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路的全球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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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Giddens 在公務員人力中心演講 (2002.04.15)
面臨全球化、知識經濟、個人主義等三大轉變﹐歐洲中間偏左政權必須調整路線。雖然問題是全球的﹐但各國的背景不同，政策必須是在地的。不過，紀登斯指出第三條路的五個核心內容：政府改革、公民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社會福利改革、公共服務改革。
通訊革命造成全球化
第一個大轉變﹐就是全球化的衝擊。
全球化這個名詞已經到處可見﹐甚至有人上街頭抗議。但是全球化的概念並沒有被正確的理解。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對我來說﹐全球化不僅是市場的擴張。全球經濟的整合的成長﹐當然影響重大，但全球化遠比此更深刻。
全球化不只是經濟的連結﹐而是更深刻的變革。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並不是經濟而是通訊。通訊革命﹐悄悄地造成全球社會的變動。
如果要選一個精確的日期來描述全球化的開端﹐也就是我們開始變成全球公民的時間﹐那就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期。當時全球衛星系統問世﹐衛星通訊使得地球這一端可以跟地球的另一端即時通訊﹐於是整個世界都改變了。
我們目擊了世界的變遷：蘇聯崩解、兩極對立世界消失，都跟通訊帶給我們的轉變高度關連。我們談到台灣的民主－這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轉型。民主化也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民主化如何成為全球的趨勢？因為在一個資訊全球化的社會裡﹐公民不再被動﹐公民能通曉一切﹐他們對世界的了解跟政府一樣多。這是一個巨大的轉型。所以全球 化是一整套的轉變﹐而不是單一的轉變。你不能只是說贊成或者反對。必須說清楚﹐贊成哪個部份﹐反對哪個部份。而且我必須強調﹐全球化不只是外國的、外部 的、（單向的）。每一次我們（像今天這樣）交流意見﹐或者打開電視、使用網路﹐你我都對全球化做出貢獻。全球化不是陌生的外來力量﹐而是被我們的個人生活 所驅動﹐是一股你我都熟悉的力量。我們應該很高興﹐有機會生活在一個更整合、更互相依賴的世界。
全球化最簡單的意涵就是：互相依賴。人與人之間變得更互相依賴﹐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情況。這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但絕對是很根本的轉變。
知識經濟並非虛構
第二個大的轉變﹐就是知識經濟的成長。
知識經濟歷經轉折。有的人說﹐看看達康(.com)公司的失敗吧。像台灣最近在高科技產業的表現，也不是很好。因此有人懷疑知識經濟可能是被虛構出來的﹐甚至從來它就不曾存在過。這種看法絕對錯誤。
知識經濟是貨真價實的。知識經濟是全球性的﹐你一定要在知識經濟上具有競爭優勢﹐才能在現代世界繁榮興盛﹐別無選擇。
知識經濟已經改變了工業國家的經濟體系。30年前英國有42%的人口在製造業服務﹐現在只剩下16%﹐而且還在繼續下降。歐盟和美國也一樣。有些人認為再過幾年﹐製造業人口將不到10%，但其生產將遠超過所有人的消費需求。
再看看農業部門。英國曾經有40%的人口服務於農業部門﹐現在只剩下2%的農民。這些都是驚人的結構性轉變。
知識經濟跟教育有關。英國首相布萊爾曾經被問到施政的優先順序﹐他的回答是：教育、教育、教育。布萊爾的競爭對手前任首相梅傑也開了一個玩笑（梅傑並不是一個很幽默的人）；梅傑說他的施政重點和布萊爾一樣﹐只是順序不太相同。
教育必須是我們的優先重點。不過﹐教育的方式不能跟從前一樣了。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理念並不只是政治人物的口號，而是現實。科技變遷會越來越快﹐每個人都必須去積極適應。因此教育將扮演新的角色﹐有新的形式和新的架構。
這就是為什麼曾經被視為教育很成功的東亞經濟體﹐現在必須推動教育改革，否則過去30年的榮景未必能夠持續。
個人主義的興起
第三個大的轉變﹐較難被一眼看出﹐卻具有關鍵的地位﹐即個人主義的興起。
個人主義不等於自私，不只存在於西方﹐也不只存在於市場經濟的社會裡；相反的﹐個人主義的興起象徵我們的生活條件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它意味著﹐我們不再被過去所支配﹐我們的生活和認同﹐不再一成不變。
我們的生活不再只是依賴命運─這是過去許多人的生活經驗─生活將比以前更加開放﹐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人生﹐建構自己的認同﹐決定自己要做什麼事。
