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您真的嚇到我們了！

陳昱良 2012/12/26

 

最高法院首場生死辯論，引發熱烈討論，據媒體報導，被害人家屬的一席話，讓本案一審地檢署檢察官感動不已，並表示：「當初原想對被告求處死刑，無奈礙於當時法務部長（王清峰）之廢死理念，遂改求處無期徒刑。」檢察官，您真的嚇到我們了！

其實，檢察官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檢察體系的最高首長乃檢察總長，並非政務官身分的法務部長，就算法務部長已明確表態不批准死刑「執行」，然而，本案卻是起訴書階段就已經明確求處無期徒刑而非死刑。起訴書完全不需要法務部長簽署，也無核閱權限。第二、檢察一體並非上命下從的行政官僚系統，而是為了便於集中資源、有效偵查，檢察官仍負有依法行政的法定性義務與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的客觀性義務，並非毫無節制的上命下從。

再者，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罪名與「刑度」，本來就只有「建議」性質，法院不受其主張之拘束，對於檢察系統而言，亦無禁反言原則的適用餘地。再加上監察院的糾正報告，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預防法官受媒體報導影響而預斷案情，更已直接明文「糾正」檢察官不得再於起訴書中「建議」具體求刑範圍。因此，本案根本就和檢察一體無關，更與當時法務部長的死刑政策立場無關。

如果一審檢察官的說法是事實，那麼，台灣的司法環境令人憂心，甚至到達足生「恐懼」的地步。檢察官竟是必須對政務官的法務部長上命下從的行政官僚，那麼，特偵組「辦綠不辦藍」不就成了依法如此、理所當然的結果了？

（作者為台大法律系畢業，現任交通大學助理）

巴紐、宇昌看藍色媒體巨獸

黃帝穎 2012/12/26

 

北檢昨天偵結「巴紐案」，對國安會前秘書長邱義仁和外交部前部長黃志芳予以不起訴處分。二○○八年，邱義仁和黃志芳被控與金紀玖等人分贓巴紐建交的近三千萬美元，當時親藍媒體、名嘴和國民黨立委每個人都「張牙舞爪」、未審先判，痛批邱義仁和黃志芳是「貪腐集團」，並在這四年的歷次選舉裡「渲染」，結果檢調最後查無實證，僅能依法給予不起訴處分，但這些政客、名嘴的不實「渲染」，對這四年的歷次選舉結果已發生「無法挽回」的影響。

同樣的方法，去年，當時經建會主委劉憶如，以「變造文書」抹黑小英宇昌案，隨後特定媒體報導特偵組查扣宇昌案文件，並有承辦人員表示「撥款速度異常」，緊接著馬總統、吳副總統候選人、國民黨立委與名嘴一擁而上，透過各種媒體強力抹黑小英，最後特偵組對宇昌案一樣「查無實證」，在總統大選後予以簽結。當然，號稱清廉的馬英九當選連任，證明國民黨的「未審先判」操作再次成功，台灣人應看清真相，永為警惕！

（作者為律師）

澎湖65歲以上老人免繳健保費

by 澎湖時報
（記者李三祿報導）楊曜立委自5月初提案要求「離島老人免繳健保費」的訴求，歷經8個月、2個會期才塵埃落定；昨日上午，立法院三讀通過「離島建設條例」第13條增訂第二項「65歲以上離島居民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額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助」規定，未來離島地區65歲以上居民將免健保費，對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離島居民而言，總算是看到公平正義的實現。
眾所周知，澎湖離島醫療資源長期不足，醫療品質無法有效提升，繳同樣健保費卻得不到與台灣居民同等的醫療照顧，顯見政府在醫療資源分配上，對離島人民相當不公平。因此，楊曜在民眾的殷切期盼下，於今年5月正式提出「65歲以上離島居民健保自付額由中央政府補助」修正案，他透過公開質詢、溝通協調，尋求跨黨派支持並緊盯全案進度，今天獲得立法院不分藍綠委員的支持而三讀通過，正式拍板定案；消息傳來，本地鄉親無不歡欣鼓舞、爭相走告，咸以為澎湖鄉親早就應該享有這樣的福利，這是遲來的公平正義。
楊曜表示，中央政府這項措施算是還給澎湖人一個公道，但這只是澎湖醫療改革的開端，對於衛生署的承諾事項，例如「心導管室」的完成建置、高雄長庚及台南奇美兩家教學醫院的支援進駐、每年保障9名離島在地養成醫事公費生等政策，個人將持續追蹤與監督，務必讓澎湖人民的需求獲得改善。
根據衛生署資料統計，100年設籍澎湖離島65歲以上老人共有1萬4千多人，預計補助「應自付健保費」部分的預算，總計約1.2億元。

