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2日 星期二

為什麼全世界普遍討厭中國大陸人? 

 

2013/03/10 00:11

為什麼全世界普遍討厭中國大陸人?  

【阿波羅新聞網2013-03-02訊】 

近來,不斷聽到看到中國大陸人到國外求學、旅遊、就業或者做貿易,其被人鄙夷、輕看乃至被排斥的負面新聞,而且類似的負面新聞有呈越來越多之勢,真是叫人不勝汗顏,慚愧得很。一向自詡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大陸人,在外國人心目中就這麼個形象,簡直是悲哀到家了!

21世紀的中國,是世界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國家,按理來說,這麼一個實力雄厚重要的大國的國民在世界上應該很受人尊重,但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公民在世界許多國家中,特別是西方國家中並不受到尊重,特別是近幾年來,世界許多排華事件不斷發生,如太平洋小島上當地居民的燒華人商鋪事件、如西班牙的燒中國大陸鞋事件、如羅馬尼亞的多次燒華人商鋪的事件、如歐洲的排斥中醫事件、如歐美人的排斥華人購房事件等等,究其原因,不是國家不夠強大,不是人口不夠多,不是經濟水準落後,也不是政治軍事力量不夠強大。有海外華人曾說,當你在法國某個地方,遇上了一位法國人,他見了你或許會趨步上前,恭恭敬敬地問你:“請問,您是日本人吧!”你說不是。他有點失望,但還是恭恭敬敬地問:“那您是韓國人啦?”你仍說不是,他就會問“那您是台灣人啦?”。你仍說不是,接著他會失望地搖搖頭,說道“那肯定是中國大陸人了。”這絕非危言聳聽,或歪曲事實。儘管說歧視有點言重了,但相比於日本人和韓國人、台灣人,中國大陸人有些被人家小看,卻是不爭的事實。

外國為什麼瞧不起中國大陸人,首先是中國大陸人給世界人的壞印像,主要有幾點:一,公共場合嗓門大;二,不守秩序不排隊;三,衛生習慣被詬病。外國人認為中國大陸人素質差,比如:上車不排隊,隨地吐痰,公共場所大聲喧嘩,上廁所不沖馬桶。在一些歐洲國家,比較少見到中文指引,但廁所裏卻一般都有明確的簡體中文指引“排隊”、“沖水”、“洗手”等等。

又比如在在國際機場,你很容易找到中國大陸人,他們的特徵非常明顯。他們都熙熙攘攘,聲音洪亮,無所顧忌,或蹲或站,形象無所顧忌,全然不顧是在境外異域,彷彿蹲在自家後院中。有的人,一臉有錢的樣子,走路都理直氣壯,大聲呼叫同伴,不斷高聲打電話,還有的高聲質問電話另一端朋友的,“喂!我現在在某某店,你到底要多錢的香水?新款的才幾千美金,你要不要?”那氣勢,彷彿人就在舊貨市場。

中國大陸人在國際上的形象很差,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人對世界上各個國家出境遊的人的印象作過一個調查,中國大陸排在倒數第二(日本人是正數第一)。以至華人在海外住店,有酒店甚至“明言”:不接待中國大陸旅行團。他們說:“以前接過一些中國大陸團隊,但這些團隊在入住時經常出現吸煙把房間的地毯燒出洞來,在餐廳或電梯等場合大聲喧嘩的情況,引來其他客人投訴。酒店因此造成了很多損失,後來就不接了。”據瞭解,目前相當多的歐洲酒店專門在會議室等場所專門辟出區域來供中國大陸團隊用餐。

所以,以至於許多中國大陸人去國外的,在能隱瞞自己國籍的情況下,都竭力隱瞞。比如稱自己是韓國人,哪怕台灣人香港人也好得多。

中國大陸人不受人待見,大致有以下4大原因——

1、不守遊戲規則,不按規矩出牌。

中國大陸人每到一個地方,總喜歡按自己的思維和邏輯出牌和辦事,不願考慮和遵守本地的遊戲規則,還動不動就將在中國大陸大行其道的諸多潛規則搬過去,搞亂了當地秩序。曾看到這樣一則有關中國大陸人的負面新聞,說的是一個中國大陸人在國外犯了事,收到法院傳票後,趁夜深人靜時趕忙跑去行賄律師,結果受到律師的當頭正告:再這樣,就又犯下行賄罪了,那就罪上加罪了。可以想像,當時的那個中國大陸人肯定是一鼻子灰,肯定還想不通呢。

與國內相比,國外的教育,是讓人習慣於法制狀態下的規規矩矩,不怎麼變通,特死板,但卻形成了有效的系統,讓人生活得簡簡單單倖幸福福。事情本來簡單,而你卻不守規矩,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把本來井井有條的秩序搞得亂七八糟,破壞了他們原本的和諧,你叫他們怎麼去待見你?不開趕就算給你面子了。

2、喜炫耀好擺闊,給人以暴發戶形象。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讓中國大陸人富起來,一些有錢人在國內炫富擺闊不算,還炫擺到國外去了。他們到國外旅遊,很少時間去欣賞國外的名勝古跡,去品味他們悠久的文化,而是花大把的時間去購物,去購一些就連外國人也因價格昂貴而顯得有些滯銷的奢侈品。有報道稱,外國的很多奢侈品,中國大陸人消費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本國消費的比例。聽說一個貴夫人到國外旅遊購物,來到一個鑽石項鏈櫃檯,別人都是一條一條的買,而她呢,對服務員打著手勢,比劃著說:從(櫃檯)這到(櫃檯)那,都給我裝起來!這等財大氣粗,恐怕只有中國大陸人才會有!財是大了,氣也粗了,只可惜這等財大粗只會給人以暴發戶的形象。暴發戶是什麼形象?打個比方,就是一個殺豬佬一夜之間當了皇帝,那耀武揚威的氣勢是一下子上去了,卻也將文化底蘊不足的短板一下子暴露無遺了。

