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慕容理深
圖一： 1901年的台灣地圖，紅色線是「隘勇線 」，它分隔著日本完全控制之地區與原住民領域。”Formosa from the latest Japanese government surveys.” 1901. Map in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 London/New York, Macmillan , 1903.
Heute dagegen werden wir sagen müssen: Staat ist diejenige menschliche Gemeinschaft, welche innerhalb eines bestimmten Gebietes – dies: das »Gebiet« gehört zum Merkmal – das Monopol legitimer physischer Gewaltsamkeit für sich (mit Erfolg) beansprucht.
Today, however, we have to say that a state is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violenc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Max Weber, 1919
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永久不忘。
《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月15日
一百年前被視為應該「永久不忘」的大事在今天好像沒什麼人注意。
這件事造就了一個政治地理結構 ，而若沒有這個結構，2014年11月底的縣市長選舉結果的地圖或許是這樣：
圖二： 根據1901年隘勇線切割後的台灣2014選舉結果圖。選舉結果圖取自：cba Tjs2012之作品 。
當然，這是半開玩笑的：歷史是眾多變數造成的，畢竟不能以「假如」去推想。這張圖只是為了突顯：現在台灣全島皆由同一個政權統治的現實構造是晚近 某個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此處所謂的「晚近」是相對於台灣數千年的歷史。
遺世獨立的海島，原住民部落組成的拼圖
關於四百年之前的台灣歷史，我們所知的極其有限。但我們幾乎可以確言：自台灣有人居住以來，這個島嶼在絕大部份的時間內並不是由單一政權管轄。
沒有任何證據能告訴我們說，台灣原住民曾經組成全島性的政治構造。而且，從原住民的技術能力（含資訊傳遞的方法）、人口組成、經濟型態與世界觀（含政治觀念）等方面來看，他們極難在本島錯綜複雜的地理環境中創造出這種政治構造。
最有名的「大肚王國」位於中彰投地域。它形成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中，那種「部落共主」式的鬆散結構限制了其擴張能力。即使有某位「大肚王」夢想征服 世界（台灣）而建立一支強大軍隊，這位台灣版成吉思汗也不太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計劃，甚至他的孫子都未必能夠達成祖父遺志。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是多 麼困難的一件事。
難以達成並不等於「絕不可能」。假如台灣遺世獨立的狀態持續到今天，亦即讓原住民多擁有四個世紀，繼續獨享這個空間，那麼，來日首批上岸的外來者可 能會被「台灣聯合王國」的軍警逮捕——喔，不對，國名不可能是台灣，也不會是福爾摩沙，而是以某種原住民語命名，這個假設中的國名或許意指「神寵之地」 或…「海中樂土」等等。可是，您是知道的：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因為接連來到的殖民者改變了一切。
荷蘭殖民地：紅毛番的嘉南平原