記者：李三祿報導 / 2012-12-22 14:00:00

從韓片「早安總統」談起

台人 2012/12/21

據說今天是世界末日，你還記得上一次世界末日是何時嗎？不過是十二年前的廿世紀末，那時也出現一些「末日電影」。最值得玩味的是「彗星撞地球」那一部，因為印象中，第一次出現美國總統角色由黑人演出（摩根．費里曼演的），沒想到幾年後，美國真的選出了黑人總統。最近看了韓國電影「早安總統」，裡頭竟有一個總統是女性，令人驚奇。更誇張的是，韓國在日昨真的選出了女總統。

「早安總統」這部電影，以虛構的三位韓國總統為主角，而三人都關涉到同一個總統府內的主廚，同樣靠著與廚師閒聊之後，下了正確的決心。不管這樣的劇情有點矯情，但重點在對總統形象的著墨。導演用戲而不謔的方式，把總統塑造成雖然一心為民謀福利，但也有人性弱點或偏失，幸好最後都以「健康的心理」做出正確的決定。

以電影中第一個總統來說，他是年紀老老的總統，老謀深算，和反對黨的國會領袖（同時也是老友的兒子）談判，很懂得拉關係，找弱點，讓那議員大吃悶虧。但他也為了國內和諧，排除眾議，決定特赦犯罪的前總統。更沒想到他中了運動彩券頭獎，一時驚喜過頭，昏倒送醫，清醒後陷入兩難，因為他曾公開宣誓，中彩券會全部捐出，現在真的中了，卻一心想自己全部吃掉。為了如何領獎金而不被人發現，他傷透腦筋，魂不守舍。

  某夜，睡不著，跑去廚房跟大廚師要酒喝，就問他：「如果在沒人的暗巷，突然天上掉下來244億韓幣，你會怎麼處理？」那大廚竟回答：「如果真是這樣，我就被那筆錢砸死了，人都死了，還能怎麼處理。」老總統聽了，恍然大悟。最後公開宣布中了大獎，並全部捐為清寒獎學金。這決定當然惹來總統夫人的不快，老夫妻吵嘴，好笑又很溫馨。

 

其餘劇情，請自己去找來看，我只看了這樣以總統為題材的韓國電影，又看到韓國真的選出一位女性總統，不禁感慨萬千。很簡單的問台灣人一個問題：「台灣民主化之後，有那一部國片出現總統這個角色？」也許我看的國片不多，印象中好像沒有──不管是真有所指的，還是虛構的總統角色。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台灣電影人心中好像有一個「政治禁忌」，從戒嚴時代的「附匪禁忌」，民主化後的「藍綠禁忌」，到今天為中國市場而出現「反共」和「獨台」禁忌。電影人於是不敢去碰觸高階的政治題材，最多拿地方議員來做文章。

  尤其那些關注中國市場的製片，他們會說：「如果電影中大量出現所謂的『台灣總統』，那還能賣到中國大陸嗎？」更難看一點，也許有些親中的電影人，根本不把台灣總統放在眼裡，覺得不值得拿來和鈔票開玩笑。

  就算不在乎中國市場，現今的台灣電影人也畫地自限，在他們自命清高的心理，政治是骯髒的，只有鬥爭而已，拍這類題材會髒了自己的手。就算他們會想去拍，在這樣心理下，也只會拍出像中國清宮劇那樣，玩弄權謀鬥爭、零和遊戲而已。

  我會感慨，不是有什麼「哈韓」心理；歹勢，陪老婆看韓劇時，經常因為愛指指點點，被老婆趕去書房。也不是希望電影人東施效顰拍什麼「早安台灣總統」，嗯，看文化部投資近億元給王偉忠抄襲英國星光大道，我心中只一個「淦」字了得。而是覺得台灣電影人的心態和視野，不夠開放，不夠健康，不夠寬闊，心中的禁忌變成一道厚重的圍牆，難怪陷入「佳片難再得」的窘境。

  如果有一天台灣能像韓片拿總統來戲而不謔地搞笑，能像老美電影「冒牌總統」那樣出現爛總統角色，更能從「人」的角度把蔣經國、李登輝的是非功過搬上螢幕，那台灣電影又怎可能有沒落的危機呢？

  從電影看國度，韓國是沒好到那裡去，但韓國人的開放和多樣的創意，卻是某些台灣人所缺乏的。沒有開闊的視野，好導演也會變成自設框框而創意枯竭的過氣貨。沒有健康的政治觀，台灣永遠會被爛黨綁架，被中國霸凌，無法自創一片天，進步再進步。