3、金錢至上,崇拜權力。

現在充斥在中國大陸人頭腦中成功的標準只有兩個,一個是你賺了多少錢,另一個是你當了多大的官。從某種義上說,在中國大陸,錢就是官,官就是錢。錢可以買得到官,官也可以輕易賺得到錢。

4、缺乏信仰,心中無神。

中國大陸人不信天,也不信地,對於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等世界上的幾大教義,中國大陸人有的只是偶爾做一些表面文章,其骨子裡卻是輕視得很,甚至謾罵那些信上帝的人愚不可及。中國大陸人強調的是活在當下,從來不曾相信有來生。中國大陸人以自我為中心,心中的神就是他自己!一句話,中國大陸人就講究個現實,一切不切實際的東西,哪怕文化,也讓滾一邊兒去!照現實說,中國大陸人也燒香拜菩薩,但那往往是在自己有難或者有難解之心結時才幹的事。燒香拜菩薩,要麼為自己求個兒子,要麼求菩薩保佑自己官運亨通,要麼求菩薩保佑自己財源滾滾,他們求神拜菩薩,大多數情況往往都是為了自己或者親人,極少有那普度之心。

一個在瑞士旅行的女士說,她在世界名表百達翡麗博物館,親眼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豪客一下買了十塊這種牌子的手錶,驚得瑞士店員半天說不出話來。其實就在上面的博物館門外恰好有一個價格低廉的跳蚤市場,節儉務實的瑞士本地人樂此不疲地在這淘貨。二手的舊鞋仍然擁有大批買主-與在跳蚤市場淘貨的本地人相比,一擲萬金的中國大陸豪客倒彷彿來自一個比瑞士更加富裕的國度。

其實在歐洲旅行也很容易看到中國大陸人的另外一副面孔——衣著粗俗不諳外語的中國大陸偷渡客以及象打遊擊一樣在歐洲城市裡與當地“城管”躲貓貓的中國大陸小販。如果說那些一擲萬金的豪客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話那麼來自國內的偷渡客及小攤販們卻無論在巴黎馬德里倫敦還是維也納隨時隨地都能夠發現,而這些人的存在同樣給包括移員警察在內的當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國都一樣-富人總是少數,所以發達國家一方面貪婪地渴望著多來些中國大陸的豪客以振當地經濟,同時也睜大眼睛甄別那些企圖矇混過關的擁有另一副面孔的中國大陸人,或許也正緣於此,中國大陸人在從申請簽證到過關入境等等一系列過程中都會受到格外的“關照”。有一次她乘坐火車從西班牙進入法國的時候,法國的邊防員警對於別國的旅客熟視無睹卻對她的蓋有合法申根簽證的中國大陸護照裏裏外外檢查了好幾遍,那陣勢讓人想起了小時候曾經看過的電影中的台詞:寧可錯殺一千也絕不放過一個!

不過,同樣是中國大陸人,他鄉遇老鄉往往會多一些關照——在維也納逛街的時候被四個來自國內的中年女士警告:前面有員警,別過去!她們的忠告令她既感激又奇怪——原來她們是專門在歐洲街頭掙錢的偷渡客(儘管按照國內的定義她們無一不屬於人老珠黃的範疇),看到她這個看起來絕不象豪客也不象出公差的“疑似”偷渡的同胞時便在員警出沒的時段急切地發出了“警報”。

而當下中國大陸,人的冷漠和互相不信任的情形,還不如在維也納逛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的調查結果證明如此。在此次調查中,社科院藍皮書課題組對北京、上海、鄭州、武漢、廣州等7個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進行了詳細訪問。結果顯示,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超過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只有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其實這種冷漠病症並不是一天兩天了,如今見到有人失足落水時,人們冷漠旁觀;見到有人跳樓自殺時,竟然有人吹響刺耳的口哨並爆出邪惡的鬨笑;街邊行乞,當下還有幾人相信那是山窮水盡的背井離鄉;見到見義勇為者被歹徒報復毆打時,人們惟恐躲之不及……人心之冷漠,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冷漠如今成了這個社會的風景線,你冷漠,他冷漠,大家都冷漠,於是,也就沒有誰對誰錯了。幾千年的文明綁架和統治馴服,造就了人們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態。中國大陸人自小潛移默化的教育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也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幼兒園裡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給陌生人開門”;在家中叮囑老人:“陌生的電話號碼不接”、“買東西不聽陌生人的推薦”;銀行門口擺放著提示牌:“不給陌生賬戶打款”;社區警務站貼著海報:“陌生人搭訕輕易別理睬”……

道德喪失逼走好人,好人沒好報,唯利是圖,人情自私冷漠,這也是現在中國大陸社會的縮影。在無社會正義體制的保障之下,見義勇為的成本之高,也難怪看客的冷漠。一個好的機制是能“揚善抑惡”,而且可以調節、約束人們的行為,引導、鼓勵人們見義勇為,托舉向善的力量。遺憾的是,在很多時候,都缺乏明確的制度規定。甚至在某些時候,大陸的機制起到了“揚惡抑善”的作用,成為冷漠的催化劑。行善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行惡得不到應有的懲治,惡性循環的現實,不斷的扭曲和異化著人們的道德觀念。

因此,很多人將目前人們的普遍冷漠指向2007年的南京“彭宇案”是不無道理的。至少,法官的判決是明顯侮辱國民智商的。當時南京小夥彭宇好心扶起在公交站摔倒的徐壽蘭老太,卻被徐老太及其家人反誣為是撞倒徐的人。儘管有目擊證人證明事實,但南京鼓樓區法院卻按“你不誤傷她,就不會送她上醫院”的邏輯判處彭宇4萬餘元的賠償。這件事漫延到全國各地以後,就是有位老漢70多歲摔倒了,摔倒以後沒有人扶他;許多人去送衣服、送水都可以,但是沒有人敢把他扶起來,以致於他躺在那兒大叫,“我自己摔倒的不關你們的事”。如今的中國大陸人見到老人跌倒在街上,除非跌倒者先高呼聲明“自己跌倒”,否則不管老人“口吐白沫”或“頭破血流”,無人敢解救或敢打電話報警。在這個社會中,如果人們面對罪惡時是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如果與罪惡的對抗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如果人們對抗罪惡的努力得不到應當維護正義的公權力的支撐甚至還會為此受到懲罰,底線就會處在失守狀態,冷漠就會成為多數人必然的選擇。