從現在算起的九年後，亦即在2024年，我們應該會記得為荷蘭人在台建立殖民地舉辦紀念活動吧？距今390年前，他們從「低地國」來到日本人所謂的 「高山國」，在當年還是個海灣的台南市安平區落腳，以此地為中心據點，向內陸擴張勢力範圍。彼時的荷蘭是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在來到台灣之前，他們已經發明 了顯微鏡與望遠鏡。雖擁有種種技術優勢，荷蘭人在台的三十八年期間內並未佔領全島 。
寬鬆而言，荷蘭人勢力所及的範圍圍繞著島嶼中央的山區，在平地勉強構成一個環狀。在這個其實是斷斷續續的環狀地帶，他們的有效控制範圍頂多僅止於濁 水溪到高屏溪的平原，另外還有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得的雞籠、淡水兩個要塞地及其周邊；其它的地方則只能算是被他們間接統治（請參閱中研院台史所的「部落集會區」地圖 ）。山區則幾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的天下，因為一進入山林作戰，荷蘭人的武器優勢頓失，處境比三百年後在越南叢林中的美國大兵更悽慘。
荷蘭在台灣建立殖民地之首要目的是在這個島嶼擁有據點，便利荷蘭東印度公司跟中、日貿易往來。土地的擁有是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次要事項，所以他們部署 在台灣的部隊相當有限。其兵力盤據一方有餘，但絕對不夠他們持續地投入於征服與佔領。曾在台灣北海岸建立兩個要塞的西班牙人也一樣。由於兵員人數不足且缺 乏來自菲律賓的奧援，西班牙軍隊在荷蘭大舉進犯時，寡不敵眾，無奈地讓出雞籠、淡水。幾年之後，這個故事的加強版在南台灣的荷蘭基地上演。
由於平常沒在平原上廣佈守軍，荷蘭人在熱蘭遮城（Zeelandia ）遭鄭成功軍隊包圍時只能指望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Batavia ）派兵遣艦來解救苦難同胞，完全沒有陸上的後援部隊來對鄭軍進行反包圍。僅從這場戰役就可看出，荷蘭人在嘉南平原上僅以機動方式維繫其霸權。
鄭氏三代：嘉南平原上的短命小霸王
趕走「紅毛番」的鄭成功當然不是來替西班牙人報仇，但也不是來「收復」台灣。「收復」兩字在此絕對是昧於事實或故意歪曲歷史的產物。事實上，漢人未 曾統治過這個地方（何況，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當時有資格說「收復」失土的人只有原住民。講難聽一點，「國姓爺」是「跑路」來這裡的。雖然鄭成功仍掌 握廈門，但是情勢對他愈來愈不利，他因而打算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大後方」。
鄭氏三代從未統治過整個台灣。 鄭成功在奪下荷蘭領土的四個月之後突然發狂，旋即去世。鄭經之軍事才能遠遜其父， 而且還在三藩之亂期間親自跨海回福建領導作戰，多少耗掉可供在台灣擴張的能量。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統治前後僅二十一年，其實際掌控的範圍相當有限。相較於荷 蘭人，他們最主要的軍事突破是侵略大肚王國。雖曾向北用兵，東寧王國主要的統治區域僅限於台南至高雄北部的沿海地帶，亦即他們所設置的「一府二縣」 ：
圖四：疊圖為〈明鄭時期臺灣行政疆域圖〉，引用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黃色部份為慕容理深所加。
在這個區域以外，鄭氏王國向南、向北各設置了一些軍隊屯墾區。這些點狀分布的據點最北在現今的嘉義縣鹿草鄉，最南到高雄後勁、仁武一帶，最東到台南市山上區 。全部加起來，真正在鄭氏王國手上的土地面積不見得比現在的台南市大到哪裡去。
清帝國領域：歷時兩百三十年仍未完成的環形
清帝國之所以要消滅鄭氏王朝，本是為了防止他們再度跨海來「反清復明」，並非要取得其土地，因為台灣「自古不屬中國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 、「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康熙皇帝語，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二》） 。康熙皇帝最後採納施琅等人的建議，繼續佔領鄭氏王國的領土，同時嚴限人民渡海到臺灣，以免「奸宄之徒竄匿其中 」。用現代白話講，要防止這個地方又變成「反攻大陸」的基地，所以要阻止漢人來到這個天高皇帝遠的鬼地方。