最好的例子﹐就是游院長在開場詞中提到的﹐全球女性角色的轉變。我非常高興倫敦政經學院提供了你們兩位女性閣員。女性地位的轉變是一個全球現象﹐產生了令人驚奇的結果。
有些歐盟國家﹐例如西班牙和義大利﹐出生率只有1.6%﹐這是人類歷史上最低的出生率。女性的角色已經不再被侷限在家庭事務﹐她們也想要進入就業市場。女 性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同了，她們將生育年齡延到30歲以後。這個趨勢當然也改變了男性的角色﹐改變了家庭的角色。家庭角色的轉變﹐是很根本的驅動力。
在政治場域，個人主義的興起意味著﹐人們不再具有像過去那樣對政治的忠誠度。例如在英國﹐過去70%的人有固定的政治認同﹐現在只剩下20%。每一次選舉 中﹐人們的選擇都在改變。政治領袖﹐無法再依賴固定政黨認同的支持﹐而必須隨時向選民提出吸引他們的訴求。政治不再是：勝選、統治、四五年後再回來尋求連 任的行業。政治必須是一個不斷跟選民對話的過程﹐而選民也不斷向政治人物提出問題。有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共同的知識環境中﹐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改變。
第三條路是中間偏左政治路線的變革
第三條路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我認為思考第三條路是很重要的呢？
第三條路就是為了因應這三大轉變﹐企圖建構一個有效的，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路線﹐以達成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贏得選舉。當然必須贏得選舉﹐你不能老站在權力的圈外﹐空談世界應該如何。政治人物、政黨應該設法贏得選舉﹐贏得選民的信任。
第二個目標是取得權力後﹐推行有效的政策﹐以實現對選民的承諾。
第三條路必須跟過去的作法不同。因為過去贏得選舉的方式﹐例如靠政黨忠誠度﹐現在已經行不通了；過去的政策﹐現在也行不通了。
為什麼使用第三條路這個名詞？
因為戰後風行的兩大政治哲學﹐現在都已過時了。老式的左派歐洲社會民主、社會主義﹐現在快要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柴契爾夫人、雷根總統所奉行的那種簡單 的自由市場哲學。自由市場固然有需要﹐但並不構成政治哲學的基礎。純粹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政治哲學﹐它的限制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第三個選擇﹐即中間偏左的政治哲學。它必須是務實的政治主張﹐可以形成能夠因應變革的政策。
是不是用第三條路這個名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的重新建構、政府的再造，重要的是如何因應眼前最核心的問題。最核心問題是如何創造一個社會﹐它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
在世界市場上必須具有競爭力﹐別無選擇。但如何創造一個社會，不但具有世界市場的競爭力﹐而且具有獨特性﹐有自己的認同﹐讓人民有歸屬感﹐也讓政府扮演一 個積極的角色，提供人民保護；除了經濟發展之外﹐政治還有很多內涵。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其他需求﹐是當代政治的關鍵問題﹐這就是第三條路的意義所在。
問題是全球的﹐政策是在地的
我把這場演講命名為第三條路的全球辯論﹐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每一個國家﹐不論貧富都必須面對這些改變。如果堅拒改變﹐自以為可以適應﹐可以置 身事外﹐可以繼續跟從前一樣過日子﹐這樣的國家、政黨必然在競爭力和社會團結（社會建構）這兩方面都無法成功。
只有積極參與這些改變所帶來的機會﹐才能向前推進。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些機會對於我們身處的當代社會﹐對於各個國家﹐都是多重的。我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辯論﹐只是說大家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而非各國的政 策應該一樣。有些政策會一樣﹐有些會不一樣。我們有可以向你們學習的地方﹐你們也有可以向歐洲學習的地方。非洲國家有些地方可以仿效歐洲中間偏左的發展﹐ 但也有很多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辯論是全球性的﹐政策卻是在地性的。每個國家必須針對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特殊現況﹐提出因應的政策架構。