亞辛斯基先生有句箴言說:“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事實上,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海外,個人的善惡觀都是緊密受大環境影響的,大環境惡化,那麼,個人的向善的一面則會收縮;相反,大環境好了,也會進一步激發人們向善的一面。

中國大陸人崇尚少管閑事,特別是莫談國事,那些“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層出不窮的人的悲慘結局,足以讓每一個熱血青年經過深思熟慮保持理性與剋制,抑或叫做冷漠與麻木。權力一向不喜歡被人說三道四,評頭論足,對於那些不識時務沒有眼色的人,自然無所不用其極,終究會讓多言者閉嘴,想言者沉默。試問:倘若出頭就要挨打,挨打又是白挨,那誰會願意出頭呢?在政治家演講家嘴裡,正義比生命重要。可是對一個老百姓來說,還有什麼能比性命重要?更何況他這條命不只是屬於一個人的!

君不見十年文革,多少匹夫淪為文盲耗盡青春,甚至陪上性命。誰對這些匹夫負責?三年所謂的自然災害,幾千萬匹夫成為餓殍,誰又對這些匹夫負責?有人出於正義檢查貪官,結果被報復,輕者傷殘,重者喪命,誰為這些匹夫負責?有人因見義勇為而重傷,傷得何其轟轟烈烈,活得卻何其窩囊。一方面喪失了勞動能力,失去了唯一得經濟來源;一方面又要面對巨額的醫療費,可謂是前有阻敵,後有追兵,真是把人往死路上趕。

現代文明社會是一個立體的多面體,“博愛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個面。三十年前大陸打開國門,開始向別人學習現代文明,然而人們的眼睛似乎只盯住了“市場經濟”(金錢)這一個面。於是三十年來我們建設的只是一個經濟的單面體,在這個單面體裏,中國大陸人除了對“金錢”有了更多的認識之外,沒有看到也認識不到“現代文明社會”其他更多的面。沒有“博愛文化”,我們就建不成“現代文明社會”。

“人是猴子變的”,幾十年來中國大陸人不得不在學校的課本中這樣學著。然而,當人們翻閱中外歷史上留下的名著,卻與這樣的說法毫無關聯,更多描述的是人與神佛之間的關係。從我國流傳已久的各類經典、西方的古典名著及各類不朽藝術作品,都是對神的謳歌,對神的讚頌。在一切正統的宗教中,都把“人”看成是神佛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使得人擁有了與神佛相似的身體與外形。人,由此變得珍貴了,這與猴子毫不相干。可是,忘乎所以的中國大陸,特別是被無神論和進化論誤導的人們,除了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卦占卜或進香拜佛以求吉祥之外,大多數人已無法說清求神拜佛的意義了,已感受不到神佛的慈悲了。寺廟成了求財、生兒子、保平安的場所,不再是神聖的殿堂,人再難找到心靈的皈依,對神佛的敬仰也當然無存。

熟知歷史,一心向善的人都明白,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信仰才是唯一經得起時間沖刷的,才是真正人類的根本,才是人找回自己的鑰匙。貧富貴賤,人生活的主題,人人沉浸其中,但它卻無法抵禦時間的沖刷。女人的美貌、男人的智慧、童年的純真、壯年的彪悍……以致人生命的本身,都會被時間的長河沖洗的無影無蹤。唯獨信仰成為了時間的天敵,永存於人間;成了人永恆的精神支柱,歷久彌堅。這世界上,無論你來自何方,人們對信仰都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即使是來自被無神論和進化論誤導的一些人,雖然他們對自己的“信仰空虛”感到認同,覺的無可奈何,但也同樣對真正的正統宗教懷有尊重的心態。

信仰,對神佛的敬仰,永恆於人類生存的世界,卻也超越於人所生存的地球時空。在古印度,釋迦牟尼為求道,放棄王位,離開美麗絕倫的妻子,一心修煉,歷盡艱難險阻,最後成就了佛的果位。後來,他傳法四十九年,救度了無數的人,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敬仰和頂禮膜拜。中國曆朝歷代的帝王都虔誠的信仰神佛,每遇大事或節日,都要祭天祭祖。在民間,有關佛道兩家的修煉故事更是不勝枚舉,最後修成得道的也很多,這些都在一些書中都有記載,或在民間經久傳頌。

其實,中國近代以前,整個社會上對修煉人都是非常尊崇的。比如經典名著《水滸》中,魯提轄殺了人,為躲避刑罰,就出家當了和尚,官府也就不追究了,因為人“出家”了,官府就不能管了,官府只能管常人社會的事情。《封神演義》最後一回裏,當大功告成,武王分封天下之際,李靖等七個修道人雖曾立下汗馬功勞,卻不要富貴,他們對武王說:“臣等原系山谷野人,奉師法旨下山,克襄劫運,戡定禍亂。今已太平,臣等理宜歸山,以得師命。凡紅塵富貴、功名、爵祿,亦非臣等所甘心者也。今日特拜辭皇上。望陛下敕臣等歸山,真莫大之洪恩也。”武王無奈,只得率百官親至南郊餞別。武王以天子之尊,與李靖等修道人也是平等相待,過去的君臣之屬也已經過去了。這一細節真實的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事實:從天子到庶民對修煉人都是非常敬仰的。

