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9日 星期一

數字台灣:狂犬病與台灣防疫


許建榮 2013/07/29

 原本台灣與日本、澳洲等國是全球僅存11個狂犬病絕跡的國家,如今,已經在台灣絕跡52年的狂犬病(動物)再度現蹤。再者,其實去年就發現了狂犬病,但馬政府卻隱匿了一年多才公布。

 

(狗和人類一起生活已經有上萬年的歷史了。圖片:Wikipedia)
 

台灣的公共衛生與防疫相較多數國家相對先進,主要是奠基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防疫基礎。表一是日本時代台灣三大傳染病的病例數據,俗稱黑死病的鼠疫在1918年之後就不再發生,天花與霍亂在1920年最後一次大流行後,也只有零星的發現;對此,葉宏明醫師就指出,日本時期為台灣傳染病防治奠定了基礎。

 

表一:日本時代台灣鼠疫、天花、霍亂病例

年度

鼠疫

天花

霍亂

1897

730

401

0

1898

1243

282

1

1899

2637

398

0

1900

1079

416

0

1901

4496

261

1

1902

2308

285

746

1903

885

39

0

1904

4494

23

1

1905

2388

23

0

1906

3267

19

0

1907

2586

1

3

1908

1270

28

0

1909

1026

19

0

1910

19

102

13

1911

380

3

0

1912

223

4

333

1913

136

0

0

1914

567

24

0

1915

74

81

0

1916

5

0

34

1917

7

2

22

1918

0

146

1

1919

0

303

3836

1920

0

838

2670

1921

0

6

1

1922

0

97

0

1923

0

11

0

1924

0

7

0

1925

0

16

3

1926

0

93

16

1927

0

1

0

1928

0

1

0

1929

0

0

0

1930

0

82

0

1931

0

2

1

1932

0

61

16

1933

0

1

0

1934

0

5

0

1935

0

2

0

1936

0

2

0

1937

0

0

 

1938

0

0

0

1939

0

69

0

1940

0

7

0

1941

0

0

3

1942

0

1

7

(1943年以後因為太平洋戰爭,資料缺失。作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梁瓈尹著「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制度之研究」)


表二則是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以後鼠疫、天花、霍亂以及狂犬病的病例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已經在台灣絕跡28年的鼠疫,再度於1946年現身;至於在日本時代已經是零星案例的天花與霍亂,也再度大流行一年至數年。

 

表二:國民黨統治時期鼠疫、天花、霍亂與狂犬病病例

年度

鼠疫

天花

霍亂

狂犬病

1946

14

1561

3809

0

1947

1

5193

0

0

1948

0

288

0

33

1949

0

625

0

92

1950

0

78

0

83

1951

0

7

0

238

1952

0

39

0

102

1953

0

14

0

52

1954

0

9

0

58

1955

0

0

0

50

1956

0

0

0

46

1957

0

0

0

22

1958

0

0

0

6

1959

0

0

0

0

1960

0

0

0

0

1961

0

0

0

0

1962

0

0

383

0

(作者整理製表)

在日本時代,日本就意識到台灣防疫問題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船隻、貨物與人員有密切關係。1896年5月,來自廈門的帆船將鼠疫傳入安平港與台南,接著又在9月由淡水傳入台北,隨後蔓延全台灣,並造成了10多年的大流行。1918年,日本政府終於根絕台灣鼠疫病源,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各港口的檢疫措施,特別是禁止來自於中國的舊衣物、舊羽毛、舊紙與舊麻袋等等。

1919年7月中國福州發生嚴重霍亂,不久後台灣也淪陷,日本隨即在台灣各港口展開檢疫,兩年內將霍亂疫情壓制下來。1927年8月,上海、福州與廣州發生又發生霍亂流行疫情,台灣總督府迅速指定上海、福州與廣州為霍亂流行地,並對相關船貨進行檢疫,有效將霍亂阻絕於境外。表一的數據,可以清楚呈現1927年海關檢疫的成果。

日本統治台初期開始,就致力改善醫療衛生,並透過嚴格的港口檢疫,將主要來自於中國的病源隔離,有效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猩紅熱、傷寒等病疫。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在1945年來到台灣後,鼠疫、天花、霍亂也都來到台灣了。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投降,蔣介石軍隊代表盟軍接管台灣。喬治柯爾《被出賣的台灣》一書,除了描述1947年二二八事件經過,也談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的台灣社會,書中描述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公共衛生非常差,已經絕跡28年的黑死病也再現,霍亂天花也到處肆虐。

 

1946年3月6日,國民黨控制的官方《台灣新生報》社論也指出:「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兩點。」

1947年2月26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天,《民報》社論〈防止『天命』的光復〉說:「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對這些事情,膽怯氣小的本省人莫不驚慌焦躁,但是來自外省的同胞卻大多是泰然自若地說:天花、霍亂在國內是平常的事,何須大驚小怪?」

由報紙與喬治柯爾的觀察,可以想見,台灣人民對來自中國的瘟疫之不滿與「不習慣」,其來有自;至於1946年至1947年初,來自中國的瘟疫問題,也被視為台灣人二二八抗暴的原因之一。

 

表三是《台灣新生報》在1946年9月8日與12月15日報導來自中國船隻、港口檢疫與台灣鼠疫、霍亂疫情之間的關係。資料清楚呈現1946年4月至9月,台灣鼠疫、霍亂疫情與中國船隻、貨物與人員的關連性。顯然,發生這些傳染病的主因,就是國民黨政府疏於檢疫,導致來自中國的船艦將鼠疫、霍亂傳入台灣。