  拋開禁忌和偏見，讓什麼題材都能在創意下變成好看的電影，國片才不會老是被比下去。有健康的政治視野，從黨派色彩跳脫，從中國的綁架逃離，台灣就不會出現「含淚投票」，或選出像馬笨統這樣bumbler的貨色。韓國能，我相信台灣也能！

二代健保扣費義務人的陷阱

張凱翔 2012/12/17

老丁是房東，以每月一萬元租給法人房客，請問誰負責把百分之二的補充保費繳給健保局？

依現行的健保法第三十一條與扣繳辦法相關規定，採「就源扣繳」就是由「房客」將補充保費二百元於次月底前繳納，若遲繳，則依據同法規定：保險人得限期令其補繳外，並處一倍罰鍰；未補繳者，處三倍罰鍰。所以，法人房客務必小心，租賃契約雖明訂一萬元，但房東只能拿到九千八百元，這二百元房客若應扣繳、能扣繳，卻未扣繳，健保局罰的是房客，問題是，健保局得知未扣繳，通常都已是報稅一個年度以後的事，再回頭一次連補帶罰！

一代健保的架構下，健保局直接向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開單後繳費，簡單明確，但二代健保除原繳費架構外，另外創設「補充保費」，且採就源扣繳，增加保費，又增加人民的協力義務，而母法與扣繳辦法草案，非一般人所能了解，未扣繳者卻要在一年後負擔補繳保費及一倍到三倍的罰款，合理嗎？

補充保費應改由健保局收到國稅局資料後，直接向收到錢（如房東）的人開單收費，如有加在職業工會，健保局可主動連線知道，何苦要人民再勞煩一次負舉證責任呢？

修法吧!

清大的陳同學與陳校長

洪進益、洪嘉宏 2012/12/16

參與反對媒體巨獸壟斷學運的清華大學陳為廷同學，為了讓社會重新聚焦學運訴求，「理性」地向那些執著於所謂不禮貌「態度」、並為此感到不舒服的人道歉。另一方面，清大陳力俊校長卻在立法院以強硬「態度」表示，清大的教育理念，係在「理性」上充分溝通，因為用「不理性」的方式溝通，無法達成目的！兩位清華人對態度與理性的認知與實踐，透過其意識／潛意識，展演了差異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首先，陳校長所謂的「理性」，似乎和感官感知上的「態度」更為類同。相對的，所謂陳同學的陳述「態度」與道歉「態度」，則體現了更多的「溝通」與「理性」。陳校長說「不理性」的方式，無法達成目的；這個想法帶來幾個有意思的問題：陳校長如何為「溝通」下定義？對於「理性」的認識又是什麼？他所謂的「不理性」，是否因為其可能令權力者感到「不舒服」，而無法「溝通」？

其次，陳校長說，清大對於當年的溶屍案沒道歉，是因為社會不會誤認。這點似乎有助於我們思考上述疑問，並指向進一步的問題：陳校長所指的到底是社會的誤認，還是特定權力者的誤會？照陳校長的邏輯，是否只要社會不會誤認，就不需要道歉？

最後，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同為頂尖大學的台大副校長湯明哲、政大校長吳思華與台師大校長張國恩等學者，都在立法院表達對反媒體壟斷的正面立場；清大陳校長則說：「我們不是那麼了解，所以沒辦法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對照陳同學「魯莽的熱血」，則陳校長「謹慎的溫馴」，是否充滿矛盾、迷惑、模糊或神秘？

（作者分別為前總統府顧問、台師大美術系博士生，父子）

1942河南大饑荒能給我們甚麼啟示

陳忠義 2012/12/06

一個領導者若是無能、自私，有時天災會演變成人禍；更無情的政客會製造天災來殘害人民。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把他們帶給人民的痛苦和殘害歸罪於外國政權-日本與蘇聯。

 

11月29日與12月1日，我從紐約時報中文網讀到兩篇文章談論1942年發生在河南飢荒的事件；巧的是12月3日上市這期的The New Yorker（紐約客，封面日期為12月10日）書評評論2本有關1958至1962發生在中國全國的大饑荒的著作。1942年的河南旱災事發生在蔣介石委員長領導抗日的年代，根據當時西方記者的估計造成約3百萬人的死亡。而1958至62年的大饑荒是發生在毛澤東所發起的「大躍進」時期，估計造成3千萬至4千5百萬人的死亡。

 