由於這種邊防為主的守勢心態，清帝國在台灣長期未積極派遣軍隊去開疆拓土。讓原住民繼續保有他們的地盤：這種態勢有利於清帝國的戰略佈局，因為可以 抑遏漢人在此地的發展。稍微更仔細一點講：清帝國在台的統治長期地操弄利用漢人、「熟番」、「生番」之間的矛盾（詳見柯志明的《番頭家》）。使各族群互相 牽制、彼此相殘，這樣一來，帝國就不必維持大量的軍隊在這個邊境地帶防堵反清勢力。
不過，從最初的設官治理到最後的割讓撤守，在長達212年的期間內，清帝國在台灣的領地還是擴大了好幾倍。朝廷雖長期維持最初的「渡臺禁令」，但既 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閩南、粵東乃就近利用移民台灣來舒緩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在一波波移民的巧取豪奪下，原住民的土地變 成漢人的財產。另一方面，面對日漸強勢的漢人族群，部份原住民改變族群認同，變成了漢人。關於這個複雜過程，以上僅作簡單描述。在此，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 族群領域的主要變遷。
柯志明之巨著《番頭家》附有一張超精細的乾隆十五年、二十五年（1760）番界地圖。藉由該圖，我們可以作個今昔對照：在鄭氏王國滅亡七十五年後， 現今的台北市已變成漢人的天下，但是如今以放天燈著稱的平溪依然屬於原住民的地盤；從平溪往西南走，石碇、新店、三峽、大溪、龍潭，乃至於楊梅與湖口兩區 的南部，也全在「番界」的另一邊。由桃園稍向南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清大、交大之所在地當時也都屬於「番人」的世界。再往南走：今天的苗栗市東界幾乎就 是當年的「番界」；公館、銅鑼、三義也都還在原住民的掌控之中，三分之二的通霄也是。西部的原住民地域已經完全不臨海，最接近海岸的地方就在通霄。
到了十九世紀初，漢人已進佔蘭陽平原。從蘭陽平原經台北盆地，一路沿著中央山脈西麓南下至屏東平原，全部都是漢人的天下。在這個拓展的過程中，清帝 國官員跟在移民後面，漸次地把統治區域擴至漢人居民夠多的地方（先皇有交代：不能出現第二個鄭成功）。這個規模一直維持到光緒皇帝即位前夕的1874年。
圖五：原始圖片出處：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接手鄭氏王國的領土後，經過了191年，清帝國只統治了半個台灣。
地勢天險使原住民得以守住這個島嶼的半壁江山。對於以務農為主的漢人而言，中央山區的經濟價值甚低（當時沒人想到要種高山水果或高冷蔬菜，而且就算 種了，也很難搬運下來平地）。而且，對於漢人而言，那些屬於「生番」的山區是個危險的世界。擅闖其中，無異於讓自己變成人家的活靶（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未曾 放棄狩獵傳統）。硬搶已行不通，軟招也難施展：歷經幾個世代的來往交涉，跟漢人有接觸的原住民早就看穿漢人的「步數」。此外，漢人自己內部械鬥頻仍，閩 vs.客、漳vs.泉、這庄vs.那庄…講得誇張些：任何人群區別界線都可能備用來揪團組隊，任何藉口理由都可能引爆集體火拼。相較之下，我覺得拓荒時期 的美國西部可謂一片祥和。漢人的內鬥給了原住民一些喘息的時間。
另一方面，隨著生存空間遭外力壓縮，許多原住民社群展開遷徙，爭搶其他部落的傳統領域，而歷經百多年的爭鬥而存活的群體大多是強中之強。械鬥雖使漢人武藝精進，但那一點拳腳刀劍功夫還不足以讓他們任意挑戰山中的「兇番」。
因此，漢人的擴張遇到瓶頸，頂多只能零星地進入恆春半島西側與蘇澳以南的東部，而清帝國的疆界在1810-1874年期間也就未進一步明顯東移。將1874年的帝國邊界放到台灣的地形圖上，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由地理空間所造成的政治現實：
圖六：台灣地形圖取材自：ca Ksiom之作品 。清帝國邊界根據：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十九世紀出版於歐美的地圖有少數標示出這條界線，例如於189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地圖集：
