，往往隱藏著一肚子壞水；花言巧語的人們，往往盤算著把你口袋裡的錢鈔騙到他的手上；人們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和講話，請你捫心自問--有幾句話是出於自己的真情實意？官銜半公開的批發零售，業已成為當今官場的潛規則；近年還報導出浙江某地一支駐紮兩年之久的部隊，竟然也是一個走私集團冒充的……

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除了關起門來置身於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以外，其他場合，你就必須整天帶著假面具去交際應酬；必須整天說假話來自欺和欺人。這樣的生活，不感到身心異常疲憊，那才叫怪事？
生活在這樣一個人情關係網異常堅固的社會裡，誰敢保證自己不為了家庭、子女、親人而有求於人？雖然你心裡十分厭惡行賄送禮的可恥行為，但你為了把事情辦成，你卻不得不咬緊牙關、壓住心中的憤怒，提上價值不菲的禮品或現金，並滿臉堆笑地希望官員笑納……
今天的社會，假商品氾濫成災，假大空媒體讓人厭煩透頂。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是以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所謂的"必然規律"為經，以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緯，以"成王敗寇"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等流氓邏輯為枝葉，把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曲解成了某個黨派和陰謀集團篡國奪權的"合理性"的教條。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滿篇都是"以論代史"的武斷和自負，滿篇都是不需要史實來證明的"歷史結論"。而不是以史實本身來說明和還原歷史，給學生以見仁見智的思想空間。其荒謬虛偽，其掩耳盜鈴，怎不令人憤怒？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一切都是為了證明中共武力征服全國的"合法性"而已。其牽強附會，其貽笑世界史林，其誤人子弟，怎不讓人背氣。
今天的文憑，可以用一句"教授多如狗，博士滿街走"來形容；而這一切，只要有權有勢，就可以手到擒來。
今日之中國，假貨氾濫成災，國人已經見怪不怪而習以為常了。上街買大米，要擔心大米是否有毒？買麵粉，要提防是不是用化學藥劑漂白而成的？買食用油脂，要擔心是否是垃圾油脂提煉出來的？買醬油，生怕裡面泡著噁心的蒼蠅？買火腿、燒雞、烤鴨等，要擔心是否是用劇毒的紅丹、黃丹等強染色劑染成的？買小電器，要擔心偽劣商品是否會搭上你的小命？而買農藥的農民則更"絕"，乾脆打開藥瓶用舌頭舔一舔，看看是否有麻舌的感覺。

坊間流傳這樣一個故事，頗能說明當下這種假貨氾濫的現實：一農民買了一批農藥去打蟲，卻沒有把蟲治住，令他顆粒無手。他萬般無奈，於是打開用剩的農藥瓶一口仰了下去。卻因為農藥是假的，他一點事都沒有。他自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於是就買來一瓶白酒以示慶賀。當他喝下那瓶白酒後，卻意外的死了。因為他買來的白酒是用工業酒精（甲醇）勾兌的……
如果有一天，世界主流文明已經認為--這個可恥的國家，已經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信賴的了；這個國家的人民，都戴著假面具生活；這些虛偽的魔鬼，都在說著假話、做著鬼事在混日子。業已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兩面國"（清代李汝珍所著的神話小說《鏡花緣》中的一個國家）。到那時，我們有何臉面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改變國人這種讓人嫌惡的二重人格，也有賴於政治環境的寬鬆開明，使國人不因講真話而遭滅頂之災。還有賴於中國政府認真履行簽署加入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有關條款，認真將"公民有免予恐懼的權利"的條款落到實處，而不是作為一件華而不實的裝飾物，專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觀玩賞。
改變國人這種讓人嫌惡的二重人格，還有賴於徹底廢除那些以言論、思想獲罪的罪惡法律，撤消一切違反憲法和國際公約的行政制度，如腐朽反動的出版管制制度、思想警察制度、言論特務制度、新聞檢查制度等。只有這樣，才能造就一種講真話、辦實事的社會風氣，使國人在春光明媚的晴空中生活，在陽光燦爛的政治空間裡自由地呼吸，使大眾以真誠善良為榮為美，以虛偽矯飾為辱為丑。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健康的價值觀，形成一種崇真汰偽的輿論場。使偽君子或小人在這種輿論場的引導和濡染下，趨於明正。使真誠善良之人在這種良性社會輿論場之引導和濡染下，趨於聖賢。反之，處於一種惡性的社會輿論場下，則使真誠善良之人趨於平庸，使下焉者趨於盜賊。

要達到上述良性社會的目標，還有賴於醒世者振臂高舉，以潤物細無聲、水滴石穿的恆心，使一大批社會賢良方正之士，堅持不懈地從事於"啟民以智，導民以正，崇民以良"的系統工程，以喚醒每一個昏昏國人為己任。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進入一個理性的國度，才有可能快步擠身文明社會行列，擺脫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妖魔化"的醜惡形象。

三、中國人的臉面

僅就臉面一詞的字面來分析，它的確是一個中性詞彙。但在現代社會裡，隨著詞義的引伸和轉借，又賦予了正面的和反面的兩種涵義。所謂正面的臉面，是指那種以仁慈善良、正直廉潔、誠實守信為操守和榮譽之紳士風度，中國人則稱之為謙謙君子風度。這正是人類文明積澱之美倫美奐的珍珠和寶石。對此，小子我譽之猶恐不及，何敢妄置一詞？今天我要討論的，乃是中國五十多年以來發展起來的以虛偽矯飾、浮燥庸俗為表徵的反面的臉面，這與阿Q前輩之"精神勝利法"相近似也。

的確，愛慕虛榮的人，全世界都有，它並不是中國的特產。但我認為，中國人的臉面最具"詩情畫意"。
以政治的觀點來劃分，我把中國人臉面分成以下三大類：其一是公共意識--社會的臉面；其二是被統治階級--普通百姓的臉面；其三是統治階級--各級官吏的臉面。
對於社會的臉面，情形頗為複雜，且易受一種民族情緒所左右，而不易自悟自惕也。蓋由於我國長期積弱積貧，文化、科學、技術等處處不如人，公眾的文明意識和社會的和諧進步，亦與西方國家相去十萬八千里。號稱有著煌煌五千年歷史文明的華夏古國的中國人，其臉面安在？於是我們就心浮氣燥，就生拉硬扯地弄出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時時處處欲與西方國家一較高下，拼著老命也要爭回臉面--縱然我們現在比不上人家，但我們的祖先可比他們發達多啦；縱然我們在物質上比不過人家，我們也要在精神上也要勝過對方；縱然我們現在落後，誰敢說我們的未來不是燦爛輝煌？不把對方比下去，決不罷休。於是就從阿Q前輩那兒搬出"從前我可比你闊多啦"、"從身上捉個蝨子出來，也比你的大"、"臨死之前'拼著性命也想把圈畫圓'"的經典邏輯來一比高低。

我們先來翻開今天的中學的數學課本看看，看看這不知何時被我們更名為"勾股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吧。我們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裡，記述了一個西周時期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了："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經偶五"的一句話，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我們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於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一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勾股定理"。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一特例的偶然發現。顯而易見，所謂"勾三股四弦五"，只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一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係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一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這是霄壤相別的兩回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勾股定理"，並一直沿用至今。這真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勾股定理"，也是一件非常為中華民族爭臉面的"壯舉"。

再翻開我們今天的歷史課本看看：
有人若說，西方國家的工業生產高度發達，其極盡機巧之工業機器人已代替了人類許多方面的勞動，使其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此時就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比這要先進好多倍呢，我們的祖先比他們發達多啦。
有人若說哥白尼發現並證明了日心說，為打破中世紀的神學迷信，為人類認識宇宙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發現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從客觀上證明了地球圍繞太陽轉動！