飢荒是天災，但當時的政府若處理不當，那就演變成人禍，而造成更多的死亡。美國政治學家Rudolph J. Rummel在他著的Death By Government（政權造成的死亡，1997）書中列出20世紀9個最血腥的獨裁者，1是史達林、2是毛澤東、3是希特勒、4是蔣介石、5是列寧。共產主義的毛澤東在1923-76年期間造成3千7百82萬餘人死亡；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蔣介石在1921-48年間帶來1千零21萬餘人的死亡。毛與蔣加起來共造成4千8百零42萬餘人的死亡，比俄共的史達林與列寧加起來的4千6百68萬餘人還多，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政權是世上帶給最多人民死亡的政權。真怪耶，我們的教科書都說，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但為何我們的政權卻如此殘害自己的人民。

 

這一個月來Discovery頻道有一個名為「毛澤東與美蘇冷戰」的節目，提到毛的「大躍進」是政治性的決定，決策過程非常情緒。他為了擺脫對蘇聯的依賴，盲目發展鋼鐵廠，造成3年的農荒，饑荒加上人民工作過勞，造成3千8百萬中國人民的死亡；而毛以及某些中國人卻將此結果歸罪於蘇聯，因為蘇聯要中國還債。

 

發生在蔣介石在對日抗戰期間的1942河南饑荒，中國導演馮小剛根據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拍成電影「一九四二」，目前正在中國上映。在1987年解嚴前的台灣，發生在1942年的河南饑荒，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12月1日紐約時報中文網刊出劉震雲的一篇文章提到，得感謝Time（時代）的記者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與英國The Times（泰晤士報）的記者Harrison Forman（哈里遜 福爾曼），他們結伴去一趟河南，目睹人如何被活活餓死、野狗啃死屍、人吃人等飢荒的慘像，經「時代」批露後，迫使重慶政府撥款救災，但其中的款項又被各級政府貪污掉，餓死的情況繼續蔓延著。

 

哈佛大學畢業的白修德於抗日期間被「時代」派駐中國，他從中國發的新聞不只重慶國民政府要檢查；而在紐約總社的老闆、出生在中國山東、美國傳教士之子的Henry Luce（魯斯）又是蔣介石與蔣宋美齡的「死忠支持者」，魯斯常改白修德不利蔣宋的報導再刊出，白修德與魯斯的衝突，以及他在中國與蔣政權的不愉快，是眾人皆知的。

 

1978年7月3日這期的「時代」刊出白修德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歷史的探索）的「書摘」，就摘錄他前往河南採訪的所見所聞。在一個村落發現一個母親煮兩歲孩子來吃；一個父親被指控勒斃他兩個兒子來吃，這位父親辯稱孩子已經死亡了。

 

這期以電影明星Warren Beatty（華倫比提）為封面的「時代」雜誌，當年被查禁，我還不知道是甚麼題材讓當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悅，於是天天到台北中華路一帶專賣外文刊物的舊書攤尋找，隔幾天就讓我找到，看了之後讓我大吃一驚，原來當年的抗日，不是教科書的描述；同年8月10日台北的英文報China Post刊出（約占三分之二版）蔣宋美齡針對這篇書摘的回應，說明她並沒有向魯斯要求換掉白修德，也不可能發生人吃人（Cannibalism）的慘劇等等。1980年，我在同一家舊書攤，買到這本書。在書末的「索引」蔣介石欄下就有Honan Famine（河南饑荒），153－156頁與160頁。

 

當年魯斯以當時最有影響力、發行量最大的「時代」與Life（生活）兩本雜誌卯足全勁對蔣宋的支持與厚愛，而魯斯與白修德的愛恨情仇，在時代--生活史可用好幾個章節來敘述。Robert Edwin Herzstein所撰的Henry R. Luce：A Political American Century（1994）就有諸多章節談論這段關係。林添貴的中譯本於1996年9月由「智庫文化」出版，其中第25章「白修德目睹中國苦難」。茲引述一段譯文：

 

    白修德回到重慶後，中國的新聞檢察官對他十分不客氣，大肆修刪他後來發 的電文。經常可見的是，白修德力陳「行政紊亂」、官員貪瀆、錢莊貪婪、官僚漠不關心的原稿，經檢查人員整治後，國民政府便得幾乎毫無責任，河南之所以發生大饑荒，乃是日軍封鎖和蹂躪的結果。（330頁）

白修德引述史迪威將軍對蔣介石的評語：「無知、武斷又頑固」，因而一直以「土豆」稱呼蔣介石。（321頁）

 