在圖七中，縱貫台灣的虛線大致跟我們剛才看到的1874年帝國邊界相同。不過，西方人的資訊更新的速度還相當慢。清帝國其實已於1875年開始擴大島上統治區域，在阿嘉 的海角家鄉設置恆春廳，並在恆春與蘇澳之間設卑南廳來掌管「理番」事務。跟前幾次不同的是，此舉並非為了因應漢人領域的擴張，而是因為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擔憂外國勢力以後可能藉機進駐這些「化外之地」。
新設的行政區域是沈葆禎「開山撫番」政策的體制配套，目的在於打通花東縱谷，藉以控制蘇澳至恆春的東岸。很多台灣人在中學時只讀到簡略到不能再簡略 的「開山撫番」，而歷史老師也未必講述其內容與結果（現在的老師平均素質較高，有些人可能會講得仔細些）。單看這個名詞，人們會誤以為這個政策使得「山 區」全部開發、「番人」悉數歸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最顯著的事實：因沈葆禎新政而開闢的八條東西向越嶺道路有些才用了兩、三年就報廢，有些甚至只用了幾個月。主因不是偷工減料，而是截殺 命案造成的恐懼。無法在沿線達成面的控制，路就不通；路不通，官兵就難以前進控制：惡性循環下，許多條新闢的道路就被大自然逐漸吞噬（當時建造的當然不是鋼筋水泥與柏油路面）。開山撫番並非沒有成果，但僅從道路經營，我們就可瞥見其限制。
「開山撫番」開始於1870年代中期，配套措施之一是開放移民、移民實邊，因此終於解除海禁與山禁（1875）。鴉片戰爭後，歷經三十多年，清廷終 於完全理解：不論東洋西洋，洋鬼子比鄭成功可怕千百倍。被降級為C咖的鄭成功不再被清廷視為具有毒性，於是被資源回收，用來製作疫苗：延平郡王祠正是在這 個時候興建的。
移民實邊的效果如何？1905年，日本政府進行「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調查資料顯示，在當時的臺東廳（今天的花蓮縣南端與台東縣境內，從花東 縱谷至海岸所形成狹長地帶，不含西側的山區），漢人總數僅接近五千，是當地原住民人數的六分之一（山區「蕃地」應未列入統計）；以全島比例而言，台灣每一 萬名漢人之中，只有十五人居住於臺東廳的狹長地境。在清帝國統治末期，此地的漢人想必更稀少。由此可見，「開山撫番」最後頂多在花東縱谷沿線建立了一些點 狀分布的軍事據點與漢人聚落，而不是西部平原上的那種穩穩當當的全面統治。
根據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的考證，從1875年到1894年，清帝國在台灣島設官治理的區域形成一個有缺口的環狀。下圖中的「臺東直隸州」西界 與現今花、東縣界幾乎重疊。對於這一點，我有點懷疑，因為某些前人資料值得商榷。例如編於1889至1895年間的《臺灣地輿全圖》，此書如此描述預定作 為臺東直隸州州城的水尾（今之花蓮瑞穗）：
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南至恆春縣城三百七十里，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北至宜蘭縣交界之蘇澳三百一十里．
若按照「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 」計算，臺東直隸州西界的確是碰觸到今天的花蓮縣西界。 可是，所謂的「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實在很怪異。獅球山應為現今秀姑巒溪口的獅球嶼，該地到瑞穗中央（大約在火車站）不過十三公里之遙，絕 對不可能是「二百十五里」。這段描述中的南北向距離大致沒問題，但東西向的資料宜被打上個問號。
由於未進一步探究，個人還是以台史所的研究結果為準。畢竟，他們下的功夫遠比我多。不過，我傾向於認為，清帝國在花、東實際 控制的部份可能比較接近日本人在1909年設置的花蓮港廳與臺東廳之範圍：
圖八：左為清帝國在台灣的統治區域最大範圍，右為日本殖民政府於1909年劃定的行政區域。底圖來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不論就實際掌控範圍或就紙面上的行政區域而言，清帝國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並未統治整個台灣，而清廷竟在該條約中將「臺灣全島 」「永遠讓與日本」。