有人若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是人類認識地球和自然的壯舉。此時就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國的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比哥倫布還早一百多年呢！說明我們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比西方國家發達多啦！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計算機，對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計算機的雛形是什麼？《周易》裡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一長一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的嘛？二進制還只是它的一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一隻"陶制鼠標"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言之鑿鑿，報章亦在，不由你不信。

有人若說，西方國家的金屬冶練和材料科學先進，很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們近年在某地考古發掘出來的越王勾踐劍，雖經兩千多年的水土腐蝕，直到今天仍光可鑑人、削鐵如泥，這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在戰國時代就已把球鋼、碳鋼、結構鋼、合金鋼的冶練技術，推到了爐火純青的高度。
有人若說，近代科技發端於歐美，恩格斯曾高度評價說：近一百年以來，人類社會所創造的文明成果，超過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的總和。這時又可以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沒有我們的"四大發明"做為世界文明傳播的基礎，恐怕他們到現在還處還在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裡呢？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嘆，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們以世界1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你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衊是什麼？
有人若說，世界現代科技文化成果主要在西方，諾貝爾文學獎，大都被西方人摘去桂冠；諾貝爾物理學獎就被美國人獲得了三分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全被美國人囊括。而自稱取得了輝煌成就的中國，卻是一片空白。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報章媒體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戴著有色眼鏡看咱中國，就算給我們評獎，我們也懶得去領！我們就是要爭這口氣，一定要氣得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眼睛翻白。近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近華人作家高行健以《靈山》系列文學作品獲得諾貝爾獎，中南海不就發表聲明嚴重指責說："這是對中國政府的無理挑釁"嗎？

有人若說，我國的教育投資嚴重不足，其比例竟不足3%，低於許多最落後的國家之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趨勢。多少農家子弟就算考上大學，也因求貸無門只能與大學絕緣？多少下崗工人為子弟學費面壁而泣？多少貧困學生在貧窮的苦難中煎熬？《義務教育法》頒布多年，可義務教育的學費卻越收越多，令多少孩子因交不出學費而在校外踟躇。堂堂正正頒行全國的《義務教育法》，業已變成了一紙空文！科教興國唱得雖然動聽，也已經快變成了一隻畫餅。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節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教育投資，我們的辦學數量，比起"解放"前來，不知增長了多少倍？這麼巨大的成績擺在面前，你卻視而不見，且這樣危言聳聽地嘮叨不休，是不是別有用心？是不是被境外反共勢力所利用？亡我之心不死？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再不閉上你的臭嘴！"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將把你砸為齏粉！

有人若說，漢族兩次淪為亡國之奴，蒙古和滿洲貴族分別在中原建立了封建朝廷（不是國家），說明了和中原人民的柔弱和衰敗。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專家文本（如余秋雨《一個王朝的背影》等）中抽出某章某節反駁說：這算啥！小數民族雖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可淵遠流長的中原文化，卻反過來征服了這些強悍的民族。這不是中原文化的巨大勝利是什麼？
有人若說，在五十年代初，金日成悍然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聯合國通過決議進行武裝干預。麥克阿瑟奉命率盟軍從仁川登陸攔腰截擊，幾乎使窮兵黷武的金日成政權全軍覆亡。為了挽救瀕於破產的金日成政權，中共被迫接受斯大林之命出兵助戰。戰爭的結果是退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三八線"以北。而我方的傷亡將士的數量近十倍於敵方（因為心虛，過了五十多年，戰爭中敵我雙方的傷亡情況也不敢昭告國人）。而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歷史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說：這算啥！我們把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打得焦頭爛額、鬼哭狼嚎，被迫坐到了板門店的談判桌前，這不是巨大的勝利是什麼？！

有人若說，金門炮戰，是毛澤東為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把紅旗插遍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給赫魯曉夫在聯合國提倡的和平競賽一個響亮的耳光。因為美台簽訂了同盟條約，中蘇也是親密的戰略合作夥伴。所幸蘇美兩國看清了毛澤東的狂妄企圖，才避免了被毛澤東拖入戰爭深淵，才避免了全世界的又一次生靈涂碳。可我們的教科書上卻解釋說，當年的金門炮戰，是為了防止蔣介石脫離大陸，阻止美帝國主義插手台灣。這種違背常識的胡編亂造，雖為毛澤東爭了臉面，卻令世人為之噴飯。

有人若說，被江青殘害致死的孫維世和上官雲珠，是因為她們曾被毛澤東拐上龍床，從而引起江青的嫉恨而慘遭毒手。而我們的歷史課本卻雲裡霧裡、東扯西拉地予以遮掩。這雖然為毛澤東爭了臉面，卻弄得那班御用秀才自相矛盾、捉襟見肘、狼狽不堪。
有人若說，我們在摹仿別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出來的技術和成果的基礎上，一夜之間就可以仿製出相類似的產品來，我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並借之大肆吹噓，真是邪門！此時又可以從我們的諸多官方文本中抽出某章某段反駁說：這算啥！我們僅用幾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所走過的道路，這"充分證明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其洋洋得意、粘粘自喜之情溢於言表，真讓世人拍案叫絕。

這真像一個民間寓言：一天，一隻井底之蛙，看到一頭小牛比它大，他橫看豎看都不服氣，於是它就鼓起肚皮欲與小牛一決雌雄，結果"噗"的一聲，青蛙的肚皮脹破了。
他們也不認真想一想，祖先的勤勞智慧，古代的文化輝煌，使中華後人在此面前相形失色，不正證明了我們的無能和恥辱嗎！
諸位如有興趣，翻翻我們的物理、化學、地理、生物等課本看看，再看看今天的各種報章媒體，類似這種自我炫耀和無理抬桿的表述，真是不絕於縷，筆者在此實在不能一一列舉？連睿智明哲如梁啟超者，其早期倡言變法之文，也多次陷入"古已有之"的辯白之中。何況如我等之懵瞳淺陋之人，能有幾人不被這種別有用心的人所糊弄？能有幾人不被拖入這種似是而非的沼澤之中而不能自拔？能有幾人不在此惡性循環、自欺欺人漩渦中不能自已？

嗚呼！中國社會的臉面，業已墮落到今天這步田地，這不但讓西方之人大跌眼鏡，也使國內有識之士為之背氣。
對於中國老百姓的臉面，主要體現在婚喪嫁娶上。這些婚喪嫁娶"大事"，幾乎是一個模子倒出的、而又互相攀比、極盡奢華的酒肉大席。結婚的人，明明知道結婚只是他們夫妻兩個人的私事，卻生拉硬扯地拉來很多人陪襯，把終生的幸福維繫在婚儀的是否隆重上；辦喪的人，要把那喪事做得像國宴，生怕不如此，就會丟盡了面子。
這種徒費錢財把人累個半死的婚喪大席，我們哪個人沒有經歷過多少回。請帖一送，請人者說到底是為了撈回過去送出去的"人情投資"，而被請者，雖感為難，但人家來請了，也不能不給面子，也只好做出一副歡天喜地的樣子。觥籌交錯的熱鬧場面的背後，親情友誼被玷污，只剩下了那種對金錢的赤裸裸的渴望和企求。
近年多有報導，某些一夜之間暴富起來的新貴們，倘讓其為希望工程或社會公益事業捐點資做個表率，他則靚臉變黑玉手一揮，甩出幾個硬梆梆的字："去你的，沒有我的事"。若在風月場裡一擲千金，卻是豪氣吞天、氣壯如牛。據近年廣州一大報記載：京穗甲乙兩大款在歌廳遭遇，為了互相爭面子，競相點歌各不相讓，點歌價碼一個比一個高，以壓倒對手為爭臉的第一大快事。最後竟點到十萬元一支歌。直到乙方敗下陣來，才煞住車。如此有派的主兒光臨該舞廳，害得廳內眾人吐長了舌頭大氣也不敢出。也害得歌廳老闆既喜且怕，一邊顫抖著爪子數鈔票，一邊不停的祈禱著說"這怎麼得了，別鬧出人命呀"。甲大款自覺有臉，搶過歌廳小姐的話筒，象鬥勝了的公雞"咯咯喔喔"地大唱一通，眾看客則報以熱烈的鼓掌。乙大款自感丟臉，只好夾著尾巴落荒而逃。