在西方,人們對神佛的信仰同樣也是如此,耶穌基督為眾生受苦受難,他的神跡感動了無數人,以致基督徒們在被迫害的三百年間,都沒有放棄過,最後爭得了他們的權利。即使今天,全球僅基督教徒就是二十多億,還不用說其他的教徒。從整個人類來看,信仰神佛的人還是佔主流。在中外歷史上,凡對信徒進行迫害、焚毀寺廟、誹謗、侮辱神佛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惡報。在當前的社會,同樣有一部分堅信神佛的人,在物慾橫流的旋渦中,他們看淡地位、錢財、功名,雖身處艱難險境,卻以金剛之志無所畏懼,成了人間一道特別亮麗的風景。

或許,人只能有了高貴的信仰,才有永恆的精神支撐,才有心法的約束,才明曉人生的真諦,最終返歸真正的家園,享生命之美好和永恆!……

未出國門的中國大陸人,總是天真地認為中國大陸越來越強大了,但出了國門才發現,在國外講面子,人家拼的不是GDP,而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是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比如護照的免簽,比如本國政府如何處理國人被綁架。

這些年,中國大陸外交部很忙,但你見過中國大陸外交部有一句哪怕裝門面的硬話嗎?除了沒完沒了的抗議、譴責、敦促,你還見過它還會用什麼辭彙?那些在海外被綁架或劫持的中國大陸人,永遠也別指望中國大陸如美國方式一般:派出特種部隊營救,綁架者被爆頭,甚至美國借清剿恐怖分子名義駐軍。

再看看中國大陸護照在海外所受的歧視,持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大陸華人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辦理簽證手續。就是說當今世界大約有200多個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國大陸公民幾乎去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申請簽證,且簽證手續十分繁雜,各類擔保書、邀請信、無犯罪證明等材料,一份也不能少。在國外的機場,經常看到各個國家的人,愛爾蘭人,加拿大人,美國人,拿著護照登機,幾乎對方掃一眼就過,暢通無阻,但拿著一本中國大陸護照,簡直寸步難行。甚至一些國家還要求中國大陸人如果在前往另一個國家途中在他們國家過境時也必須辦理過境簽證,而且還不準走出機場,簡直把中國大陸公民當成恐怖分子那樣嚴厲防範。而中國大陸的那些貪官、高官的子女們,他們在國外往往一擲千金,揮金如土,這也是造成外中國大陸人對我們的印象不好的一個原因。因為外國人也知道,這些人在這擺闊充富,他們的錢多半不是正道上來的。

國際上對中國大陸制度普遍的不理解,中國大陸制度在國際上給人們的印象,普遍都比較差,甚至是極差。人們對制度反感,對人也就不容易建立起好感。

 

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

台灣棒球在媒體眼中


肯米 2013/03/08

在這裡,我是存著感謝的心來發表這篇文章,因為各大媒體因為中華隊硬是打入前八強的經典賽,因而一窩蜂的搶拍中華隊,關心中華隊。但是看看日本的節目,我們得到了什麼?

據了解,昨天晚上日本隊針對中華隊做解析,日本知名球評工藤公康還請王建民示範招牌武器伸卡球的握法,建仔也樂於示範,並說投出去的時候手也會往下壓。針對這些情形,並不是在說王建民有做情報洩露的狀況,而是對方真的把我們當作一個可敬的對手,才會這樣子專門針對中華隊及王建民做研究。

反觀昨天國內的媒體,尤其是談話性節目不僅沒有提到日本,反而請了一些名嘴,說的一口好球,但事實上根本是個門外漢,講的一屁股的嘴砲,有什麼用?日本節目可是採訪陽岱鋼與訪問日本隊投手如何對付這位中華隊的開路先鋒,這種的才叫專業。

對於我們的媒體,平常沒有在跑體育線,如今要讓他短暫時間跨領域的確是有點難,但那也是各大媒體因為太不重視體育這塊,導致目前的狀況出現相當多的包,我們也不用憐憫這些媒體,只要好好看好,哪些媒體專門在扯後腿的,那就是拒絕往來戶。

媒體是個雙面刃,可以幫忙宣傳也可以誤導觀眾,在他們眼中,棒球就有如一個話題而已,對國內的運動界,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助益,但也希望真的有好成績,媒體能夠多長出體育這塊潛力區,才能恩惠我們這些喜歡棒球,熱愛棒球,沒有棒球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球癡吧。

〔 資料來源: 肯米的棒球天空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2013年3月8日 星期五

【昨天的分化策略】失意政客的舞台!


sophist4ever 201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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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對孫中山來說,是非常挫折的一年,孫中山屢次希望在南方成立新政府來對抗在北方的北洋政府,卻不斷的失敗。最倚重的軍事將領陳炯明還倒戈相向,炮轟當時南方政府的「總統府」,以武力相逼,硬將孫中山趕下非常大總統的位子。落魄的孫中山只好躲到上海租界,美其名是「專心研究三民主義,著書立論」,其實就是一個沒人要理的失意政客,已經要逐漸淡出政治舞台。但是不甘寂寞的政客永遠會尋找東山再起的機會,為了重掌權力會無所不用其極,也往往成為了外國勢力最好的利用目標。擅長見縫插針搞統戰的共產黨,又特別精於此道,往往尋找這種失意政客來進行政治合作。 

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後,新成立的蘇俄共產政權一方向打著內戰,一方面積極向周圍地區輸出共產革命,到了一九二二年時,包括俄羅斯及周圍國家已經組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同時共產黨人也不斷希望將共產革命輸入中國,但是卻不是那麼成功。原因除了當時中國是由軍閥割據,各個軍閥擔心共產勢力坐大,影響自己的政權外,俄國從清末以來,一直是侵略中國最兇、最狠的國家,也讓一般的中國知識份子深懷戒心。當時在中國各有勢力範圍的歐美列強,也憂心蘇聯共產勢力在中國壯大,會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因此對於各國租界內的各種農工運動,也頗有戒心。這種種的因素讓共產黨人在中國的發展處處碰壁,試圖接觸幾名較有實力的軍閥與政客,希望與之合作的計畫都不成功。