劉震雲在紐約時報中文網這篇文章也說，1942…中國是個貧窮國家，眼看河南遭受災荒中國政府又沒能力救災，領導人倒生出另一種智慧：反敗為勝，何不把河南災民當作包袱甩給日本人…但日本看穿中國政府的企圖…並不全盤佔領河南，就這樣河南成了中國政府與日軍都不管的真空地帶，我的三百萬鄉親，就在這種政治真空中，在逃荒上，一個個餓死了。

讀中國歷史就知道有智慧又勤政愛民的皇帝實在不多見，所以才會給後人無比的懷念；相對的歷來改朝換代，也都是主政者的昏庸無能，人民民不聊生，終致「官逼民反」。

 

1942這部電影在今日能帶給人許多啟發。

 

圖說：白修德與In Search of History一書，以及China Post刊出蔣宋美齡針對白修德書中的報導提出她的觀點。

〔 資料來源： 餐餘酒後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一等公民 橫財免稅

王燦興 2012/11/29

財政部公告明年度綜所稅免稅額、扣除額確定調高三．四七％，退職所得扣除額提高至七十五．八萬元，以及十八％利息所得適用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二十七萬元，這兩項幾乎退休軍公教獨享的扣除額一○二．八萬元，以最單純的申報戶計算，單身免稅額八萬二，標準扣除額七萬二，等於年所得一一八．二萬元完全免稅， 如果單身七十歲是一二二．三萬元；兩夫妻都超過七十歲的退休軍公教是二一八．四萬元免繳稅。

反觀月薪22K的上班族，假設沒有其他收入，年所得二十六．四萬元，免稅額每人八二○○○元，標準扣除額七萬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一○四○○○，共二十五萬八千元，課稅所得六千元乘以稅率百分之五，繳交三百元，如果兩夫妻皆22K，則繳交六百元所得稅。兩相對照，舉世都會說，這是令人髮指的不公不義， 這也是台灣的現狀。

泛軍公教包括公營事業官股事業十三％與政府出資設立基金的退休支出，一年絕對超過三千億，這些所得都是上班在職的遞延所得，是過去從沒繳稅的橫財，而所得稅法的退職所得扣除額與十八％免稅，長期公然包庇軍公教避稅節稅，立法院跟政府放任如此嚴重流失的稅基，明顯是對所有非軍公教人民的租稅剝削，也是世代的不公平正義，在退休制度還沒一次到位修改之前，就源扣繳採取分離課稅，譬如還原各種給付總退職年所得三十萬以下免稅，超過部份累進高稅率，三十至六十萬二十％，六十至九十萬四十％，九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六十％，以上八十％， 課徵期限直到十八％與全國單一年金制度改革完成，這是最有效率的修法方式，只需要修改所得稅法即可，年金跟十八％改革可以同時匯集全民意見進行，也是即刻改善財政、縮小軍公教與多數人民退休金差距的具體步驟。

誰最樂見蘋果走味

莊豐嘉 2012/11/28

企業爭相出資買下壹傳媒，是自由經濟的表現嗎? 圖片來源：翻攝自蘋果日報。

 

壹傳媒被五馬分屍般賣掉了；更像是三家分晉，戰國時代的弱肉強食，完全呈現在媒體這個戰場。一個表現太傑出、太有威脅性的媒體，最後下場，竟是遭到集體霸凌 ! 如果說這是自由市場的結果，大概沒人相信。

台灣從解嚴和報禁開放之後，企圖解決媒體黨國不分的具體方法，就是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恢復媒體多元市場的正常機制。如今，所謂自由經濟必然導致言論多元的天真想法，完全無力解釋辜蔡王李這些財團企業主買下壹傳媒可能造成的言論倒退影響。

蘋果如果要不走味，不是維持八卦就夠了。以前的獨家報導也很八卦，時報周刊未嘗不是如此。在香港，東方日報比蘋果日報更八卦，甚至報份更多，但她的影響力就是比不過香港的蘋果日報。為什麼?

蘋果日報能在台灣建立舉足輕重地位，最關鍵就在其不受關說、不分藍綠、不為利誘的專業倫理形象，加上眼見為憑的調查和真實圖像，方足以克盡其功。沒有了這些，一份八卦報，盡只會報導影劇圈緋聞的媒體，是毫無份量的。

簡單的說，台塑六輕的環保汙染議題，以後，蘋果還會超然無私的報導嗎? 旺中併中嘉案的後續，蘋果會有怎樣的言論和觀察? 辜仲諒的官司，壹周刊有可能挖出內幕嗎? 更妙的是，辜蔡王李這些人，平常達官顯貴的朋友就已經夠廣夠多了，現在顯然會更是門庭若市，爭相為友。他們好朋友的新聞，未來的蘋果，到底報還是不報?

