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凡經之地寸綠不留

by 鍾祖康

● 中國傳統獨尊儒家，將繁殖後代視為人生第一要務，結果人口繁衍過剩，造成資源和生態的大破壞，至今遺禍不窮。


我在《歷史悠久不是福》一文中，闡釋了古老文明適應現代世界的困難，和寒帶文明較溫熱帶文明發展優勝的原因，不過，這並不足以充份解釋何以中國文明長期反覆下墮，可以胡天胡帝千載。原來，中國幾千年來在黑暗摸索中還犯了幾個萬劫不復的大錯，最嚴重的可能是獨尊儒術。而儒家思想對中國的一大殘害，就是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態資源。

「無後為大」迫出食人傳統
中國自漢代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現代人的語言來說，就是赤裸裸的搞思想管制，行極權統治。將全國人的思想定於一尊已經夠糟，更糟的是，是定於一種以唯道德主義、形式主義、性別歧視、人倫差別、超實用主義和反宗教精神為本、以繁殖和愚孝為人生至高目標的教條。若中國當時挑的是墨家，中國將大不同矣，甚或可與西方的基督精神互相輝映。結果，自漢代始國人真的聽從儒家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指令，將繁殖後代視為人生的第一要務。更壞的是，這個「無後」僅指「無子」，並不包括女性。為了「有後」，加上求子，再加上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即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義，對民眾生計任其自生自滅令「養兒防老」。中國幾千年來史不絕書的災荒和戰爭造成的人口減殺也無法控制中國的人口，以致於連相對寒涼的華北地帶也出現嚴重人口過剩，需要不斷擴張南進掠奪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過去我曾懸想，若幾百年前黑死病也在中國大爆發，當會像造福歐洲一樣的造福中國，但現在認識到儒家思想衍生的繁殖能力，相信黑死病在中國控制人口的成績不消數代人就會化為烏有。

中國初民在人口壓力下對黃土高原的生態摧殘，令黃河水患失控，確保了黃河流域一帶的貧窮。中國社會科學先驅潘光旦教授在八十年前說的話今天似更適用，「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既因緣於災荒的反選擇影響；而中國之所以成為『災荒的國家』是因為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為先民斲喪與蹂躪樹木的行為；那末......止旱須有大規模的造林運動。」但問題是，中國人的品質已經惡劣到這個地步，還有能力扭轉濫伐林木造成的旱澇相夾大勢嗎？自潘光旦發出這呼籲的八十年來，中國西部的森林覆蓋率又再從原來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下降至現在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你去《四庫全書》和創刊以來的《人民日報》資料庫搜尋一下出現了多少次「屢禁不止」這個成語，再看看《四庫全書》中出現多少次災荒中「人相食」、「易子而食」、「男女相食」、「父子相食」、「母子相食」、「父子夫婦相食」、「父子兄弟相食」的記載，就明白中國的儒家文明是屬於一個甚麼檔次的文明。

鴉片戰爭來得太晚
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來華的外國人也對中國人對生態的瘋狂摧殘感到震驚。於一八五九年抵華後遊歷中國五十年，以中國第一艘蒸汽船橫渡長江三峽的英國人 Archibald J. Little說，「中國人永遠像蝗蟲一樣，凡經之地寸綠不留。」美國礦業工程教授Lynwood Garrison 一九○一年撰文指出中國的伐林問題時說，「像中國人這樣一個實際的民族，居然不早就認識到森林文化的種種好處，實屬反常。」知名地質學家 Baron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到一九零五）說，種種跡象顯示，山西等北方省份古時繁榮豐饒得多，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之外，就是因伐林造成的氣候惡化。」於一九二零年代初到中國救災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China: Land of Famine（《中國︰飢荒之邦》）中說，「中國前代的伐林行為，比任何其他大國都要來得徹底。任意砍伐的行為，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國西北地帶日漸乾旱，並使現在尚較肥沃之地也會因同樣原因越來越像中亞細亞地區那樣。」

而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如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任教的美國學者羅德民教授（W.C. Lowdermilk），他於一九二零年代初來華，到一九四五年才返回美國。他說，自某天突然領悟到黃河水患是由於水中的黃泥後，就矢志要找出這些黃泥的源頭以期杜絕。他花了三年時間在山西的雨季實地考察，終於確鑿找出這些黃泥是沿岸農民砍伐林木造田後所致，並在當地發現一些於西元前二世紀的灌溉水道也同樣因淤泥阻塞而廢棄。研究更顯示，當地寺廟週圍受到保護綠樹成蔭的森林，就是四周濯濯牛山的原貌！近年的化石花粉研究也進一步印證，這些不毛之地過去曾為森林所覆蓋。