二十年抗戰與台灣全島一統格局的初步完成
日本軍隊在1895年登陸台灣後，首先遭遇到的是漢人之抵抗（此處的「漢人」其實有很多是平埔族的後代）。從北到南，這些「竹竿湊菜刀」的義勇軍當然不敵現代化的武士。好歹，直到1902年8月 ，亦即歷經整整七年的時間，日本人才擺平了西部平地丘陵地區的武裝反抗 。小小的台灣西部，就打了七年抗戰：當時的台灣人雖然「輸人」，但可沒「輸陣」。
此後，尤其在1907至1915年間，還陸續發生了十餘起漢人反撲事件，但這些皆是局部性、小規模的，而且都被迅速敉平。其中最有名的是在1915 年未起事即遭追捕的西來庵事件。雖涉事者共三百人、而且餘黨負隅頑抗歷時一年，但這個由「皇帝」余清芳為首的「台灣大明慈悲國」畢竟成不了氣候。時代已經 變了：在世紀初，台灣開始有人遠赴日本本土就學，而這個趨勢在1907年左右已開始加速。台灣第一代的現代知識份子已經誕生。具有現代觀念的反抗運動已在 無心插花的情況下埋好了種子——追根溯源，去年的「太陽花」是一百年前就已被預約的產物，其綻放是遲早的事，只待條件適合，一如前個世代的「野百合」。
在敉平漢人武裝反抗後，日本統治者將目光轉向原住民的領域。總督府於1904年4月召開「第一屆蕃務會議」，準備處理「蕃地問題」，正式拉開了原住民命運悲劇的第四幕。
如圖一 所示，世紀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西部的統治範圍僅止於「隘勇線 」。當時的這條界線大致等於1874年的清帝國邊界（圖五 ）。日本勢力雖已延伸到花東縱谷，但離全面控制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目標還很遠。不同於前幾個殖民政權，日本自始即打定主意，要把整個台灣納入管轄範圍，就像日本本土的四大島那樣。
圖九：英國攝影家John Thompson於1871年在Baksa（今之高雄市內門區木柵）拍攝到的原住民獵人。十七世紀始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槍枝歷經兩百年後已是許多原住民的生活良伴。對他們而言，沒收獵槍的政策不僅使他們失去謀生工具，也在心理上造成衝擊。
招降最是省成本，但名義上的投降並不夠，還要對方繳械才行。日本當時已採現代國家模式，這種國家要把控制力直接延伸到每一個人，絕對排除任何武裝組織的中間代理 。但如何讓那些從未屈服於任何國家權力的原住民部落投降，並說服他們乖乖交出武器？既然這難如登天，武力征服於是成了不二選項。日俄戰爭結束半年之後，首任東京衛戍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奉派至台灣，接替兒玉源太郎 的位置（1906年4月）。征服原住民的軍事行動轉趨積極。
在軍事上，如果說漢人最讓日軍頭痛的地方在於「量」，「質」就是原住民令侵略者投鼠忌器之所在。台灣原住民族盛產體格健壯、身手矯捷之人，而當時仍存在的部落又多是歷經「物競天擇」、驍勇善戰的勝利組。他們不但擁有槍枝，且據守複雜險峻的山區。征服？談何容易。
當然，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當時已是全亞洲第一強，不但在十年之間打敗過清、俄兩大帝國，其背後還有欣欣向榮的工業持續地提供後勤支撐。當時尚 未有坦克、飛機、毒氣，但光是火砲就夠讓日本人穩佔上風。不過，原住民有個看不見的幫手：細菌。日本人登陸台灣以來，戰死的恐怕沒病死的多。日本人要適應 環境，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總之，雙方交鋒絕對是硬碰硬。莫怪乎這整場戰爭陸陸續續進行到佐久間總督在位的最後一年（1915）。
整體而言，日軍畢竟處於優勢地位。這不必我多言。在那一波波經過縝密計劃的軍事行動中，以發生於1914年5月的太魯閣戰役最為著稱。「太魯閣蕃」 擁有三千多名戰士，算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原住民強權。為了戰勝這股勢力，總督府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作調查、後勤補給等方面的準備。當時年已七十的總督更親自 到花蓮督軍指揮：由此可見當局對這場戰役的重視。這場歷時兩個月的慘烈戰役於8月下旬結束；8月28日，台灣神社舉行「蕃地平定奉告祭」。
