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地皮的背後

A Political Animal:炒地皮的背後

台灣的地方派系，不管是源自日本時代，或者是因為國民黨統治技藝因應而生，都不能否認其曾經因為「恩庇/侍從體系」而壯大。而這個體系所豢養派系的方式，也不外乎「區域性聯合壟斷經濟」，即透過壟斷區域性獨占經濟活動的特許行業權（銀行、信合社、農漁會、汽車客運業）、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省級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公家採購、公權力換取經濟利益等等手段，去創造地方派系的「租」（rent），以遂其經濟上的需求，來換取對國民黨的政治順服。


但進入90年代以後，地方派系的「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區域性聯合壟斷經濟」不能再那麼明目張膽的進行，經濟的成長讓民眾持有小客車比例大幅提升，取代了獨占的客運路線，讓客運業從肥羊變成瘦肉，得依賴政府巨額補貼才能存活。特許金融業隨著台灣的金融開放而面臨新的壓力，財團取代了信合社，成為政府金融政策的新貴，而農漁會金融和信合社則紛紛因為超貸、冒貸問題而成為媒體批評的金融黑洞。檢調單位因為民主化而承受新的壓力，不再那麼聽從執政黨的話，公權力消極化和特權貸款都容易成為打擊的對象，派系確實面臨了很大的瓦解壓力。


但民主化其實也為派系開了另外一扇「租」的門，土地炒作。1990年以來的政治經驗顯示，台灣的賄選問題並沒有因為派系的「區域性聯合壟斷經濟」受到民主化的打擊而減少，甚至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改革/黑金」的對比成為選戰的主軸。在王振寰的《誰統治台灣》（1996）中，他指出了資本家和本土地方勢力的崛起，取代了國會全面改選之後的國會真空，成為台灣的統治新貴。經驗顯示，這些力量進入國會的方式，正是買票。買票的錢從哪裡來？和土地炒作難脫關係。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急遽都市化，使得台灣面臨著都市周邊土地解放的壓力。而都市計畫的擴張，掌權者正是身兼都市計畫委員會主委的地方首長和他所派任的委員。土地的炒作有很多技術性的議題，但最基本的玩法，就是內線交易。因為委員比其他的人都要早知道那些土地要變更或解編，所以就先由人頭購地，再透過徵收、地目變更等方式，賺取其中的差價。而這樣的遊戲往往由首長、議員和金主「有錢大家一起賺」的互相諒解下，悄悄的完成了都市計畫的變更。比較有名的例子就是前台中市長張子源，他和議長林仁德涉及了台中市八期重劃區土地開發的弊案遭到求刑14年（但還沒定讞他就走了，告別式還覆蓋市旗）；而他的下一任市長林柏榕更在1996年因為十期重劃區的弊案而遭到停職（後因二審無罪，檢察官「自動」放棄上訴而復職）。土地遊戲對於派系的吸引力由此可見。


不能否認，在不公平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制度下，養地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富累積手段。較為都市化的縣市政府利用土地開發，賺取巨額的土地增值稅及售地收入，創造了新的自籌財源，來彌補不足的稅課收入，確實是90年代之後台灣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手段（尤其在台中市和台北縣）。但這其中所涉及的內線交易問題，似乎完全得依賴首長本身的操守而定。除了利用土地變更賺錢，也有利用都市計畫的土地變更打擊政治對手的案例，將對手持有的建地劃入特定農業區、保育地，人家是糞土變黃金，他把黃金變糞土，讓對手暴跳如雷卻無奈以對的經驗亦有之。總之，這些土地炒作的遊戲，正因為首長的介入，而讓派系鬥爭有了新的權力和金錢爭奪的舞台。


很多人都說縣市長很大，也確實，縣市長是派系和政黨的兵家必爭之地。這幾個土地炒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其權力之大從何而來。但這樣的經驗，僅限於急遽發展的都市邊陲區域，對於其他貧窮的地區來講，並不適用，因為這些縣市政府根本沒錢可以徵收土地，變更農地為建地也沒有意義。過去就曾有縣市政府因為沒錢徵收土地，而刻意調低欲徵收土地該年公告現值，引發抗爭的案例。因此所謂藉由炒作土地的「租」來發展派系的經驗，僅限於部分偏向都市化的地區，很有趣的是，也正因為都市化之故，地方派系的發展在人際網絡的面向上受到了新的阻礙，錢雖賺飽，選舉也贏了，但派系的力量卻因為政黨競爭而逐步勢微，甚至最後遭到政黨輪替。反而是沒有土地開發「租」可循的鄉下地方，派系因為人際網絡的連結依然堅強而持續具有影響力。都市化成為地方派系的兩面刃，只是當時身在其中者，或許渾然不覺。

土地政治歷史版:
是為政治故,土地需改革
http://blog.roodo.com/aswing1978/archives/434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