這些都是百姓們的小臉面，對於權勢人物的大臉面，近年又滋生出以玩弄特權、出入煙花柳巷等醜惡行徑為榮，且互相攀比炫耀的現象。甲官某日宴請賓客喝掉十瓶茅台酒，花費公帑數千元。乙官一看就不服氣。隔了幾天，藉故回請甲官，喝去十瓶人頭馬，花費公帑上萬元，直到將甲官比下才算爭臉。甲官某日用公款買了一部寶馬，乙官一看，心裡就不服氣，隔上幾天，也用公款買來一輛奔馳，將甲官比下去，才算爭臉。乙官某日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姐"出入社交場合，甲官一看便不服氣，隔日必招來兩個如花似玉的"小姐"，一手摟著一個，將對手比下去，才算爭臉。林語堂博士在《臉與法治》一文中，有十分精彩的描摹。在此，我就不再耗費筆墨，就將林博士此文的精彩片段抄錄下來，作為我這段文字的結尾吧。

"中國人的臉，不但可以洗、可以刮，並且可以丟、可以賞、可以爭、可以留，有時好像爭臉是人生的第一要義，甚至傾家蕩產而為之，也不為過。從好的方面講，這是中國人之平等主義，到底是一種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臉太不平等，或有或無，有臉者固然快樂榮耀，可以超脫法律，特蒙優待。而無臉者，則未免處處感覺政府之威信與法律之尊嚴。所以據我觀察，中國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中國自會富強。
"譬如坐汽車，按照市章，常人只許開到每小時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長貴人便須開到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臉。萬一軋死人，巡警走上來，貴人腰包掏出一張名片，優遊而去，這時的臉便漲大。倘若巡警不識好歹，硬不放走，貴人開口一罵，'不識你的老子'，喝叫車伕開行，於是臉更漲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動手把車扣住，貴人憤憤回去，電話一打，半小時內車伕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職，(警察)局長親臨詣府道歉，這時貴人的臉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過我有時覺得與有臉的人同舟同飛艇，頗有危險，不如與無臉的人同舟同車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位丘八的臉太大，不聽船中買辦的吩咐，一定要享受在滿載硫磺之側廂房抽菸之榮耀。買辦怕丘八問他，識不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將臉賞給丘八。後來結果，這長江輪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出了臉面，卻不能保全其焦爛之屍身。

"又如某年上海市長坐飛機，也是臉面太大了，硬要載運磅量過重之行李。機師'礙'於市長之'臉面'，也賞給他臉。於是飛機開行，不大肯平穩而上，市長又一定要給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臉，叫飛機在空中盤旋幾週，再行進京。不幸飛機一歪一斜，一顛一簸，碰著船桅跌下。聽說市長結果保全了一副臉，卻失了一條腿……"。

四、中國特色的文字遊戲

魯迅先生一再聲明，希望他的作品速朽。看來他的願望要落空了，僅一個阿Ｑ的藝術形象，就足以令其永垂不朽。更何況在阿Q藝術形象之外，還刻畫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在這個阿Q的國度裡，在當前這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下，國人對方塊文字的奇妙運用，產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學現象。其語言文字之精妙絕倫，不由你不拍案叫絕。鄙人稍加留意，便可舉出很多這方面的例證。為便於閱讀，今姑妄分類而言之。
其一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文字遊戲。如把失業說成是"待業"和"下崗"；把妓女說成是"賣淫女"、"應招女"等；把資本說成是"資金"和"資本金"等。所有這些失業、妓女、資本等社會現象或經濟範疇，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共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把它定義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產物。當前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豈能有此醜惡現象或經濟範疇？於是中國豐富的語言文字，就衍生出了這些耐人尋的新名詞。這樣做，當然皆大歡喜。對於匯報的下級來說，是避天下之大不諱，以免引火燒身；而對於權力人士，則可以避免往自己臉上抹黑，以免影響自己的政績和前途。這種對說者和聽者都大有裨益的好事，正可以推而廣之、風行全球。

其二是"虛虛實實、兵不厭詐"式的文字遊戲。如"民主集中制"這個似是而非的名詞，所謂民主，它本身就包含了小數服從多數基礎上的集中，而不是毛澤東所解釋的"讓人講話"的民主。他高興時當然可以"讓人講話"，不高興時卻以"陽謀"把講話者一網打盡。鄧小平多次反對"絕對的民主"，可他從來就不反對"絕對的集中"。因此，詞組的闡釋者就可以以此為依據，一會兒大講特講"民主"，堅持"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一會兒又把它解釋成"沒有必要的集中，就沒有真正的民主"；一會兒又以"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為理由，將民主一股腦地予以全盤否定。又如"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奇特名詞，將民主與專政這兩個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硬性膠合在一起，有時被說成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有時又由少數人拿它去全面地專一切人的"政"。再如"中國特色的人權"、"中國特色的法治"、"中國特色的民主"等希奇古怪的名詞，他們不管這些名詞的本質屬性如何，也不管人類文明的公認準則是怎樣定義這些基本概念的，將其冠以一個"中國特色的"的定語，就可以隨意進行解釋。將外國引進的麒麟龍鳳，解釋成中國特色的"毛毛蟲"。這些專有名詞的發明和使用者，很像一個高明的魔術師，可以把簡單的中國文字，弄出變幻莫測的花樣來。至於怎樣進行解釋，當然要看"政治形勢"的需要，最根本的是對當權者自己是否有利。

其三是"反彈琵琶、顛倒黑白"式的文字遊戲。本來我們各級領導應是人民的公僕，時下卻流行以"老闆"、"父母官"自居；再如毛澤東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話。今天不少人別出心裁地把它改成"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確實切中時弊；又如，面對時下世風日下、人慾橫流的社會現實，有人企圖抬出毛澤東當年說過的
"為人民服務"的一句話，以期挽世風於既倒，卻被人改為"為人民幣服務"，倒是切合當前實際；又如鄧小平當年面對胡耀邦要徹底否定文革，面對國人對極左血腥、文革罪惡的"喋喋不休"，曾要求國人：忘記過去，"一切向前看"，於是有人將其改為"一切向錢看"，真可謂天才之舉；還有一些人把中共所謂的三大法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改成"理論與實惠相結合；密切聯繫領導；吹捧與自我吹捧"等等，實在難以盡述。