對當時的共產黨人而言,更雪上加霜的是外蒙古的問題。在歷史上,只要中國的中央政權不穩,外圍的地區一定會出現獨立運動,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的不變定律。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的混亂中當然也出現分離運動,試圖驅逐中國的勢力。在混戰中,外蒙古的軍閥與王公們各自尋求了俄國的軍事奧援,這是一筆爛帳,暫且不表,重點在於最後蘇聯共產紅軍取得勝利,而且請神容易送神難,蘇聯紅軍打算長期駐軍外蒙古,扶植親蘇聯政權。北洋政府雖然也是私心自用,整天爭權奪利,但是這些軍閥至少知道讓蘇聯紅軍駐軍外蒙古這件事萬萬不能同意,否則將招至輿論嘩然。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於蘇聯進軍外蒙古,多認為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略」。蘇聯與北洋政府就外蒙古事件進行很多回合的談判,也因此完全沒有結果。

蘇聯對外蒙古的「侵略」,讓共產黨人尋求合作對象,變的更加的困難。因為還有點聲望,有機會「問鼎中原」的人物,都不會選擇與當時的蘇聯共產黨人公開合作,以免自毀長城。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明白他們需要一個突破口,一個已經走投無路的失意政客,願意不顧一切與蘇聯共產黨人合作的人。扶植這個人成立另外一個「中國政府」,一來可以作為輸入共產主義與培養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基地,二來可以由這個「中國政府」來承認蘇聯在外蒙古駐軍的合法性,給予北洋政府壓力。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就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失意的孫中山就是蘇聯共產黨的突破口。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與當時蘇聯的外交部副部長越飛,共同發表了「孫越宣言」,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縱觀「孫越宣言」全文,字裡行間的確充滿了和平善意,但是世界上的所有惡毒的陷阱,都是包裹著甜美糖衣的。蘇聯在「孫越宣言」裡的各種保證,包括第一條蘇聯同意「共產組識,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勢。」全是屁話,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最後的答案。而孫中山在「孫越宣言」裡,赤裸裸的同意「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由中俄共管」、「承認俄軍在外蒙古駐軍的合法性」,卻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堅持不與蘇聯妥協的北洋政府在看到「孫越宣言」後,感到憤怒並不令人意外。只是顢頇無能的北洋政府,已無力捍衛國家的利益,對外被蘇聯共產黨玩的團團轉,對內還被失意政客倒打一耙。

中外歷史上,因權慾薰心而被人利用的失意政客俯拾即是,除了出賣自己的靈魂也出賣了國家。藍綠政客都應該引以為鑑。

〔 資料來源: 假圖天國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2013年3月6日 星期三

台派知識分子認錯祖國的代價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版序              曹長青 2013/03/01

看到這個書名,讀者就會知道這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沒錯,這本書不僅跟台灣有關,更是一個台灣知識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園不被殖民統治、為自由而奮鬥、失敗,最後絕望的心路歷程和血淚故事。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的故事很具傳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他是活躍的台派知識分子,父親張聰明是台灣礦業鉅子,兒子張超英後來成為台灣的外交官。祖孫三代人都做著一個共同的「台灣夢」,它是百年來台灣人掙扎、呼喊,尋求拯救台灣之路的歷史縮影。讀懂這三代台灣人的心,或許就會更清晰台灣人的悲哀究竟在哪裡;由此對台灣的出路在何方有一個新的思路。

在張聰明那一代,台灣人別無選擇,生下來就被定為「日本人」。在台灣這塊自己的家園,卻成為「二等公民」。只有少數非常努力、學業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頭。而張聰明就是這樣聰明的台灣人。他學會日語後,就到日本律師所做翻譯,32歲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台灣人物誌》。他有超眾的溝通交往能力和銳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尋找到經商之道,去開辦礦山。他聰明過人,眼光獨到,魄力恢宏,最後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國,成為台灣「礦業鉅子」和富豪。

張秀哲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愛。如果他走父親的經商之路,以他的條件和天資(同樣聰明),今天台灣的商賈歷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頁。但他卻倔強地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對經商賺錢沒興趣,一心想的是救台灣,使自己的家園獲得自由。

他認為台灣人勢單力薄,只有靠「祖國」的力量才能獲救,所以單槍匹馬,跑去中國,去找國民黨,去找魯迅,去找各種政治勢力和知名人物,勸說、呼籲他們「勿忘台灣」,幫助台灣人。

這本書,就是作者記錄在中國的遊說、吶喊、並組織救台團體和刊物的過程,讀來很像是一個台灣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不少中國政治名人,像國民黨要人戴季陶、知名將領李濟琛、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曾長期做中國統戰高官)等,都跟本書作者有過接觸。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還是張秀哲在廣州求學時的同窗,他還跟「聰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齡佳人」廖夢醒多次談心和通信,差點成為戀友。

張秀哲當時寫的《勿忘台灣》這本小冊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廣州和日本千葉都曾晤談。張秀哲辦的《台灣先鋒》雜誌,是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琛題的字。可見當年張秀哲是頗為活躍的台灣人。

被無數中國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國大文豪和思想家魯迅,跟張秀哲也有過多次交往。魯迅日記中,有六次記載跟張秀哲的見面,其中一次是記錄魯迅給張寫信。後來魯迅還給張秀哲的譯本《國際勞動問題》寫了序。魯迅寫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贊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筆橫掃中國文化醜陋的魯迅,此時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勞動問題,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了。」但魯迅後來還是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說他要對張秀哲這位台灣青年「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表出我個人的感激」。

張秀哲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中國見人就喋喋不休地呼籲不要忘了台灣,請幫助台灣人結束日本統治。靠著父親的資助,他還創辦刊物,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奔走呼號,發出那個時代台灣人在中國最熱血的聲音。

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張秀哲在那裡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灣,被帶上二十多斤腳鐐投入監獄,並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兩年。

