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協商 下集
劉姍姍在返台後，面對北檢偵訊時指稱，之所以在美國認罪，乃基於政治考量與不得已，惟如此的喊冤，有無道理？
美國的刑事司法乃採取當事人主義，這代表整個程序的進行，完全由當事人所主導，也因此，在檢察官起訴被告後，法官會先進行罪狀認否程序，若其為有罪或不抗爭的答辯，法官即直接進入量刑程序，只有在為無罪答辯時，才會進入陪審程序。而一般來說，會進入陪審程序的案件比率相當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顯示在美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認罪為終了。
而被告之所以願意為有罪答辯，必然是在起訴前，已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至於願意協商的動機，就被告而言，自然是想儘速終結訴訟，以免進入繁複的陪審程序，尤其在受羈押的場合，為了獲得自由，自易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在如此的協商機制，且檢察官握有證據優勢的情況下，有無可能造成無辜者，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而仍與檢察官認罪，以獲得較輕刑罰或緩刑的可能呢？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為了避免如此的弊端，針對協商有效與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逐漸發展出一些重要原則。首先，認罪協商須基於被告的自願性，而非受到檢察官以其地位優勢強暴、脅迫而來，同時，為了防止被告在盲目下認罪，也要求檢察官、律師與法官須清楚告知被告認罪後，即等同放棄陪審團審理的憲法權利，且訴訟也因此終結的效果。
藉由這些原則的建立，也代表法院在面對被告為有罪答辯時，不能完全遵從當事人的協商內容為之量刑，若協商內容嚴重偏離事實，或有違被告意願，甚或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達成協議，法院亦應為否決。在劉姍姍的案件裡，美國法院在一開始，即是基於如此的理由，來否定協議內容而重啟協商，即為顯例。
因此，劉姍姍以維護國家形象的高尚理由，做為其認罪的正當化基礎，如此的辯解，不啻是在指摘美國的司法機關不僅昧於事實，且自己國家的法律嚴重無知，更不講人權與正義。惟如此的指責，到底是理直氣壯，還是狡辯之詞，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