其四是"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文字遊戲。如我國《憲法》開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真讓人如墮五里霧中，不知南北東西。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什麼是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還是鄧小平"一切向錢看"的道路？是毛澤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道路？還是鄧小平"不爭論，幹了再說"的道路？是毛澤東"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道路，還是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道路？是毛澤東"百代還行秦政制"的道路，還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解釋，誰也說不清楚。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專政的主體是誰？誰是今天的無產階級？是中共的各級官吏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們掌握著全國的物質和精神資源，使全民所有制異化為國家所有制，而國家所有制又進一步演化為官僚所有制。因此中共的眾多官員，實際上是名副其實的官僚資本家。說他們是無產階級？打死我也不信。如果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那麼真正的無產階級必然就是今天的勞苦大眾。由廣大的勞苦大眾去專各級官吏的政，對於掌握著一切行政權力和絞殺工具的特權階層和即得利益集團來說？這豈不是讓廣大勞苦大眾去送死？廣大民眾他們連對政治事務發表言論的權力都沒有，何談去專政？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母體裡孕育著社會主義因素"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集權專制、迷信暴力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也沒有人能道過明白。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他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思想，還是他"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思想？是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思想，還是"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思想？連他自己都多次前後矛盾、莫衷一是地自己否定了自己。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看《毛澤東選集》就非常清楚了。有誰能說清楚毛澤東思想是個什麼寶貝玩藝兒？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說，"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這指導毛澤東犯了嚴重的錯誤的思想，當然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難道連這些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無窮血淚和無盡苦難的思想仍然要堅持下去？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什麼是黨的領導？有何法律規定怎樣領導？通過什麼方法和途徑來具體實施？領導到什麼程度為止？按照"領導一切"的解釋，是不是像波爾布特那樣，連夫妻情話、兒女人倫、談情說愛都要全部領導了去？由黨來分配丈夫和妻子？還是"不能以黨代政，黨政分開"的領導？誰能說出個道道？

按照憲法"四個堅持"的原則，毛澤東、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江澤民的講話，隨便找出一節來，都可以被指控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好在他們都是大人物，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他們當然可以逍遙自在。但對於小百姓來說，那可就慘了，隨便一句什麼話，都可以成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有力罪證，繼而將其投入大牢已綽綽有餘。
把一個根本沒有確切涵義和無法解釋的概念寫進"根本大法"，並作為"立國之本"和制訂一切法律的依據。以己昏昏，豈能使人昭昭？這真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

又如某地政府根據形勢需要，也對口設置了不少機構，造出了一批"頂戴、烏紗"，也相應安置了一些"一杯清茶一根菸，一張報紙看半天"的幹部，其中有一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公室"，被簡稱為"社精辦"；還有一個"信息交流辦公室"，被簡稱為"信交辦"。一日曾有一好事者對這兩個辦公室的男女主任開頑笑說，"一個'性交辦'，一個'射精辦'，這邊'性交'，那邊'射精'，這很不錯嘛"。弄得那"社精辦"的女主任羞愧難當，竟憤而掛冠而去，甚是可惜。

再如時下某縣為了供養龐大的行政機構，變著戲法向農民搞"銀子"，縣政府抓住上級某條"規定"為藉口，決定在年關到來之前，集中幹部和警力，浩浩蕩蕩殺向農家去收集那五花八門的"三種提留和五種統籌"款，簡稱之為"三提五統"或"三定五統"。在當前"統計為政治(績)服務"的背景下，該地核定的"農民總收入"嚴重失實，加上鄉、村兩級又將"三提五統"搭車、加碼收取。農民無論老幼病殘，人均一百多元，幹部警察們威逼著農民在短時間內交齊，窮困可憐的農民到哪裡弄這筆巨款去？只得拿著家裡的"三釘五桶"來交差，弄得收款的幹部發作不得，笑也不是。


五、中國人的"官本位制"觀念

所謂"官本位制"，是借用貨幣制度的"金、銀本位制"而言的一種價值體系。意即拿官銜大少、職位高低來度量一切，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人格、尊嚴之價值。就像用金銀作為本位貨幣來使用時，發揮它本質的"價值尺度"職能，用它來表現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這也是一種對應於英美髮達國家以學識能力為本位的"能力本位制"的一種社會價值體系。
近年來，許多青年人的閒聊胡侃，他們不談學業，也不談工作，更不談發明創造，談來談去總離不開"陞官"的話題。不是眼饞張三，因為今天採取什麼手段弄了個什麼官，就是羨慕李四因為運氣好，巴結到某個實權人物而提了個什麼"長"。好像中國人魂縈夢繫的，就是一個"官"字。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和潛意識中，"當官出仕"才是他們生活的終極目的。如果沒有了對"官銜職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標。也只有把自己安置在官位上，才能顯示他生命的價值，才使他的生活過的充實而有意義。於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腦袋往官場裡鑽的現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買官"的路子。我想，這種人一旦得勢，對於他的家人和親戚朋友來說，也許是一樁"洪福齊天"的大好事，因為他們從此可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卻是一群災星禍水。因為他們一到任上，就要拚命撈回原先的"投資"，併力爭"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縣委書記所說的那樣："當官不為錢，請我也不來"。因此，該官在任上必然使該地"天高三尺"，而其治下的人民卻淵深三丈也。而那些沒什麼路子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趨勢為光彩，以鑽營競奔為能事，以"扯大旗"為榮耀。

我想中國社會的盲目愚昧，中國社會的落後貧窮，與這種"官本位制"觀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中國人不是以"官銜、職位"作為人生的唯一目標，就會有更多的人從事科學文化創造，就有相當程度的科學文化昌明，就不會長期是一個弱國寡民的形象。中國早就應該擠身先進國家之列，跨進文明社會行伍。
也難怪，中國經歷了漫長而野蠻的專制統治，專制制度出於愚民的需要，只允許世人在專制文化的窠臼中削足適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殺於搖籃之中。專制統治者為了粉飾自己的"開明"和"求賢若渴"，也為了消彌人民的牴觸情緒，防止人民起來搶他的交椅，就發明了"開科取仕"的把戲。自明代以來，朱元璋將科舉考試的內容嚴格規定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這就把一代代知識分子活埋在對的四書五經皓首窮經之中。將一代代讀書人的聰明才智，用於考據和解釋維護封建倫理的孔孟之道上。將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綁在等級森森、暮氣沉沉的專制統治的機器上運轉。讓莘莘學子們拼著老命往這獨木橋上擠，使他們對開科取仕"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清初廣東學者廖燕對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說："吾以為明太祖以制藝取仕，與秦焚書之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他又說，秦代焚書是使人無書可讀，而八股取仕則使人有書而不肯讀。讀書人一天到晚揣摩四書五經的"微言大義"，對其他書自然"咸束高閣，雖圖書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所為。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棼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陳四益《不焚之焚》，見祝勇編《我們對於飢餓的態度》一書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時守舊大臣鄂爾泰亦一語中的、不打自招地說"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籠絡人才，舍此莫屬"（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282頁）。

在這種埋沒人才、戕伐心智的科舉制度下，有那幸運的學子，一旦金榜提名，就像是鯉魚跳進了"龍門"。統治者就會借之大肆張揚，以示其"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豈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運兒光宗耀祖、身價倍增。由於科舉考試在內容和範圍上的先天不足，加之僅憑專制統治者個人好惡來取捨留汰，再加上專制社會官場腐敗、舞弊成風，在光鮮耀眼的舉子背後，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沒，有更多的人中龍鳳被消蝕。在中國古代，有多長的趕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間悲劇。經過一千多年的強化馴育，"學而優則仕"，業已成了中國人的根深蒂固的潛意識；鑽營競奔，業已構成了國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一代代中國人條件反射式的思維定勢。