作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應無憂無慮,作為獨子又備受父母寵愛。被投入監獄後那份難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獄牆關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灣,嚮往祖國。被釋放當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灣人領袖蔣渭水見面,秘商向「國聯」(聯合國前身)揭發日本人要在台灣種植鴉片之事。英文申訴信是張秀哲起草的。此事經國際媒體報導和國聯派人調查,導致日本當局被迫取消種植計劃。結果張秀哲因此在台灣被監視,日子更不好過了。

後來他又返回中國,繼續在那裡爭取「祖國」支持。但正像魯迅給他譯本寫的《序》中所說,中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不贊成寫序的魯迅,能打破慣例給張秀哲這個台灣青年的書寫了序,這裡面可能就有一種對台灣人的愧疚之情。魯迅在《序》中寫到,聽到張秀哲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誰也不大提起」時,「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

無論從思想還是人格來說,魯迅都是中國的異數,他感到對台灣心有餘力不足。但其他的眾多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就沒有魯迅那般悲天憫人的情懷了。對這一點,當時一廂情願、一往情深嚮往「祖國」的張秀哲也感覺到了:「一般祖國的民眾……對我們台灣人,像對異種民族一樣,對『台灣』的一切都覺很隔的樣子。」

但即使感覺有「隔」,被當作「異族」對待,他仍義無反顧、滿腔熱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灣,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蔣介石民國政府駐台灣的領館就是用的張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給了「祖國」的外交機構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屋頂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國」般高興、滿足。後來國民黨在中國潰敗,接替戴笠出任情報首腦的毛人鳳先期來台安排,就把張秀哲家做了總部,屋頂不僅飄揚青天白日旗,還插滿了無線電台的天線。國民黨也感受到張家的「愛國情懷」,所以毛人鳳曾告訴張秀哲的父親,蔣總裁的船隻已安排在宜蘭,意思是一旦共軍攻台,可把張家也一起帶上逃走。

但是「祖國親人」踏上台灣的土地,卻把張秀哲等台灣人的「祖國夢」踩碎了,變成了一場惡夢。在隨後的二二八屠殺中,連張秀哲這樣的「愛國」青年也不能倖免,被關進台北警總情報部的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親的全力營救疏通,最後由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寫條子,張秀哲就可能像無數台灣本地知識分子一樣被槍殺或活活扔進大海。

張超英後來在他那本暢銷書自傳《宮前町九十番地》中寫道,父親被救出後,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跟家人都很少說話。「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張秀哲就這樣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種什麼樣絕頂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個滿腔熱血、激昂上進、充滿理想精神的台灣青年,變成那樣慘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但張秀哲並不是個例。人們可以在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讀到同樣的故事。彭先生的父親是高雄知名鄉紳領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舉為「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主持日軍撤離、國民黨軍隊登陸高雄碼頭的慶典。

但彭老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陸的國民黨士兵「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擁擠著下船……」他們「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中國是戰勝國,是來接收的,日本是戰敗國,日軍是投降撤離。但中國軍隊「邋遢不堪」,日本人軍紀整齊,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彭明敏的父親當時覺得無地自容,「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他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在《自傳》中寫到:這些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夫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領他們的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他們一下船邊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親和其他鄉紳組成請願委員會,要求面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可進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位高聲抗議,結果「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他就被槍決了。」

由於家人全力營救,彭父才逃過一死。但回到家後,他也跟張秀哲一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彭明敏描述說,「父親回到家裡,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從彭父留給子女的三條遺訓,可看出他對「祖國」甚至中國人的厭惡:第一,他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第二,要子孫跟外國人通婚(等於不讓他們再找華人);第三,後代再也不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這跟張秀哲一樣,也是徹骨地絕望!

台灣另一位知識分子、詩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樣的故事。我看過他早年寫的兩首詩,一首叫「孤兒之戀」,寫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心靈痛苦,那種對自由的渴望,對祖國的懷戀。詩的結尾是,詩人說他希望像一隻掙脫籠子的公雞,「勇敢地跳上屋頂,從咽喉迸出高亢的聲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題為「氣球」的詩裡寫道,他所渴望的祖國終於來了,蔣介石的軍隊登陸台灣,可是他們帶來的是更嚴酷的專制,台灣人像氣球一樣,被繩子拴著,無論怎樣「在風中掙扎」,都無法獲得自由,因為「主人緊緊握著繩索」,而且告訴氣球說,「我時時在監視你,知道嗎?」

跟張秀哲和彭明敏的父親等一樣,巫永福所表達的,都是失望、絕望、幻想的破滅。

張超英曾描繪說,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親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這是一個非常傳神的比喻。火與冰碰撞,其巨大溫差,不僅撕心裂肺,也足以滅掉最後一絲熱氣。

我不知道張秀哲在隨後倖存、沉默的二十多年裡,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後想明白了,自己錯在哪裡?他當年在中國求助時,就隱約感覺到了,中國民眾跟台灣的「隔」,他們把台灣人當作「異族」。他只是朦朧地感覺,但為這種「朦朧」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雖然倖存,但靈魂被「殺死」了。

他的後來做了台灣外交官的兒子張超英,卻想明白了父親錯在哪裡。他在過世前給本書寫的序文中說,父親「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台灣』更是一場落花夢。台灣人只有僅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守護台灣,才能建設台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

所以張超英沒有他父親那種尋找「祖國」的夢幻,而是走了另一條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駐東京時,去密見了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和辜寬敏等。在美國時,密見了台獨運動領袖彭明敏。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前給台灣人演講,張超英也去聆聽,他在自傳中說,「即使遠在海外,顧忌還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張超英身在曹營心系台灣,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國際上力爭台灣的地位和尊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東京出生),以他父親那樣的激情和活力,廣交美日媒體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獨自運作,促成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劃邀請了日本著名傳記作家江口克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秘書,其寫松下的傳記在日本狂銷四百萬冊,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訪問了李登輝總統,寫出《李登輝:台灣人的主張》,轟動台日。連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張超英也是通過美國大牌電視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時報回外交部,為台灣贏得寶貴的應對時間。