我們幾乎可以預見，好幾條新增加、閃亮亮的底線，將緊緊框住包括蘋果在內的壹傳媒身上。

而這樣的壹傳媒，還會受歡迎、大賣賺錢嗎? 這些原先精打細算賣靈骨塔或產業保險的老闆，如果明知道不會，寧願虧本也要買下，這算是自由經濟的市場力量在主導嗎? 或者，他們打的生意算盤，根本不在媒體，而是另一個更龐大而令人垂涎的中國市場? 從生意人的角度，不就像是找一位社交名媛來陪襯身價，以方便做更大筆的生意? 

只要是媒體人，基本上都反對任何政治力量對媒體的干預和管制，相當諷刺的是，現在我們擔心NCC的管制力量自我限縮，縱容放水；報紙呢? 無法可管，只能盼望公平會以反托拉斯的方式加以牽制。

我們這個一向強力介入所有事物的大有為政府，一夕之間成了奉行自由經濟的市場主義者；他們從來不尊重獨立機關，強力干預種種人事任命，現在他們，一切尊重獨立機關的依法審理。

市場一向不是萬靈丹，更有失靈的時候；而媒體不純粹是自由經濟的一部份，更是關乎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和監督者。一個政府如果任由言論市場遭到壟斷和集中化，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獲利，是共謀者之一，當這樣的言論集中化，對這個政府是有好處的時候，政府何必加以阻撓?

許多人對公平會和NCC仍然抱持希望，希望能夠維繫台灣新聞自由不墜於萬一。但是會有這樣的奢想，是因為沒有看清兩岸政府和財團合謀的格局，才是蘋果走味的最大禍首。

(新頭殼newtalk 2012.11.28 文/莊豐嘉)

畸高的中國“人情債”

2012/11/26 02:3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344?page=1

2012年11月08日 07:25 AM

畸高的中國“人情債”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甘犁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

編者按：經濟學對於家庭生活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經濟也曾有管理家庭事務之意；不過相關優質分析在中文領域仍屬稀缺，尤其是和傳統息息相關的“人情往來”。本次FT中文網邀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甘犁教授結合該中心相關資料，剖析中國“人情來往”現狀與利弊，透視中國不同階層人情消費的複雜動機。

甘犁教授以及CHFS長期關注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的調查與研究，此前FT中文網曾刊登相關專題探討爭鳴（鏈結）。2012年12月CHFS相關報告資料將向學術界和社會免費公開，FT中文網也會繼續關注後續動態，敬請讀者留意。

古人有雲：“來而不往非禮也。”人情往來本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是促進交流、加深社會凝聚力的手段。然而，這初衷本善的禮尚往來卻日益畸化為龐大的“人情債”，人情支出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大負擔。

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的資料，中國戶均人情支出（節假日和紅白喜事支出，下文皆如是）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高達7.9%；農村家庭（以戶籍劃分，下文皆如是）更高，達11.4%。

筆者認為，傳統的“人情往來”，已經演化成壓在大眾頭上的一座大山，成了被強制消費的“奢侈品”。

或許對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筆的“人情消費”也許等同於添置一塊瑞士手錶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徵”。 “人情消費”的等級水準往往是劃分社交“圈子”的依據之一。一個厚實的紅包強而有力地傳遞著送禮人財力殷實的信號，從而幫助其被較高的社會階層所接納，進入“富人的圈子”。經濟學中將這種消費行為稱為“地位尋求”（status-seeking）。

當然，除了心理上的自我滿足以外，加入這樣的“圈子”還有可能獲得更完全的市場訊息，減少搜尋成本，擴大融資管道等，有潛在的經濟利益。從CHFS的資料中看，收入最高的1%的城市家庭雖然戶均人情消費高達3.28萬元，但只占家庭總收入的1.5%；收入前5%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為1.91萬元，占家庭總收入的2.4%；而收入處於前10%~20%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即下降為6452元，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至5.8%，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當然，富人的人情消費行為並非只是由尋求地位的動機所決定。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同伴效應”(peer-effect)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所謂“同伴效應”，即是指人們的行為往往會受與自己情況相仿的人群的影響；類似人們常說的“攀比風”。我們將家庭按收入水準劃分為不同的人群，考慮每組人群消費的數量的相似程度，消費更為類似的組其“同伴效應”就更為顯著。結果顯示，城市中人情支出中最為類似的消費出現在收入水準處於前10%~2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農村中則出現在收入水準處於前20%~3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對比之下，收入水準最高10%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人情支出量則差別很大。