這種埋沒人才的開科取仕制度，把全民族的莘莘學子引入"子曰詩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而將經世濟用的自然研究視為"奇技淫巧"和"彫蟲小技"。使自然科學研究人才日見稀缺，而充滿迂腐酸臭之氣的"孔乙己"則汗牛充棟，真正的濟世通儒則萬不見一。而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則更加觸犯了封建統治者的禁忌，必遭"大逆無道"之罪名而被"誅滅九族"。使中國的科學、文化、技術事業近於窒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國只剩下了一隻腐朽停滯、愚昧落後、顢頇橫蠻的巨大軀殼，西方列強開來幾艘炮艦，就把它打個稀巴爛。號稱"華夏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他在廣州擔任欽差大臣期間，聞言鎮海炮台（今舟山群島）被英軍功佔後，他大惑不解地說："聞洋兵無膝，一僕即不能起，何至於斯"（黃鐘著《游手好閒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頁）。天朝大國的華麗衣飾內，卻包著一塊腐爛不堪的"弱肉"，幾乎落到了任憑西方列強分而食之的地步。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巨著《天工開物》，竟在中國失傳一百多年，直到本世紀初才從日本傳回中國"歸宗認祖"。該書的作者宋應星在序言裡感嘆："丐大業文人棄置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這是很有先見之明的無奈感嘆。

到了五四時代，先賢容閎、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輩，後哲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將"開科取仕"批得體無完膚、揮身髒水。先賢後哲的不懈努力沒有白費，開科取仕再沒了兜售的市場，而代之以新式學堂，授之以現代科學知識。不再將那"子曰詩云"和"之乎也者"作為學生的唯一功課，從而造就了一大批蓋世奇才，為中國的進步和人類文明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開科取仕"雖然被取締了，但人們的思維定勢的扭轉卻異常艱難。現代之中國，雖沒有了開科取仕的鑄范可循，可"官貴民賤"、"官本位制"的觀念卻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卻顯示了它巨大的歷史慣性和生存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銜大小、職位高低，作為社會中心價值的奇特現象。例如現今流行的哪一級別的幹部，就配哪一擋次的車、住哪一標準的房、享用哪一等級的出差補助，連死後化成了骨灰，對追悼會的規格和骨灰盒的擺放位置，也都體現了一種嚴格的尊卑次序，且一點也馬虎不得的，否則就是嚴重的僭越或"政治錯誤"，令你就無法收場。

對於那些不夠資格配享專車的低級幹部，他們也要出去考察"菸酒"（研究），則以乘飛機、坐軟臥、用硬臥等標準來區別之。等級之間的界限頗為嚴格，輕易僭越不得。如果無視規定硬要擺譜，就算不追究他僭越犯上的"嚴重錯誤"，也要自己陶腰包。在這種嚴格尊卑等級秩序下，那些記者、教授、研究員、院士、僧侶們，因為當初忘記了給他們定個行政級別，他們在外出辦事時，登機、乘車、住宿和聯絡都挺不方便的。那好辦嘛，就按他們的資歷深淺，授給他們相應的行政"級別"吧！所以才有了讓內外人士十分費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頭銜：如
"某某為廳級教授"，"某某為局級記者"，"某某為省級院士"，"某某為部級和尚"，"某某為地級研究員"等，此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種做法，雖能解沒行政級別的記者、教授、院士、研究員、僧侶們的一時之尷尬，卻又進一步強化了國人的官本位制觀念，使中國的社會意識始終在"官"字上轉悠，陷入一個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之中。而社會的文明進步，卻因此變得異常緩慢和艱難。
"官本位制"觀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們眼裡只盯著官銜職位，使得國人有"一葉障目、不知泰山"的狹隘和無知。在一個官本位觀念濃郁的特權社會裡，人們只知道官銜職位能帶來一系列特權，而不知社會除了官銜職位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有益於社會的事情要人去參與。在毛澤東時代，曾極度貶損和打擊人文知識分子，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他青年時代飽受知識界輕賤，從而使之形成仇視偏狹的病態心理因素外，大概也與中國社會的"官本位制"和"官貴民賤"觀念的濃熏重染，也有很大的思想淵源關係。

與上述"唯官是求"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種"厭官心理"。這是一架哈哈鏡的另一面。因為近年各級官吏所作所為，使社會人士側目而視，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譽很是不好。於是便使很多人產生了厭惡情緒。從而形成了一種"一流人才做學問，二流人才辦實業，三流人才才當官"的社會觀念。報載廣東等發達地區的不少家長見孩子學習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罵曰"讀書不用功，學業沒指望，將來只能去當官"。一些企業主見員工呆頭笨腦地不中用，也狠狠地責之曰"看來，你只是一個當官的料啊"。

這種社會觀念的出現，就是這種"厭官心理"的集中體現。對於這種觀點，筆者也是極力反對的。
撇開這種從"官位崇拜症"的極端，走入"官位厭惡症"的另一極端的病態心理不說，假如真讓三流人才充斥各級行政和社會管理機構，恐怕中國人民永遠沒好日子過。這是由於三流人才沒有"慧眼識珠"的靈性，就會使一流人才所創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極大的浪費，就會把珍珠當泥沙、寶玉變瓦礫。也因為三流人才的學識文化和道德修養的欠缺，比較容易形成兩種心理：一種就是"學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另一種就是"無知者無畏"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種人，很可能為了防止別人搶他的"交椅"，而採取"武大郎開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則；而後一種人，則可能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總認為"楓桐縣裡無好人"。兩種心理都是病態的，都可能變本加厲地嫉賢害能。讓這種人手握國家各級權柄，他們很少會有"聖人在朝、國之寶也，聖賢不舉、國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這樣一來，最終還是國家受難，民族遭殃。

願中國的有志青年清醒理智一些，摒棄這種腐朽沒落的"官本位制"和"唯官是求"的意識，用更多的精力來充實自己學問見識、完善自己的品德修養，爭做人類文明傳道者和科學文化的創造人。也願中國的有心人，在認清了官本位制對社會的危害後，對其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蒼蠅老鼠之骯髒腥臭，避之猶恐不及。在此基礎上，再努力營造出一個以能力、學識、德行等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積極進取的社會價值體系，為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

也願當前的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養，多掌握一些科學文化知識，積蓄一些正義良知。雖然現在學習和養成這些文明素質要花費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誤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較多的文化科學知識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為大眾謀福祉，才有可能為社會做出較大的貢獻。
更願那些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和不凡才華的有志青年，盡快脫穎而出，使之充實到各級行政機構或管理崗位中去，使之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民，開一代廉潔正直的官風民氣。

相信在社會各界和各地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種"盛氣凌人、酒氣噴人、胸無點墨、心無廉恥"的幹部，那種"官油子"和"官混混"們，以後會越來越少，而出現一些才華橫溢的、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真正的政治家。也願我的良好祝願，不會被世人看成是"痴人說夢話"。

六、中國人的皇權思想和草民意識

中國是一個剛從專制社會脫胎出來的國家，社會意識還帶有濃厚的專制殘餘。因之，中國現時的社會性質，表面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其實質卻是一個半專制的官僚社會。長期的專制統治，將中國社會培育成了一架巨大的哈哈鏡，哈哈鏡的正面鑑照出的，是皇權思想；哈哈鏡的背面顯現出來的，則是國人的草民意識。
近年來，影視媒體上充斥著"明君、賢相、清官"的作品，影視屏幕中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鬼影憧憧，就是女皇、太后、貴妃們的陰魂起舞，還有名目繁多的宮廷鬥爭的"秘史"、"豔史"、"戲說"的作品大行其道，且頗受大眾歡迎。

本世紀初，被先賢哲人說成是"罪惡的淵藪、陰謀的產房"的皇宮和皇帝老兒，到了世紀末的今天，一個個都被描繪成仁慈愛民、智慧開明、清正廉明的"青天大老爺"。而皇宮也被描繪成了小姑娘嘻笑打鬧的遊樂園。他們無視皇帝老兒的陰鷙毒辣，無視皇權的冷酷罪惡，卻挖空心思將皇帝老兒捧上了天。彷彿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一場天大的歷史錯誤似的。
對於這一現象，真讓人感嘆袁世凱和張勳之流的"生不逢時"啊！如果他們在今天，借這個大好時機復辟帝制，不但不會眾叛親離、一命烏乎，或許會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並獲得國人的大大吹捧和衷心愛戴呢。這對於亞細亞專制社會裡那些沒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實的獨裁專制者來說，這正是其日思夜想所盼望的、灌輸給社會的好東西--迷魂湯。今天的"南書房行走"者們，你們的賣力之作，是應該獲得你們的主子豐厚獎賞--在黃金時段大播特播。