不過﹐第三條路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架構，跟過去的中間偏左路線也不相同。我要提出幾個關鍵點來說明第三條路的核心內容：
國家與政府的改革
第三條路的第一個要點是：國家與政府的改革。
改革國家與政府﹐不是要降低國家與政府的角色﹐而是要讓國家與政府更有效能。我們從過去30年全世界的自由市場哲學學到一件事﹐就是政府必須主動積極﹐不能只靠市場機制來治理國家。必須要有好的、強而有力的、有效能的政府；但這不等同於龐大的、官僚的政府。
過去中間偏左路線認為國家應該介入經濟，那樣的主張已經行不通了。我們必須努力讓政府跟企業一樣有效能﹐有靈活反應的能力與彈性。我們必須通過國家的轉型﹐來發揮政府的力量。一個不能讓國家機器轉型的社會﹐註定會在我剛才提到的兩方面失敗。
當然國家機器的轉型是很困難的﹐因為你通常需要用國家機器來改變國家。無法在沒有國家與政府機制的情況下﹐改變國家與政府﹐但要讓人改革自己卻又很困難。但我們知道是可做得到的。不僅工業國家做得到﹐也有發展中國家做到了。
以巴西為例﹐儘管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們非常有效地改革政府﹐精簡國家組織﹐下放中央的權力﹐掃除腐化﹐事實證明改革是可以成功的。歐洲也一樣。
只要有對勁的政府﹐進行對勁的改革﹐真正的結構性改變﹐不但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在短期內做到。
不僅要進行結構性的改變﹐還需要文化的改變。我說的國家轉型﹐必須跟民主並行。我認為民主的課題在台灣和其他地區都一樣﹐都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複雜。民主不只是有很多個政黨而已（儘管那也很重要）。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我所說的「第二波民主」﹐或者叫做「民主的民主化」過程。
民主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運作﹐世界改變的太快了。我剛才說過﹐現代公民會跟政府對話﹐民主機制必須對此有所回應。所以我們不只需要選舉﹐不只需要政黨﹐還需 要其他的改變。在政府與人民的互動之間﹐我們需要更大的施政透明度﹐更明確的責任政治﹐更清楚的遊戲規則與架構﹐政府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積極地與公民互 動。
民主的形態改變了。新近民主化的國家﹐必須再往下一個階段挺進﹐必須加入這個辯論。因為大多數的民主制度都面臨危機﹐在西方國家的確如此。選民不出來投票 ﹐特別是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對政治越來越不感興趣。如何因應這個局勢呢？我們必須更積極﹐以更多、更開放的形式來與公民溝通。
不能將所有的事情都侷限在國會裡頭﹐而把多數人民隔絕在外。我們需要一個大幅度開放的體制﹐一個更有連續性的溝通制度﹐讓第二波民主的重要性顯現出來。第 二波民主不只是一般所理解的政治而已﹐而將是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我認為台灣必須經歷國家與政府改革的第二次轉型。這個歷程跟歐洲應該有許多近似之處﹐ 當然也有特定的在地情境。
公民社會的改革
第二個要點是公民社會的改革。
我們發現﹐公民社會對政府的積極運作以及經濟運作﹐都具有關鍵作用。我們現在比較了解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而公民社會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一個好的社會不是被國家主導的社會。一個好的社會也不是被市場主導的社會。市場主導太多的社會﹐會造成人們高度的不安全感﹐造成太多的不公平﹐也造成過度 的商業主義。一個好的社會是一個在主動積極的政府、有效能的國家、有競爭力的經濟、穩固安全的公民社會之間﹐求得平衡的社會。要建立美好的社會與經濟秩序 ﹐就必須在政府、企業、公民社會三者之間求得平衡。
不過﹐下面所說的才是關鍵點：公民社會本身也需要現代化。整個第三條路政治的精義﹐就在於各種社會體制的現代化。現代化不能只侷限於政府和經濟﹐公民社會也必須現代化。
公民社會的現代化是什麼？具體而言﹐包括社會服務性質的創業精神。第三部門、慈善團體將在促進社會福利與因應科技發展方面變得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團體沒有企圖心﹐沒有活力﹐領導無方﹐那就一點用處也沒有。
如果有人對這個課題感興趣﹐我推薦你們讀哈佛企管研究所默思堪特教授的研究。她針對美國一些領域如何因應科技發展做了相當多的研究﹐特別是傳統製造業轉型 成高科技產業時﹐所涉及的技術調整。她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她指出：只有在政府、企業、公民社會這三個部門互動良好的地區﹐產業轉型才會成功。轉型成 功的案例都有政府介入﹐但不是被政府主導；在地的企業菁英和企業網路也要參與﹐但也不是由他們主導；更關鍵的是第三部門﹐即公民社會團體的力量。在轉型過 程中﹐能夠創造就業機會﹐並且提供社會安全保障的成功案例﹐都有第三部門團體的參與。原因是只有第三部門團體能夠動員在地的社區﹐動員人們以用更主動積極 的方式﹐改變自己的生活。如果只是由遙不可及的政府﹐或是企業叫你這樣做﹐是絕對做不到的。所以一個活躍的第三部門﹐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現代化的公民社 會﹐對於創造更有效能的未來社會與經濟﹐絕對是關鍵性的因素。