因此，人情支出對於次高收入家庭而言，可能也不足以帶來較為可觀的收益，其消費決策則更多地參照他人，這“份子錢”，便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對這部分家庭而言，人情支出城市占總收入比重為5.8%；農村為11.3%，尚可負擔。

除了地位尋求和同伴效應之外，經濟學中還認為人情消費行為有可能是一種風險共擔機制（risk-pooling）。在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地區，尤其是中國農村，家庭很難通過正規的金融市場進行跨期融資來平滑消費，只能通過人情往來進行自我保險。支付出去許多“人情費”，在未來某天面臨婚喪嫁娶的大額開銷時，便能回收回來貼補開銷。

但是，對中國窮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費可以稱得上是辛酸的“血淚債”了。根據CHFS的資料，收入水準處於最低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總收入的45.1%。如此高的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險、地位尋求等說法，都很難解釋。那麼，是什麼驅使窮人們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錢”，維繫他們的社會關係呢？

答案也許很顯然。人情債，還了，也許餓肚子；不還，下場更糟糕。

從資料中看出，低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水準在進一步細分的不同收入群組間差別並不大。例如，收入水準分別位於15%~20%、20%~25%、25%~30%、30%~35%、35%~40%之間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均在3000元左右；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則均在2000元左右。這樣的金額似乎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數目。窮親戚、富親戚，只要人情往來，便都是一個價，但對不同收入家庭的影響卻是大不相同。以農村為例，收入水準位於35%~4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為7846元，也許可以負擔2000元的人情消費；而收入水準處於15%~2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銳減至3096元，除去人情消費已經所剩無幾。不付或是少付自然是不行的，違反了規定的風俗習慣也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社交孤立是一方面，輿論壓力更是難以承受之重。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遺世而獨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將成家立業之時，也不得不重新進入社會關係網路。普林斯頓經濟學家Deaton認為，婚姻市場的競爭在處於收入低的家庭之間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為了營造好的口碑，維護與鄰里鄉親的關係，從而將來為子女謀求好的配偶，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緊牙關支付高額的人情費用。如果將處於最低25%的農村家庭按照是否有適齡未婚子女（16-28歲）進行分組，結果顯示，家中有適齡未婚子女的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達3139元，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35.8%。人情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16.9個百分點。

所以，再窮也要咬咬牙出了該出的份子錢，不出的話，鄰里取笑，鄉親指責；不出的話，兒子娶不上媳婦，女兒出不去閨閣。人情貴嗎？再貴也要給，砸鍋賣鐵也要給。近年來見到一些報導，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民甚至賣牛賣地來支付“份子錢”，想必也是被人情“綁架”了。

人情貴，債難還。一聲歎息，許多無奈。

對窮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邏輯背後隱藏著更為畸形的消費陋習。鋪張的紅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為怕收不回來，家庭便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擺酒設宴，愈發鋪張。人情消費和鋪張之風水漲船高，帶來的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一方面，這部分本可以用於生產的資源被用於扭曲的炫耀性消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極大損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脹的人情消費和婚喪嫁娶規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Bulte和Zhang曾調查中國某偏遠農村人群支出，發現三個行政村分別有41%、29%、20%的農民依靠賣血來增加收入。大部分農民坦言，他們不得不去賣血，這樣他們才能給兒子準備婚房，辦婚禮或葬禮，以及付份子錢。

傳統習俗如果已經病入膏肓，或許就到了該被摒棄的終結點了。或許我們該找到新的交往模式，而不是依靠扭曲的消費行為苦苦支撐。筆者相信，我們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均衡，人與人交往並不需要金錢開道。

共體時艱的小故事

Tottoro 2012/11/28

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 九級大地震和毀滅性的海嘯摧毀了日本東北的沿海地區。 一位住在日本東京的美國人也是製片人 Stu Levy，在第一時刻（3月15日）抵達了宮城縣石卷市（Ishinomaki，Miyagi）。受災區的石卷市是東北地區最大的沿海城市，人口數約16萬3千人；在東北三縣的遇難者中，每五人當中就有一位是石卷市的市民。Levy先生在此停留了六個禮拜，擔任志工並拍攝海嘯餘波後的重建工作。他所捕捉的當地居民和來自日本全國及世界的志工們的影像，在311東北地震的一週年後，〈PRAY FOR JAPAN〉「為日本祈禱」的紀錄片得以發行全球。