我真不敢設想，那些在世紀初被罵臭了的皇帝老兒們，到了世紀末的今天，終於能夠光芒四射、揚眉吐氣。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不知是怎樣的興高采烈？而中國一百多年以來的反皇權、反專制的志士們，如果他們靈魂有知，是怎樣的懊悔莫名？又是怎樣的垂頭喪氣？
我不反對這類作品的製作，實在要寫，就要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以犬儒的態度，以南書房行走的心態，站在為獨裁者無恥吹捧立場上，以幫助專制者愚民為宗旨，對歷史事實進行斷章取義和惡意篡改。特別反對在這種具有濃厚的專制文化和奴性意識歷史背景上，再雪上加霜地播撒專制文化和奴性意識的毒素。也對眾多"草民"們對這類"明君賢相"的庸俗作品的瘋狂痴迷，而感到驚訝不已。

在一些人的眼裡，國家一詞最好由朝廷來覆蓋，民主一詞最好用"明主"來代替，民權一詞最好由特權來竊換，公民一詞最好由臣民來更正。
正因為有了兜售的市場，才使得這種題材的作品大行其道，才有人不遺餘力地歌頌封建帝王的"文治武功"，才使得中國人的"皇權思想"和"草民意識"日益濃厚。而在被官方控制的大眾傳媒的推波助浪下，這類"氣死歷史學家"的作品鋪天蓋地的密集轟炸，這種為專制制度歌功頌德的精神毒劑的賣力播灑，這種為專制帝皇招魂的招魂旛的獵獵招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與販賣麻醉神經中樞的海洛因有異曲同工之妙。

皇朝更替，百姓塗炭。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封建帝王象走馬燈式的不斷替換，幾千年下來，所謂的"明君賢相"者能有幾人？號稱"一代明君"的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弒兄屠弟"，而取得了權柄。其後數年間，他在魏徵的輔佐下，勵精圖治，從而坐穩了江山。開創了所謂的"貞觀之治"。志得意滿的李世民，他就想把直言敢諫的魏徵處死："會須殺此'田舍翁'"，所幸長孫皇后聰慧賢良，聞此立即盛裝而賀，以一句"君明臣直、家國之幸"的巧妙規勸，及時勸阻了唐太宗，使唐太宗聽了十分愜意舒服，才未釀成歷史大錯。才使得李世民成為世世代代歌頌的"一代明君"。

再看看具有卓越才華的"康熙大帝"，也曾因一句"清風不識字，何苦亂翻書"而大興文字之獄，並使這種文字獄貫穿於滿清王朝始終，使民族文化遭受空前的浩劫。
所謂的"明君"尚且如此，其它皇帝的昏庸無道和驕奢淫逸，就可想而知。因此，縱有那鳳毛麟角的明君、賢相，因權力的高度集中而不能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根本就不可能修正自身錯誤和完善自己。絕大多數專制時代和帝王將相，都在陰謀和罪惡的權術泥沼之中越陷越深，給人民製造了多少血淚和苦難？在這種高度集權專制的制度下，沒有哪一個專制王朝能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矣"的命運。

中國的古代的歷史觀，不是一個逐漸推進的歷史觀，而是一個"治亂循環、分合往復"的歷史觀。中國古代的社會，不是一個代際接力追求文明的社會，而是一個頻繁振盪和反覆破壞的社會。每一次"城頭變換大王旗"，都是百姓們屍骨成山、血淚成河。每一次金鑾寶殿上的更換屁股，都是以文明成果的毀滅為代價的一次"一切從頭開始"。每一次都是"趕走了虎豹，迎來了豺狼"。百姓們的屍骨和血淚，都被"社會精英"變成了製作新皇冠的材料。

在這種爭權奪位的白刃翻飛之中，社會沒有因此獲得絲毫的進步，民生沒有獲得絲毫的改善，每次都是打破原有的罈罈罐罐，一切又從頭開始。張養浩一曲悲愴蒼涼的詠歎--《山坡羊·潼關懷古》，頗能道破其中玄機："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躑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專制官吏將統治人民形象地說成是"牧民"，地方行政長官則稱之為"州牧、郡牧"等。一個"牧"字，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把轄下人民當牲口看待的心理。因此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朕即國家、朕即法律"。強烈的征服佔有慾，使他們變得自負和狂妄，所以就天經地義的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了。這就是中國皇權思想的典型寫照。

北大學生余傑曾感慨地寫道：他去故宮博物院，看到很多人穿上"龍袍"過皇帝癮，臉上則蕩漾著一種無以名狀的滿足和自豪，還將這"難忘的時刻"攝入鏡頭，將這"皇帝"的肖像放大後掛在顯眼的廳堂，全然不知封建帝皇的荒淫無恥和陰險殘暴，卻挖空心思以當一次虛假的皇上為榮，看到這種現象，真讓人噁心（大意）。
中國民主革命了近百年，可人民的思想意識不但沒有前進，還在大踏步後退，仍然回到了專制奴隸的社會裡，這不是歷史的偶然巧合，而是皇權思想長期作祟的結果。
國際歌在中國就唱了五十多年，歌中那"從來也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們自己"的歌詞，我們每個人都耳熟能詳，而那些自號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或個人，卻時時不忘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不厭其煩地自我炫耀和拚命鼓噪其"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而麻目愚昧的國民們，則被強化馴育成了可憐的奴隸而不自知。
如果說孫中山時代接見人民、人民出於對偉人的崇敬而叩頭跪拜、三呼萬歲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新中國，距孫中山時代又過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親自添加"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整天讓國民山呼萬歲，則顯得不可思議了。

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始終保持了"天下為公"的觀念，當受到人民的叩頭跪拜和山呼萬歲時，不但不引以為榮，反而引以為恥和嚴詞拒絕，並語重心長地教育身邊的官員，告誡國人樹立民主意識。而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卻在於他有意建築"個人崇拜"的迷宮神殿，有意使人民在宗教狂熱之中失去思辨的能力，為其實行專製法西斯統治創造意識形態基礎。正因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使得康生、林彪、"四人幫"之流橫行無豈，才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皇權思想的根深蒂固，使許多現代革命者也跳不出它的魔掌。好些人昨天是專制制度的掘墓人，但他們一旦奪得江山，坐上了龍椅，就擺出一副君臨天下的姿態，就變得驕橫拔扈、肆無忌憚起來，就抱著"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從此地過、留下買路錢"的山大王思想，就容不得任何批評意見，就會對不同政見者施以"專政"的手段。因而才有"反右"和"文革"等歷次血淚斑斑的政治災難。
在"文革"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封建血統論觀點，很能贏得那些有著高貴血統的"龍子龍孫"們的大力支持。有一個對此持相反觀點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為了與這種為社會歧視張目的錯誤觀念抗爭，曾撰寫論文駁斥這種觀點的反唯物主義性質。龍子龍孫們無法用論文來回應，就組織辯士與之舌戰，也被駁得理屈詞窮。他們竟惱羞成怒，遂讓他們手握大權的爸爸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砍下了遇羅克那年輕的頭顱。