 

表三:1946年4月-9月,載有來自中國霍亂與鼠疫的船艦

侵入日期

傳染病

船種

出口地

進口地

有無檢疫

1946.04.18

霍亂

民船

中國福州

基隆

無

1946.04.20

霍亂

民船

不明

台南灣裡

無

1946.06.11

鼠疫

軍艦

中國福州

基隆

拒絕檢疫

1946.06.17

鼠疫

民船

中國福州

南寮

有,但檢疫官不在。

1946.06.20

鼠疫

民船

中國福州

淡水

有,但21日發病。

1946.06.22

霍亂

不明

香港

高雄

無

1946.07.23

鼠疫

民船

中國泉州

公司寮(苗栗後龍)

有,三日後再檢發現。

1946.07.23

鼠疫

民船

中國福州

公司寮(苗栗後龍)

無

1946.07.27

鼠疫

軍艦

中國福州

基隆

拒絕檢疫

1946.08.06

霍亂

民船

中國海口

大安

無

1946.09.03

鼠疫

軍艦

中國福州

左營

無

(作者整理製表。資料來源:《台灣新生報》)


雖然國民黨來台後,台灣防疫問題短暫潰堤,但隨著1949年兩岸斷絕往來,加上台灣在日本時代的防疫基礎,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使得這三種傳染病迅速消彌。明顯地,長久以來,台灣的防疫問題,幾乎都與中國的接觸息息相關。

十多年來,隨著與中國往來的密切,防疫問題又再度成為台灣國安問題。2003年,SARS疫情震撼全球,台灣是僅次於中國與香港最嚴重的國家。現在狂犬病再度出現於台灣,馬政府通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指出染病的鼬獾屬於中國種鼬獾(Chinese Ferret-badger),亦即認定應是走私自中國的鼬獾。

本文雖然沒有列出日本時代的狂犬病數據,但根據德國科隆大學生物學博士邱偉欣的研究,台灣在1915年就有能力自製狂犬病疫苗,台灣人染狂犬病的病例愈來愈少,終至在1930年代完全消失。然而,狂犬病在1947年再度由中國上海輸入台灣。1958年,台灣不再發現人類狂犬病病例;1961年1月13日發現最後的動物狂犬病病例後,台灣就成為沒有狂犬病的地區。

台灣成為狂犬病疫區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和馬英九上台後有極大的關係,邱偉欣博士就指出與馬英九一中政策有關,邱博士以WHO的資料為例,馬英九上台前,台灣並未被列入狂犬病高風險地區,但馬英九上台後,台灣成為WHO認定的中國地區,台灣在2009年就被列入狂犬病高風險地區。

最後,本文的資料也以鼠疫、霍亂與SARS為例,在在說明台灣這些疫情,無不與中國的往來有關。雖然,與中國往來有其必要,但與中國的來往,總是得考量台灣的國安問題;而防疫,就是國安問題。圍堵中國疫情進入台灣的第一關就是海關的檢疫措施;然而,這幾年來陸續傳出的海關人員受賄事件,再加上有著不能戳的農委會與馬政府,這實在令我們擔憂台灣對中國的防疫能力。

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駭客的道德標準


范琪斐 2013/07/16

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華府剛剛落幕,美方代表由副總統拜登領軍。拜登在會議第一天便提出要中國大陸停止政府培養的網路駭客偷竊美國企業商業機密的行為。中國大陸用”公務員”駭客大舉入侵美國企業,早己不是新聞,根據統計,美國企業被駭,有50%-80%可追溯回中國大陸。中國駭客的規模及精密程度,讓很多美國企業招架不住,反駭客的保護裝置很多時候也不是企業負擔的起的,於是有美國企業為了省錢,乾脆做一個假的資料庫讓大陸駭客去駭,爭取時間把自己的真正機密藏好一點。美國政府抱怨中國政府的”公務員”駭客也不是第一次,中國大陸通常是冷處理,假裝沒聽見,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國的抱怨都是有根有據的。

不過中國大陸政府最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硬了起來,代表官方意見的新華社及人民日報,最近都有文章出現,批評美國在駭客問題上假道學,雙重標準。大陸現在會罵回去,就是因為美國出了個史諾登,揭露美國政府侵入別的國家的海底光纖電纜, 也在駭別國的情資。這讓美國在駭客問題上如何自圓其說,困難度增高很多。掛了個”國家安全”的 帽子,就可以為所欲為?還是偷商業機密不行,但偷國家機密便大家各憑本事?很多美國自己的學者也都認為,就算在美國國內可以用反恐說服國內民情,但要用同樣的理由去說服中國大陸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不管是為了什麼,偷就是偷,理上是說不直,氣不壯的。

美國這一次在駭客論戰上,敗了一回合。但美國敗的不是科技,而是敗在兩國人民在愛國及道德的定義上不同。中國大陸的科學家為了愛國為了錢可以不問是非,美國就敗在史諾登問了自己,我這樣做,政府這樣做,到底對不對?姑且不論史諾登的揭密,到底做的對不對,但不可否認,就是因為美國社會的開放及對個人獨立思考的鼓勵,促成了史諾登的”獨立思考”。也是同樣的開放及對獨立思考的鼓勵,讓美國仍是全世界創意最豐沛的地區,谷歌,臉書這些全球最新的大公司都出現在美國,不是偶然。

所以以史諾登在嘲笑美國的人最好想一想,到底是要一個可以同時培養史諾登,臉書,及駭客的開放社會,還是要一個威權的,以民族情緒來做為前進的誘因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