但不管張超英對台灣的外交作出多少貢獻,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國民黨總政戰處主任王昇的說法,「你是台灣人哦」。李登輝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對張超英來說,生為台灣人則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後卻自豪地在《自傳》中說,「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唸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生為他們(父母)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

張超英敢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因他身上有父親張秀哲那樣的血性,還由於他有強大的後盾,他的妻子顏千鶴更敢為台灣發聲。千鶴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顏會是著名富商,名滿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梁實秋)就讀,後為離家近,改考台中東海大學,是首屆外文系畢業生。當年張超英追她很苦,無數次往返台北台中,時常因買不到火車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傳中說,「站久腳酸,就兩腿輪流休息,留一隻腳撐著」,為此他俏皮地對千鶴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鶴』字,我才需要忍受單腳獨立之苦」。

由於張超英的祖父聽到毛人鳳表示蔣介石已準備逃跑的信息,認為台灣不保,所以賣掉了礦山,而張超英的父親張秀哲也全然沒有經營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為台灣做事。所以到了張超英這輩,已是只能靠公務員的薪水度日。幸虧顏千鶴在美國獲圖書館系碩士學位,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有份穩定優厚的薪水,才使張超英能天馬行空,從紐約到東京,把心力都用在台灣外交上。

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跟台灣斷交時,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紐約的台灣人教會,顏千鶴受訪時竟直言:「我對美國和中國建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和中國來代為作主。」當晚這番話在美國電視播出。張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時,已準備好丟掉職務。後來上司保他,報告台北說,是張太太過於緊張而說了錯話。但台北派人來查問時,顏千鶴竟擲地有聲地回答:「我沒有緊張,也沒有說錯話。」

張超英和彭明敏一樣,父親對「祖國」夢幻破滅,所以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再對什麼「祖國」有幻想,而是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就像半個世紀前彭明敏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中所說:結束國民黨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新國家,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有言道: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張超英的祖父和父親,彭明敏的父親,都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典型。而張超英和顏千鶴夫婦,則是千千萬萬「苦莫大於心不死」的代表。父輩錯誤方向的台灣夢破碎了,他們用兩代人生命的代價,讓張超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認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實現你的台灣夢。

千鶴女士堅持把這本先生父親的舊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灣內憂外患之際,提醒台灣人,認錯「祖國」的慘重代價,認清台灣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義。她不是「鶴立雞群」,而是和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心有靈犀。今天新一輪的台灣夢,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奮鬥,奪回一個自己的家園!

2012年10月22日於美國

〔 資料來源: 鯨魚網站 〕

 

寫在出版前

一九九八年六月,外子張超英從駐日新聞處屆齡退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再」出版他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的這本回憶錄。

萬萬沒想到,他在職時策劃很久,要為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出版一本日文傳記,卻在離職的前一天,突然受命啟動。出版《臺灣的主張》竟然變成他退休後的第一件要事。父親的這本書就擱置了下來。

二○○○年,找來出版社要出版,主編認為文字不太適合現代語調(父親的母語是日語),因此找人修辭,甚至部分重寫,花了大半時日,經過三波四折,我們走回原點,決定保持原味,就又暫停出版了。

二○○六年,超英決定先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二○○七年三月,竟患了急性肺炎,就遽然離世了。

今天能夠在超英逝世六週年,又是父親逝世三十一週年,完成他的遺願,相信他在天之靈,一定感到無限的寬慰。他的寬慰,應該來自於作家陳柔縉女士的鼎力相助。柔縉不但找來出版社,並且從頭到尾全程參與,提供照片、注解、校對,沒有她,這本書恐怕仍將繼續在歷史中沉默下去。

在這裡,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摯友,國際聞名的政論家曹長青先生,以他對臺灣的熱情,在百忙中寫了一篇感人的長序。我所敬愛的兩位臺灣歷史大學者張炎憲教授及李筱峰教授,他們的序文為這本書增添光彩。還有我們相知幾十年的好朋友司馬文武,媒體界的大師,不時給我們溫暖。在此時很榮幸能代替超英向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

最後,我也很高興能向讀書共和國社長郭重興先生,衛城出版莊瑞琳總編及美術設計鄭宇斌先生致上最大感謝。

二○一三年二月

張顏千鶴 敬誌

於美國紐約

該書近日已由台灣衛城出版社出版。

台灣誠品書店網頁對此書的介紹資訊: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60912212402)

 

2013年3月5日 星期二

網路核戰:挺什麼核 反什麼核

臧汀生

近日有部影片《挺什麼核反什麼核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eSt6UFnVY)在網路流傳,看似兩面並陳,其實玩弄了「縮小我方缺陷」,「擴大彼方危害」的局部擴大詭辯伎倆:

一、先是「擴大假設」使用傳統火力發電,則地球將成為高熱金星的「想像」、「可能」、「巨大」危害,卻不說明那將是幾萬年、幾十萬年「遙遠」的事,更「排除」了在這幾萬年之中,人類是否具有取代傳統火力發電的可能。然後相對「縮小」了有待處理核廢料持續累積的「超高」經濟成本,以及核能發電運作過程的天災或人禍等「已具先例」、「短期面對」的核電危機,同樣可推論比高熱更可怕之「輻射星球」的可能。

二、先是「擴大」改採綠能發電的超高電價與破壞地球生態的「成本」,縮小了綠能發電目前正處於發展的「現階段」,而「未來」必然降低成本的「可能」。接著「縮小」核能發電的「根本」危害,焦點集中於核四廠的「技術」缺失;顯然旨在誘導「反核電」縮小為「反核四」,然後再以續建核四的「技術改善」化解「反核電」。

總之,論辯雙方當然可以「各陳己見」,但是「不應該」披著「兩面並陳」的偽裝外衣。假如在言詞之中「透露」自己是「反核」的「詭計」,則簡直是穿著敵軍制服進行「反間」的「細作」,「挺核」者何必如此自貶格調呢?