　　可是，中國這樣的嚴重水土流失的情況，洋人那麼好奇，也到較晚才知道。據自然科學史學者羅桂環教授分析，這是因為「鴉片戰爭前西方人在華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這不就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代價？那麼，從搶救中國的生態著眼，鴉片戰爭看來是來得太晚了。中國實在沒有「不假外求」的能力。

胡人入侵改善中國生態
黃河自中國人摧毀了黃土高原生態後，主要出現兩段平靜期，但都是外國人的功勞。一是東漢後的約五百年，據已故歷史地理學泰斗譚其驤教授的研究，是因為這段時期大量異族如匈奴、羌等進駐了黃河中上游一帶，專事馬牛羊等牲畜牧業，令該地帶暫時免於漢人不斷伐林造田的破壞，減少水土流失，從而令黃河安流數百年。此說甚有洞見。但我認為還有別的重要原因，就是胡人沒有漢人那樣耽於厚葬，較少為了厚葬而破壞林木。儒家思想極重愚孝、盲孝，並壓抑正規宗教思想，因而極力鼓吹厚葬（甚至是薄養厚葬），再經董仲舒等儒士引入「天人合一」的讖緯之學，厚葬之風從此失控。厚葬對生態之破壞，對社會生產力之虛耗，簡直是驚天地、泣鬼神。儒家厚葬傳統對中國林木的摧殘由於太過荒唐，許多人要不是刻意輕描談寫，就是不會相信。就如一九七二年在長沙馬王堆發現的軑侯利蒼之妻的棺槨，耗費原木不少於兩百立方米！而且都是最珍貴的楠木，並且是可造出一噸多重木頭的大古木。這些都是舉世皆知的。一些研究人員就這樣慨歎：「英國人用最好的木材去做船，日本人去搞建築，美國人去做家俱、藝術品，而中國人卻去做棺材。」若以造一噸紙需三立方米木材算，利蒼夫人棺槨所用掉的木材足夠製成六十多噸紙！若以造一噸紙需要二十棵普通體積的大樹計，這就等於一千兩百多棵大樹了﹗厚葬除了導致伐林，也毀了大量良田來築巨墳，從而迫使農民益發伐林造田。

雖然許多農業專家早就指出，中國西北地勢欠平，且雨水稀少，氣溫偏低，宜牧不宜農，或起碼也應農牧並行，但國人卻從不因地制宜，一面倒的發展最容易破壞生態的農業，彷彿不貫徹「以農立國」就「有違祖訓」，對不起老祖宗那樣。中國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才頒令土地須合理利用，指定坡度十五到二十度的用作牧場；西北等高寒地區發展畜牧和各大河上游兩岸以林牧為主等等。但此規定此後似也不了了之。

「用夏變夷」代價慘重
中國人對畜牧業的抗拒，多半也源於國人在大漢主義下架起的夷夏之防（力主「用夏變夷」的儒家對此自然也有責任），以致夷人的生活特色如畜牧業和乳製品也統統不要。誠如潘光旦教授在其〈檢討一下我們歷史上大漢族主義〉中臚列了漢人的以我為主、不可一世的心態：「我們自稱為諸『夏』，用古文字寫出來，『像人形』，而其他鄰近民族在類別上就要低於人了，有的近乎蟲類，例如閩和蠻；有的近乎犬類，例如狄，例如玁狁；有的近乎豸類，例如貉與貊；有的近乎羊類，例如羌和羯等等......」。

但這種夷夏之防結果又是害了自己。消耗無數林木造磚以修建萬里長城；過度發展農業濫伐林木令中國旱化沙漠化；不發展畜牧業令中國的戰馬不敷應用和騎術不精，以致「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漢兵）以步追之。」漢人能驅逐胡人，也只是一時，而且是慘勝。這不就是國人兩千年後在洋人船堅炮利下土崩瓦解的前奏？至於抵制乳製品，則令國人體質虛弱，而未能善用羊毛羊皮，也使國人要消耗更多的林木取暖。黃河水患自胡人被逐後又故態復萌，一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工程師 Oliver Todd利用現代工程知識奮鬥十年才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