地震的那一天， 60歲的會計師也是石卷市的市議員庄司慈明（Shouji Yoshiaki），從倒塌的建築物中逃出後，一面騎著腳踏車一面大聲呼喊警告附近的市民盡速避難。等他逃至最近的一間小學，爬上二樓轉身一看，學校的操場已經被洪水和污泥給淹沒了。庄司慈明說，他的生和死之間的差距大概只有五秒鐘左右。當天，這間小學的二樓到四樓內擠進了1100多名的市民，而庄司先生則成了避難所的領導者。

最初的三天，他們缺水停電而且完全孤立。等外界已經發現這個避難所，太多的瓦礫和廢墟，致使直升機無法立刻降落補給。而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在搜索各個角落後唯一發現的是4大瓶的飲用水，所以優先只讓脫水的人、老人、小孩和嬰兒喝水。健康的成人包括庄司先生等大多數人，只能耐心等待救援，並忍受日以繼夜長達三天以上的飢渴。

終於，第一批食物到了，只有300個飯團，即使三個人分一個飯團還是不夠。想當然爾，已經餓昏了的災民間立刻引發了激烈的辯論。這個時候，庄司慈明下令暫緩分發，因為據他研讀過的〈石卷市地域防災計劃〉的手冊，除非食物足夠大家平均分配，寧可不要輕舉妄動。後來，更多的飯團抵達了，終於每個人能夠分到半個飯團。在影片中，表情嚴肅的庄司表示：「還好我們按照救難手冊的建議，要不然當時的恐慌有可能演變成暴動。」他又說：「公平是最重要的，否則一定會激怒人們。當一個人受苦的時候，如果身旁的人處境與自己相似，大家就會願意一起忍耐和堅持下去。」

庄司先生的這段話，其實可以用很簡單的四個字作總結，也就是馬英九先生經常掛在嘴邊的「共體時艱」。

因為共體時艱，為了日本東北的重建，所以日本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相繼減薪。
因為共體時艱，為了厲行支出的緊縮，歐洲眾多的國家領導人近日自動大幅減薪。
因為共體時艱，為了政府財政的赤字，過去幾年美國多州紛紛讓公務員休無薪假。
因為共體時艱，為了因應經濟的衰退，新加坡官員的減薪從2009年起就開始動刀了。

反觀台灣的「共體時艱」又如何？

從2008年馬先生上台後，台灣人民平均薪資已經逐年降到十四年前的標準。但2008到2011年的三年間，馬政府替財團減稅近兩千億新台幣，並把此事視為政績沾沾自喜；也難怪台灣的稅收來源高達75％來自受薪階級的「薪資所得」。當然馬政府向來強調，為財團減稅能刺激大公司投資台灣市場進而提高就業機會。但今年連九降的GDP和不斷升高的失業率，正是戳破這個謊言最明確的證據（註：創造工作機會本來就不是資方的意圖和功勞，參考舊文）。

馬先生執政四年後，國家債務淨增1.6兆元，超過民進黨執政八年（審計部資料）。根據推估，未來四年中央政府的債務大概還會再增加1兆元。不僅如此，在台灣經濟依舊不景氣的情況下，2011年1月馬政府讓軍公教18趴回存，同年的7月又替軍公教加薪3%；但為了「共體時艱」，勞工基本薪資的提高，不過是一天多一顆茶葉蛋，卻在2012大選過後被凍結了，因為馬先生說：「這是產業結構問題；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得不夠。」

這個「錢賺得不夠」不僅是私人財團的說法，也是獨佔市場的國營企業的藉口。馬英九在選後的「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的油電雙漲政策，一開始，就是以「漲價是不得不然，否則台電中油都會倒」為由。可笑的是，為了「共體時艱」所以許多人民得乖乖的勒緊褲帶過日子，但是台電和中油的經營卻無需改革，而虧損累累的國營單位員工們還是年年照領數月的年終獎金。至於最近沸沸揚揚的勞保基金恐將破產的事實，以及日趨惡化的「無薪假」和失業率，對照上軍公教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的議題，更是把台灣舉世無雙的「共體時艱」，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境界。

當然，冤有頭債有主；台灣社會諸多不公不義的現實，其實是來自國民黨政府根深蒂固的自私、濫權、和腐敗。這個118年的「黨國」組織，永遠把鞏固自己的政權，置於全民和國家的利益之上。更何況，當馬英九每個月進帳48萬元，當他在電視機前信誓旦旦對人民立下「633達不到要捐半薪」的諾言，但事後又以「捐款就可以解決未免太容易」的託辭來搪塞，也難怪許多制度造成的既得利益者會認為事不關己，而「共體時艱」本來就是一句BUMBLER拿來唬弄愚民的天大笑話。

 

〔 資料來源： TOTTORO當家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