經濟的改革
第三點是經濟改革。
中間偏左政府從過去的錯誤學到教訓。簡而言之﹐現代的中間偏左政府對於經濟的主張如下：必須要有財政紀律。
中間偏左政府必須放棄﹐光靠舉債花錢來走出經濟不景氣的想法﹐放棄用大型國建計畫來扭轉經濟下滑的想法。那些想法已經不再流行。政府必須有財政紀律﹐必須 在景氣循環中平衡預算﹐必須有良好的宏觀調控能力。出手不能太重﹐必須小心謹慎而且細緻﹐更關鍵的是﹐必須集中投資在人力資源上。
人力資源對於未來的關鍵性﹐可能比科技更優先。但投資方式必須跟過去有所不同。新的人力資源投資﹐必須培養不害怕改變的公民。
現代公民必須不害怕改變﹐不害怕全球化﹐有一種胸懷四海的態度。以要創造人力資源豐沛的社會﹐並不只靠經濟訓練﹐並不只靠職業訓練。在一個更全球化﹐更胸 懷四海的世界裡﹐必須要有胸懷四海﹐能夠跟多元多變的世界接軌的公民﹐即使有所焦慮﹐也能看到積極的一面﹐可以因此成長茁壯。
基於我稍早提到的理由﹐人力資源的投資﹐在教育上必須是豐盛的而且不間斷的。我們必須強調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業機會並不會自動發生﹐甚至也不是經濟成長的 自然產物。有時經濟成長仍然會造成失業。歐洲中間偏左政黨跟過去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發現必須重視就業機會的創造﹐逆轉了過去重視失業問題的傳統。
當然我們仍然必須關注失業問題。在失業率上升的國家﹐像台灣﹐這當然是個問題。但我們發現﹐與其把關注焦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不如更關注就業問題。
重點在於提高就業率。必須注意有多少比例的人在就業﹐而且必須是超過合理的基本工資的工作。就業率愈高﹐才能創造更多的經濟收益﹐來從事各項社會福利。
英國是新中間偏左路線成功的例子。過去30年英國經濟是全歐洲最弱的。最近的調查顯示﹐英國經濟已經變成歐洲最強的。英國有76%的就業率﹐經濟成長率很不錯﹐最近也很有效地度過經濟不景氣﹐正是靠剛才提到的幾種配套措施做到的。
中間偏左路線的一大問題﹐是要挺得住﹐不要屈服於光靠國家解決經濟問題的舊主張。中間偏左政黨很輕易就會說﹐再多花一點錢﹐再多借一點錢﹐再多建幾條公路﹐這樣經濟就會復甦。其實不會。
必須堅持新的政策﹐不要倒退﹐才能帶來經濟繁榮。
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四是福利制度的改革。
在這方面。各個國家有顯著差異。因為歐洲國家有很發達的福利制度﹐而其他國家的福利制度很有限。應該做的事情顯然很不一樣﹐但還是有些共同的教訓。試圖建立有效的福利制度的國家﹐應該從歐洲福利國家的錯誤中學習。
傳統的歐洲福利國家長久以來是左派中間偏左政府的成功典範。這是正確的。因為歐洲福利國家做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創造了有很好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社 會保障的社會。但是今天歐洲福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進步的障礙﹐而不是促成進步的力量。其他正在建構福利制度的國家﹐必須注意為什麼這種情況會發生 ﹐必須從已經犯過的錯誤﹐和已經碰到的問題裡學習：究竟一個現代化的福利制度應該是什麼﹐一個現代化的福利國家應該是什麼子。
現代化福利國家跟傳統的歐洲福利國家很不一樣。傳統的福利國家很被動﹐我們則需要一個主動的福利國家；傳統的福利國家把人民視為不重要﹐我們則應該把人民 視為最重要的﹐就像企業重視客戶一樣；傳統的福利國家是個不聰明的國家﹐沒有自我檢查。許多歐洲國家制定了社會政策﹐卻從來不去看那些政策到底行不行得 通。我們必須用聰明的福利國家來取代不聰明的福利國家。聰明的福利國家必須會自我檢查。當它開始推行一個社會政策時﹐必須去追蹤政策的績效。如果政策無效 或是情況改變了﹐就必須放棄﹐或讓它轉型。傳統的福利國家完全沒有這一套。
其他國家應該記取這些教訓。黃博士告訴我﹐台灣的捷運建得比英國晚﹐所以比倫敦的系統好。福利國家的建構也是一樣﹐有時起步較晚﹐反而可以做的更好。
我要提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我們可以避免的。歐洲有些福利國家的就業率很低﹐因為他們有失業救濟﹐讓人可以脫離就業市場。消極的失業救濟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使很多人本來可以就業﹐卻沒有在工作﹐而就業率與失業率的水平﹐都令人無法接受。我們必須要有主動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而不是消極的救濟。