這場關鍵戰役結束，佐久間的「五年理蕃事業」隨之進入尾聲。此後，殖民政府繼續把一些隘勇線向內陸推進，並派遣小規模部隊到各部落去沒收槍械。翌年 一月中旬，只剩下枋山枋寮與恆春地區還在進行收繳槍械的任務。除了枋山枋寮地區的「利基社」，大部份的「生蕃」村社已經順服；由於槍枝實在有夠多，還需要 幾天的時間才能完成作業。《臺灣日日新報》在1915年1月15日報導此事時預告了「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五天後，亦即1月20日，民政長官內田嘉吉 。同年7月，新上任的總督安東貞美將設置於1909年、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廢除，使原住民事務回歸常態的警察單位。
歷史的分期很難一刀兩斷。即使是官方敲鑼打鼓地宣告結束的事情，也會像關不緊的水龍頭一樣地滴滴答答，甚至還會出現絕地復活。
就在1915年2月下旬，花蓮有幾位不滿獵槍遭沒收的布農族人起而反抗，攻擊日警。這一群反抗者攜家帶眷，一行260多人展開逃亡，最後翻越中央山脈，逃至位於高雄市桃源區的玉穗山 南稜。當地地勢險峻、對外完全隔絕，日軍根本無法進入，總督只能乾瞪眼。另一方面，自此成立的「玉穗社 」守著這個「世外桃源」，不再去挑釁統治者。雙方乃不再有任何衝突，就這樣過了十八年。1933年，在主客觀條件變遷下，玉穗社終於決定歸順當局。
在玉穗社歸順前不久，發生了霧社事件（1930）。不論就規模或結局而言，那場悲劇都跟玉穗社的故事完全相反。的確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玉穗社」是最後降服的原住民部落；但他們跟霧社的賽德克人一樣，都是先已歸順，後來才起而反抗 。兩群人都攻擊警察派出所（駐在所），先發制人，並藉此取得槍械，恢復自己的武裝——他們早先都繳出了槍械。
回到我們的1910年代：在許多原住民部落領域外圍，隘勇線依舊存在。殖民政府繼續維持著那些通電的鐵絲網，或把其中一些更往內陸推移，藉以防範 「兇蕃」的危害。不過，整體而言，這些橫向隔絕的隘勇線陸陸續續被直通原住民部落的新建道路取代，而撤除隘勇線後的「蕃地」也逐漸劃歸一般行政區。1920年，總督府調整全台灣的地方行政體制，重劃後的「五州二廳」涵蓋了整個島嶼。
圖十：1920年重劃後的台灣行政區域。筆者著色改作之底圖來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雖然收編原住民的工作在1933年才大功告成，但是總督府已於1915年1月在台灣島上消除了所有非國家編制內的武力組織 ，不再需要調兵遣將去征服未取得的領土 。此後的動用軍警都是為了敉平內部 的反叛，而非對付外部 的武裝勢力。所以，在一百年前的今天，台灣島首度完全由單一政權統治 。其後，除了局部（玉穗社）或短暫（霧社事件、二二八起義）這幾個極少數例外，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今天。
原住民，三個世紀的抵抗
如果沒有這個政治結構呢？現在透過快遞，花蓮玉里的水果在幾小時內可以「產地直送」而到達台中大里。假如台灣現在的政治地理界線跟兩百年前相同，這 一趟運送勢必通過海關，而且很可能不只通關一次。而如果政治地理界線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來都沒變動過，情形有時還更複雜：例如，「番界」貫穿現 在的台中大里區，當地的「公教街」居民位處「番地」，所以收到的水果可能還要多過一次海關。如此一來，「水果不甜，包換」的廣告詞恐怕要改成「水果不爛， 包換」。
在我們的頭腦中，這些情形頗難想像，因為我們出生以來即生活在現今的政治地理結構之中。
即使人人都同意這個結構對台灣人有益，但是當我們回顧1915年1月的這一件大事時，仍不宜說「慶祝」，而只能說「紀念」，因為在這個結構的形塑過程中，原住民被迫放棄其武力、領土與政治獨立地位。由於失去這一切，他們從這個島嶼的主人變成台灣最弱勢的族群。
儘管被征服，原住民沒什麼好汗顏的。前後四波的殖民者在登陸時都是威風八面的軍事強權，而且技術水準均遠在原住民之上，但是這個面積3.6萬平方公里的島嶼竟然過了將近三個世紀才被完全征服 。地球上還真的蠻難找得到這麼堅韌的抵抗者。