(作者為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

誠信與學術可隨時被政治凌駕?


自由時報社論 2013/03/05

瑞士近日舉辦了一次公投,公投的導火線是來自於諾華製藥的董事長在離職後,要求在未來六年共領取七二○○萬瑞士法郎的離職金,來交換不到對手公司上班,因而引發了眾怒,即使諾華宣布當事人決定放棄領取這筆鉅款,公投依舊如火如荼進行,並且在投票率四十六%,六十七.九%選民贊成下,順利通過這項反「肥貓」提案,瑞士的股票上市公司今後必須賦予股東具有否決主管薪資的表決權,以強迫企業領袖放棄鉅額離職金。

這是瑞士實施公投的最新實例。在教科書上,瑞士是最早實施直接民主制度的國家之一,因此透過公投解決歧見是家常便飯。這個國家只要有十萬人連署,公投案就可以成立,同時他們採取「簡單多數制」,並未對投票人數設限,只要前來投票的人有超過半數同意,公投案即算通過。這麼寬鬆的遊戲規則都在處理什麼樣的議題?這次瑞士的公投告訴我們,瑞士人幾乎對任何爭議都可以表達意見,進而改變不滿的現狀,而全世界並未因此認為瑞士這個國家民粹危險,或指瑞士人是暴民。

二○一三年在台灣,儼然將成為核四公投年,這個可能性雖然是執政者放手促成,但是一週以來,真相逐漸圖窮匕見,政府不是讓全民做決定,而是要大家按照他的方式做決定。政治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最為負面示範,我們看他在國會殿堂上的論述,他說,公投法範圍包括重大政策的創制或複決、法律複決及憲法修正,而韓國、義大利、丹麥與瑞典,公投都有「雙二分之一」門檻設計,因此他無法接受台灣公投修成完全沒有門檻的簡單多數,也不可能採取低門檻。這個立場的兩項前提理由,對照公投祖師爺瑞士的實踐,薄弱到根本站不住腳,而且是出於「明知故犯」,值得全體台灣公民警醒。

有關行政院長所提四個採取雙高門檻的國家,民主信仰者可以提出更多先進大國採取簡單多數或以議題性質為區隔的公投制度來論證直接民權的正當性;就算以江揆所舉例的國家,義大利最近在國會選舉發生參眾議院分裂的僵局,五星運動黨因此取得結盟組成政府的關鍵地位,這個黨的黨魁已經公開主張重新談判義大利的債務問題,並且舉行網路公投來決定義大利是不是要繼續留在歐元區。此一提議當然不具法律效力,但該國沒有人否定剛在眾院選舉贏得二十六%選票的他所形成的強大政治壓力。而且在義大利,只有人民單方面握有發動公投的權力,並作為人民制衡公職人員的最終依據,這與現在馬政府策動執政黨立委提自己要的案可以類比嗎?

至於丹麥,江宜樺更是說錯了。丹麥憲法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複決投票至少需有合格公民三十%以上的參與,過半數反對,該法案即被否決。第八十八條則規定:憲法修正案須多數選民參與投票,四十%以上贊成,即可經國王批准通過。並非所謂的「雙二分之一」。而瑞典,一九七九年以前,所有的公投都是由國會多數決發起的諮詢式公投,之後才有針對憲法增修條文舉辦的駁回型公投。瑞典並明文規定這類公投必須與國會大選同時舉行,該國有像台灣若干政客將「公投綁大選」的正常誣指為政治操作或算計來誤導人民嗎?

試舉以上各國的公投經驗,在說明所有的制度設計皆有其配套,台灣在進行制度比較時,豈可選擇性的自取所需、或掩蓋完整資訊僅局部揭露?一般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罷了!政治專業的博士內閣不了解的可能性不大,則這個政府是在力行︰誠信、學術可以隨時被政治凌駕?若是如此,可以下定論︰這個政府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信他的,不就成了笨蛋?

〔 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在尼泊爾遇見…… 美國男孩的台灣政治問題


林彥妤 2013/03/05

最近常想起一件事情。

去年暑假時,我展開了一個人的旅行,我在尼泊爾的第一天,七月二十六日,就碰到一個現居四川的美國大男孩問我,你對你們國家的政治情勢有什麼看法?你認為台灣、香港、中國各有什麼樣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沉默了…。

正確來說,我是被嚇到的!

我知道外國學生很勇於發問,言談很自由,當然不避諱談論政治,可是這是我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呀!還得用英語回答。

思索了老半天,我只能擠出 :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了,而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是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沒多久就變成兩個國家,但是中共政府不承認…。

對方聽了只是點了點頭,回了一句︰「所以你不認為你是中國人?」我回:「我是台灣人!」可能他覺得我的說法像教科書,也沒有特別的地方,我們結束了這個話題。

但是,在一個多月的旅途中,這個問題不只出現一次,發問的多半是和我同年齡層的外國學生,有些發問是出於好奇,有些人卻讓我覺得,他們比我的同學還更關心台灣。

護照上,中華民國的CHINA也常常被誤解,也造成了些許小麻煩。這些事情,讓我確確實實感受到東西方學生思想的不同,以及台灣尷尬處境。

在台灣,沒有人和我討論這個問題。雖然我們家經常邊看新聞就邊聊政治,但是從小父母就會教我們:出門不要聊政治,而我們也就這樣乖乖聽了。

開始寫作文之後,老師也會說,不要談及政治議題,這樣不好拿分數,我們又乖乖聽話了。思想就這麼樣的被分數限制住,這應是該被檢討的。

回國後,我更加關注台灣的政治新聞,並同時加強自身的英文能力,希望下次出國可以好好地闡述我的想法。也希望台灣的學生可以更關心自己的國家!

(作者就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