歐洲國家中﹐只有推行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國家﹐才能在我強調的兩方面：有競爭力的經濟﹐以及好的社會保障、社會團結﹐都獲得成功。英國是其中之一﹐還有荷蘭、丹麥﹐芬蘭、以及改變了福利制度的瑞典。這些是歐洲的成功範例。
我們需要以主動積極的福利制度﹐來取代消極的福利制度。與其保護人們免於風險﹐不如鼓勵他們去承擔風險。一個國家沒有創業精神的文化﹐就沒辦法在現代世界生存。創業精神的文化﹐不能只存在於高科技產業﹐也必須存在於勞動力當中。
我們不希望勞工只是說﹐我只會做這個﹐不會做別的事情；我們希望勞工說﹐到處都有機會﹐我想做點不一樣的工作﹐我很樂於重新接受訓練。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我很樂意找新工作﹐甚至於轉換行業﹐將之當作一個豐富的學習經驗。
除非有積極的福利政策﹐否則就無法培養良好的勞動力﹐也無法培養像我稍早所提到的那種胸懷四海的公民。
公共服務的改革
第五點是必須改革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的改革是中間偏左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公共服務包括衛生、教育、交通、電力等﹐過去在多數國家主要由國家提供﹐然後經歷了民營化的階段。許多國家都進行部份或全面的民營化﹐將公共服務轉變成私有企業。
但我們發現這兩種形態都有其限制。如果國家管得太多﹐會拖累經濟。因為政府官員不擅長按照市場規律做事。歐盟有個大型研究比較政府承辦案﹐跟私人企業的承 包案。結果顯示﹐政府承辦的案子﹐總體成本比私人企業類似的案子高出55%。理由很簡單﹐政府官員沒有私人企業的市場紀律。即使沒做好﹐也不會丟掉工作。 促使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不過我們發現﹐民營化也有它的問題﹐並不像新自由派過去所想的那樣是問題的解答。用民營化來代替國家管控﹐不見得就可以讓公共服務變得有效率。因此許多歐 洲國家﹐英國是其中的倡導者﹐開始嘗試以公部門與私人企業合作來提供公共服務。公部門與私人企業的合作受到很多批評﹐特別是來自傳統左派的批評。但是這種 合作往往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事實證明﹐如果安排得宜﹐雙方可以互相學習；私人企業可以透過跟公部門的互動中﹐表現出社會責任；政府官員 也可以學到更好的效率。所以在許多領域裡﹐可以不再是公部門跟私人企業的二分法﹐而是兩者的結合。在這過程中﹐也可以看到兩者的轉型。所有國家的公共服務 ﹐都應該實驗這樣的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將會是未來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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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到全球化的主題。第三條路政治相信全球化是事實的存在。游院長英譯講稿說：「所謂的全球化」。好像暗示全球化只是一個名詞﹐而非事實。但全球化的的 確確是個事實。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已經被學界的研究證實遠遠超過過去20年的發展﹐這是無庸置疑的。因此不能再把全球化當作遠在天邊的外在事務﹐採取不得不 回應的態度；我們必須尋找積極回應的方式﹐認真看待全球化﹐管理全球化﹐將之當作與我們切身有關的事情來管理。
全球化之所以會引發許多紛爭﹐正因為它影響到21世紀的走向。它是一場21世紀應該怎麼走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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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問到﹐加入WTO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加入WTO不只是經濟的改變﹐不只是產業競爭力﹐也不只是政府應該進行的改革﹐它還包含更多的意義。WTO 是進入更大世界的入口﹐幫助我們進入世界主義的社群﹐是一種真正的解放力量﹐把它看成單純的經濟現象是一大錯誤。
綜合以上分析﹐我相信最關鍵的是﹐要有一個好的中間偏左政府﹐才可以達成這些願望。因為如果由市場機制主導一切﹐這個社會不會快樂；如果由國家來支配社會 ﹐人民最終會起來反抗。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整合﹐將賢能政府、有競爭力的經濟、以及積極活力進步的公民社會結合起來。這是台灣﹐也是其他國家應走之路。
謝謝各位。
( 本文根據公視馮賢賢、廖錦桂由錄影帶翻譯的文字稿； 由劉進興改寫成文章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