青年幹部張志新，不願人云亦云，而是用理智和冷靜的思考面對社會現實，無意之中觸及了毛、林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且敢於據理堅持，也被"四人幫"和毛的侄兒毛遠新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割下了頭顱。她在被槍殺之前，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對她進行輪姦，再被慘絕人寰地割斷她的喉管--"剝奪了她說話的權利"，然後才按部就班地用罪惡的絞索把她如花似玉的青春撕碎。
江西知青黎九蓮，因看不慣權利爭奪中的翻雲覆雨的鬧劇，並預測小人行徑的林彪將在與毛澤東的權力遊戲中出局。她把這些想法寫信向在部隊服役的未婚夫談論，喪心病狂的未婚夫求官心切，竟拿著黎九蓮給他的信向"組織"告密。從此以後，可憐而無辜的黎九蓮就走進了地獄之門。行刑前，為了使她不再喊冤，就用竹籤將她的舌頭和下頜縫在一起，並在她還沒被槍殺之前，不用任何麻醉手段，就用刀子取出她血淋淋的腎臟去救治高官的性命。林彪慘敗，毛澤東昇天，"四人幫"垮台，也沒有給她帶來一絲生命的曙光，最後竟以"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名義而被殘酷的虐殺。

北大女學生林昭，當她看到"反右"運動中，毛澤東出爾反爾的"陽謀"撕碎了多少善良正直的心靈，她要堅持對這種"陽謀"進行道德的追問，被當局當成"戴著花崗岩腦袋的極右分子"，在68年4月以"專政"的名義處決。因為槍斃林昭耗費了"國家"的一粒"寶貴"子彈，上海市公安局竟指令三名公安浩浩蕩盪開進林昭的家裡，去索取那微不足道的五分錢的子彈費。他們喪心病狂地折磨林昭的親人，命令林昭年邁的母親許憲民繳納五分錢的子彈費。可憐的許媽媽，當時就急痛攻心昏死了過去，還是林昭的妹子彭令范交出一枚五分硬幣才算了結了這段"公事"。不久，飽受痛苦和屈辱折磨的許媽媽，也悲憤萬分地自殺以謝愛女。（以上所引，遇羅克一案摘引自徐友漁著《自由的言說》一書--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張、黎、林三案摘錄自《真相》一書--《南方週末》編著，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看到這種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一萬培的暴行，我們的後代很可能會認為，是我們這一代人吃飽了撐的，在閒極無聊中編造著新的《天方夜潭》呢。這就是皇權意識指導下所幹出的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罪惡的記錄。
我們的官吏們也來自人民，他們的思想意識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中國社會的皇權思想和草民情結的異常濃厚，也使很多人在沒有把握權柄時，對貪髒枉法和腐敗現象痛心疾首，但到了他一旦掌握權柄，經過一定時間在官場中的熏染陶冶，他們有的則會變得對貪髒枉法和腐敗現象熟視無睹，有的則因此而學得油滑猴精，做起貪髒枉法和瀆職腐敗的罪惡勾當來比誰都快，行起禍國殃民的貓膩來比誰都能。所以小百姓有一句俗語"為人莫做官，做官都一般"。

不少人當官沒三天，就自視高人一等，就把自己看成是天生的"龍種"，就用鼻音跟群眾說話，就會對納稅人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那些出身高貴的"龍子龍孫"們，他們就更有理由騎在人們的頭上作威作福，不能平等看待他治下的"草民"了。以上這些就是皇權思想的活標本。
如果不希望我們的民族再遭受人禍政災和失去理智,
就應該對災難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有清醒的認識，而不是把全部責任，往已經作古的死人--林彪和"四人幫"身上一推就完事。如果不希望我們的民族象"反右"、"文革"那樣的獸性張揚、人性泯滅，就應該將這相輔相成的"皇權思想"和"草民意識"有大膽的揭露和剖視，而不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永遠地"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知道昨天的這一切罪惡。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這種人間悲劇重演，才有可能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加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擺脫目前這種被邊緣化、妖魔化的恥辱。

與濃厚的皇權思想相適應的，是國人的"小草情結"和"螺絲釘精神"。我將其命名為草民意識也。
曾幾何時，一曲"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默默無聞的小草。從不寂寞，從不煩惱，你看我的足跡遍及天崖海角"的《小草歌》的歌詞，曾使得多少國人唱得如醉如痴？一時間《小草歌》的旋律響徹大江南北、直衝霄漢。怪不得西方人士對我們將這種"小草精神"描繪得如此富有詩意而驚嘆不已。而被當局推崇了幾十年的"螺絲釘精神"，究其本質，乃是將草民意識重新包裝後的"新瓶裝舊酒"而已。將這種精神的不適當的推崇，使全國人民都成了沒有個性、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一顆顆"革命的鑼絲釘"。使許多人自以為"我是一塊革命的磚，黨叫往哪就往哪兒搬"，使許多人根本就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有血肉和思想的"人"。從而開創了一種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氛圍。有了這種精神，就為"一言堂"、"家長制"和專制獨裁準備好了上等的迷魂湯，當權者就可以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有了這種精神，就會造成國人才華的長期埋沒，使國計民生長期落後甚至倒退，還要整天自吹自擂地炫耀取得了多少"輝煌業績"；有了這種精神，就會拒絕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宣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理念。

無數革命先烈為之不懈奮鬥的、並拋頭顱灑熱血的崇高理想，被少數人忘得一干二靜，恨不得又回到專制王朝去稱皇稱帝。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口號，只不過是他們爭奪江山社稷而號召人民為他充當炮灰的幡子。一旦蹬上了御榻、坐上了龍椅，就撕去了一切偽裝，甚至連這片"遮羞布"都成了多餘的東西，牽強附會地將人類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的最高成就--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輕鬆地貼上"資產階級的"的標籤，然後對其進行批倒批臭，赤裸裸地當起了封建皇帝。

我們不能等著別人來解放自己，也不能指望閉著眼睛撞大運，而要靠國人民主意識的覺醒。從來沒有哪一個反動的統治者，能心甘情願的放棄他們的特權利益而施捨給你民主、自由、人權、法制，而被施捨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雖然來得省心省力，施捨者卻可以憑一時高興盡情施捨，也可以憑一時不快而盡數收回。還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為之不懈奮鬥，才能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社會。
中國人民走了多少彎路，付出了多少犧牲，留下了多少刻骨銘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意識到科教興國的重要，才覺悟到建立民主社會和法治國家的急迫。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培育民主意識的必經之路。而大力開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是開啟民智的唯一鑰匙。雖然這些一切來得太晚太遲，但也彌足珍貴，這也是中國人民用血淚換來的寶貴經驗，是哲人智士不懈努力爭取到結果。值此良機，我願為此薄盡綿力，否則於心不安、問心有愧。

七、中國人的馬屁人格

所謂馬屁人格，是指巧言令色、見風使舵、趨炎附勢、吮癰舔痔、獻媚討好、落井下石等一系列醜惡行徑，成為一個社會習以為常的現象，並成為國人人格構成的基本元素，從而產生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我將這種文化現象命名"馬屁人格"是也。
法哲孟德斯鳩說過"民主政體的統治原則是德行，立憲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恐怖"。如果說無奈絕望、麻木冷漠的國民是專制政體的主產品的話，那麼馬屁人格則是專制政體的副產品。

集權專制社會既是一個恐怖的社會，又是一個小人橫行無忌的社會，更是一個鑽營競奔之徒大行其便的社會。兩千多年前，屈原曾絕望地感嘆"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屈原所描述的社會現象，今日之中國，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也，且愈益濃厚。
專制制度是繁衍馬屁人格的天然溫床，是孕育馬屁文化的優良培養基。專制制度的酷烈程度，與馬屁人格的濃郁程度成正比。而社會的開明、理性程度，則與之成反比。由於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專制時代，經過幾千年專制文化的熏陶濡染，因而馬屁人格異常濃郁，且淵遠流長。