誠然，這其中有某些因素無關乎原住民的厲害與否，例如台灣島的複雜地理環境以及侵略者本身的歷史限制。但是，即使依恃著曠世無雙的天險，即使來犯者 是心存猶豫的敵人，自己若無足夠的意志與實力，也有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就豎起白旗。實例不必往太遠的地方去找，僅看位於台南的熱蘭遮城就夠了：面對志在必得 的鄭成功與二萬五千人的圍城部隊，荷蘭的兩千守軍苦撐了十個月才開城投降；輪到鄭成功的孫子守這個地方時，清軍尚在澎湖，不敢貿然前進，而且其人數比東寧 王國這邊的部隊還少一萬多人，但是東寧王國的權力核心卻迅速決定派人去澎湖乞降，向清朝皇帝俯首稱臣（當時稱「臣」，現在稱「先生」即可）。
紀念及其意義
馬先生所領導的政府今年為了紀念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而編列了一億元預算 。在中央政府債臺高築、逼近舉債上限的今天，這真是莫名其妙、倒行逆施。
若要辦紀念，整整一百年前的「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是今年最值得紀念的事件之一。對於台灣人（包含1945年之前與之後成為台灣人的每一位）而言，這個格局日復一日地在根本處決定著現實生活 中的許多事物 ，並且界定了當今政府的主要統治範圍 。政府完全沒有人想到這個一百週年，這也就罷了，但他們竟還投注大筆金錢去紀念七十年前發生在海峽彼岸的事件。這些人的頭到底長在什麼地方？！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
今年度的政府機關預算在去年就已編列，想必其中沒有任何一毛錢是要用於紀念「全島一統之初成」（何況這是完成於「日本鬼子」的手中）。不過，就算是 要舉辦活動來紀念這件事，我照樣反對動用一億台幣，而且連一千萬都嫌過多。利用學院場地來辦場研討會、出本書：這樣就夠了。任何紀念活動，只要預算編得越 多，就會產生越多形式化的東西來掏空活動的意義以及…國庫。這個國家燒錢空轉的蠢事實在有夠多，不該火上添油，且應全面檢討。
由於無人聞問，我特地寫這篇長文。我的書寫與您的閱讀（或加上回應）：這第一次的「滿百」就以這種「野生」方式來紀念吧。既然「紀念」之最基本要素是心智活動 ，反璞歸真也不錯。順便也藉此丟個瓶中信給一百年後的台灣人。
這個「百年紀念」亦是紀念「台灣人對日抗戰結束 」。雖然結局是失敗，但是那個世代的人畢竟抵抗了將近二十年，雖敗猶榮。特就原住民而言，「雖敗猶榮」是雙重的：前後延續近三世紀的抵抗至此一併暫時劃下句點。所以，這個百年紀念同時是一種雙重致敬：既是向那些在1895-1915年間冒死保衛家鄉的人們致敬，同時更是向N個世代的英勇原住民致敬。
「致敬」應該只是個起點，因為（這段）歷史並未結束。 一百年前，共領有半個台灣的眾多原住民 部落在十幾年之內相繼喪失其主權地位，全部被驟然拉進一個遠比其部落廣大且強勢的政經格局。於今猶存的各種「原住民問題」大多在當時即已種下了遠因。歷史 強將他們納入一個不平等的族群關係結構，同時創造了涵蓋此構造的全島政治空間結構。是以，所謂的「原住民問題」不能只被視為經濟社會問題，而必須同時被列為政治問題。
雖然始作俑者是前人，國家的主人們既然擁有這個以剝奪原住民主權而造就的完整空間，就必須相對地概括承受相關的道德責任。 很多出現在「社會新聞版」的原住民故事一旦被置入這個歷史視野之中，我們就不難發現：深藏其中的是不容我們迴避的政治問題。同樣地，在這個視野中，義助弱勢原住民的愛心（對「偏鄉」的捐助有相當大的比例屬於此類）也多了一層歷史意義。
這個「歷史意義」看似非屬必要，但是其實深深涉及「我是誰」的基本問題。每一個人都置身於歷史的縱深、且不免橫向地連結到社會關係脈絡，而這個脈絡的基本結構又是形成於歷史之中。「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 ）：去除思考等於自我作廢；去脈絡化地思考「我是誰」，這無異於把自己丟入外太空之中。紀念也好，捐助也好，全離不開人類這個最基本的心智活動：這種無形的活動決定著那些有形的行動之豐富/貧乏程度。
紀念台灣全島一統格局之初成，這不免會引導我們去回顧這個島嶼及其住民的歷史、認識這個歷史過程如何改造人文地理空間、從而更深入瞭解我們身處的環境與社會。迥異於那些已閉鎖於遙遠時空中的人事物，這些是活生生的，並且緊緊地跟我們的現在與未來纏繞在一起。
是為誌。是為誌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