如前文所述，魏徵嘔心瀝血地幫助唐太宗治國安邦，屢屢拂逆進諫，弄得唐太宗十分惱怒。於是唐太宗在長孫皇后面前放出狠話--"會須殺此田舍翁"，亦即"等有了機會，我要殺了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后以一句"君明臣直、國家之幸"的馬屁話，拍得唐太宗十分的愜意舒服，於是打消了他的惡念，使魏徵揀回了一條小命，這才使唐太宗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明君，也使長孫皇后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賢後。
較為有名的是乾隆皇帝與紀曉嵐的"鬥智"的故事：紀曉嵐屢拂逆鱗地"諫君之過、正君之非"，弄得乾隆皇帝十分不快。於是他暗下決心，要將紀曉嵐置之死地而後快。有一次，紀曉嵐鸚鵡學舌地說出宋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時，乾隆皇帝立馬就抓住了這個機會，於是命令紀曉嵐立即就去死……紀曉嵐無法，只好遵命去投水自盡。紀曉嵐緩緩躑躅到水邊，急中生智。他立馬回去跪見乾隆皇帝道："固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臣走到水邊，正要投水，卻遇上一個人，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臣才不敢貿然去死。待臣回奏皇上後，臣才敢去死。"乾隆皇帝說："你遇上誰了呀？說了什麼話呀？"紀曉嵐回奏道："臣正要投水，屈原從水中冒出來罵臣曰：'臣不幸遭遇楚懷王這個無道昏君，才迫不得已投水而亡。而今皇上是何等聖明仁智！你投水而亡，將置當今皇上如何地？'臣實不敢隱瞞，故回來奏明皇上，請吾皇聖裁"。乾隆皇帝明知紀曉嵐在胡說八道，但因為紀曉嵐的馬屁拍得實在絕妙、實在高明，拍得他心花怒放，於是哈哈一笑，赦免了可憐巴巴的紀曉嵐……

如春秋時代的"名臣"易牙，有一次聽到齊王感慨道："什麼珍肴美味都嘗遍了，就是沒有嘗過人肉的滋味"。易牙一想，這麼好的拍馬的機會，豈能錯過！立馬回家，將自己的兒烹了，獻給齊王嘗鮮。
又如戰敗被虜的越王勾踐，很多人都知道他私下裡臥薪嘗膽和公開的為吳王嘗便的故事。他數十年低首下心，數十年自甘隸僕以事吳王。其拍馬之術的爐火純青，到今天還為中國的"智者"津津樂道。
再如毛家王朝時代，劉少奇在延安時代就拚命捧毛、吹毛、拍毛，把"毛思想"吹噓為"中國革命的指針"。這不但令毛十分舒服愜意，還成功地幫助毛將總書記張聞天轟下了台，讓毛坐上了龍頭老大的交椅。毛為了感恩圖報，就將劉少奇提拔到"龍頭老二"的位置上。可是，劉少奇因捧毛而走大運，也因捧毛而而倒大黴。正因為劉把毛捧上了至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使毛成了比上帝還要上帝的神，使舉國愚昧崇拜而民智難開。儘管毛的胡作非為使長城內外哀鴻遍野，儘管劉在為毛修理大躍進的爛攤子之後，其威望如日上中天，但劉卻不敢稍動毛一根毫毛。一旦遇上毛的胡攪蠻纏，劉只有低首下心的本事。反而是因為劉的能幹盡職，引起了毛的無端猜忌。使毛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就將劉輕輕地捏死。

古人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句話安在劉少奇身上，正好合適。
林彪的拍馬之術，可謂登峰造極。什麼"四個偉大"呀，什麼"句句是真理"呀，什麼"一句頂一萬句"呀，什麼"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了XX主義"呀，什麼"要聽話到盲從的地步、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等等。拍得毛心花怒放，毛一高興，就讓林掌握了"法定接班人"的大權。可是，林彪又走了劉少奇的老路。又因為毛的猜忌無常和懷疑成癖，而被毛將林的全家玩完，林全家只好曝屍於溫都爾汗。

當然，歷史上也有拍馬屁而拍在馬腿上，從而引起"馬"的不滿，而被"馬"憤而揚蹄，將拍馬者活活猛"踢"死的眾多記錄：
如朱元璋時代，有一個大臣作了一篇頌聖的奏章。奏章中有一句"乾清坤寧"的字樣。因為"坤""髡"同音，朱元璋認為該大臣是在嘲笑他曾經剃度當過和尚。不由分說，就將該大臣砍殺了。
又如江南富商沈萬山，捐巨資修建一半南京城牆。因其資金充盈，加之事必親躬認真監督，施工速度快且質量好。使沈萬山建造的城牆早於朱元璋監造的城牆完工。弄得朱元璋心裡十分不快……一次朝廷又動員沈出資犒賞軍隊，沈只好從命犒軍。但朱元璋卻抓住了這個機會，藉機大做文章。說沈染指軍隊、居心叵測。要立即殺了沈。眾大臣念在沈有功於朝廷，就一齊苦苦勸諫。朱元璋只好也"皇恩浩蕩"一回，就改為將沈流放雲南，讓沈萬山客死戍所，此案才算了結。

又如雍正時代，也有一大臣作了一篇頌聖的"大作"，文中為了照顧辭賦的押韻，就將"朝乾夕惕"倒裝成"夕惕朝乾"了。雍正皇帝一看，認為該大臣是在嘲笑滿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也是不由分說，就將該大臣全家"斬草除根"了。
無獨有偶，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了"著名"的《萬言書》。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彭德懷的《萬言書》，實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頌聖之作、馬屁之文。但因為文中有一句"有過亦有功"的不痛不癢的話，就弄得毛龍顏大怒，怒斥彭"為何將'過'放在前面、而將'功'放在後面？"。並以此為理由，展開了一場對彭德懷的"無限上剛、無情打擊"的大批判運動。

……
可以說，一部洋洋數千萬言的二十四史，除了墨跡縫隙間寫滿了"吃人"二字之外，而在這"吃人"的字縫之中，又是一些如何將馬屁拍到爐火純青的境界的記錄。
清末民初思想家李宗吾的《厚黑學》一書，無情地撕去了歷代專制統治者假仁假義、仁慈愛民的偽裝，將其臉厚心黑的偽善面目曝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被清末民初的幾代獨裁者視為心腹大患，因而將作品指目為"歪理邪說"，對其進行圍追堵截。而對作者則視為洪水猛獸，欲以"大逆無道"進行殘酷消滅。

今人一本署名心悟的《馬屁經》（延邊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其印數不菲、流傳甚廣，作者諄諄善誘、語重心長地為社會鑽營競奔之士傳授厚顏無恥、獻媚討好、見風使舵、背親賣友、吮癰舔痔、拍馬陞官之術之精神倒也可嘉可嘆。
1949年以後的中國，也不知中了什麼邪？馬屁人格非但沒有稍微消減，反而得到了極大的增益和發展。發展到今天這種登峰造極的地步。可憐中國，業已成為一個"萬般皆下品，唯有馬屁高"的馬屁國，成為一個"千破萬破，馬屁不破"的馬屁精的樂園。

打開各種報紙雜誌，擰響收音機，按亮電視，參加各種會議，觀看各種口號標語，何處不是諛詞滔滔、馬屁滾滾？何處不是牛皮轟轟、虛美裊裊？何處不是無恥肉麻、庸俗虛假的無聊吹捧？什麼"光榮、偉大、正確"啦，什麼"輝煌成就、光輝業績"啦，什麼"與時俱進、共創未來"啦……連經濟下降、生活滑坡，也用"負增長"一詞來予以掩飾。這實在令人作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