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事件的啟示
前些時日我行經台北市某校適逢學校教學，只見大批男女學生從校門魚貫而出，另有一名身著軍裝教官一手叉腰挺立門外，面帶秋霜，兩眼不斷掃描過往學生，那副架式，不像師長呵護子弟離校。若比喻為集中營警衛押解人犯是太過分，但至少也很像訓練中心教育班長之督導新兵。
我當時看到這一場景頗有感慨。軍訓教官制度，約莫是我考入高中時的產物，如今悠悠半世紀早已逝去，台灣已解嚴多年，政權也兩經輪替，今天的青年學生卻仍生活在「軍營」陰影下。
記得當年「軍事管理」開始入侵校園，奇異現象很不少。上下課鈴聲被軍號聲取代，學生進入教員休息室，要在門外高喊一聲「報告」，穿粗厚軍訓制服、戴軍帽更不必說。軍訓教官也即此入據校園，搖身化為訓育人員，從此和中等以上學校「長期左右」以迄於今。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所就讀高中附近，另有一所似是本土人士興辦的商工職校，學生除全套軍訓制服外，又加上一副皮綁腿，真不知逢到炎炎夏日，他們日子怎麼過，也不知如此修理學生的意義何在?
不少本土派學人都把戰後台灣的族群關係緊張，歸因於現代化和前現代社會的文化衝突。話是大致正確，但卻忽略了一樁事實，是即外來者和本土的教育精神教育心態，至少在中學層次相當吻合，兩者一交會即水乳交融而呈兩惡相濟，終而衍生出種種牢不可破清規戒律，學生到如今受其害。
老蔣總統醉心於軍事管理，在中國本土時代即致力於文學校軍事化，退敗來台後更是絕對權力在握而放手大幹。偏巧台灣教育在日治時代也特重服從和整齊畫一，到了二次大戰時期更急遽軍事化、法西斯化。惡質種子投灑在適宜土壤，生出醜惡妖花也不足為奇，職校學生的皮綁腿，正是這一現象的現身說法。
於是，舉凡學生的髮型、女生衣裙長短、男生褲管寬窄，乃至細微到鞋襪顏色深淺，都是「考核品行」的依據，而執行者也即是負責「生活管理」的教官。這舉世所無的台灣校園獨特景觀，不知是台灣的光彩，抑是台灣的羞恥。
當年我就讀高中，即有一頭腦較靈活同學感慨說，即便在共產國家，也沒有軍人管理學生這種事，所以台灣應可稱「軍閥國家」。
確實，即使在對岸中國，雖有黨委書記之類人物監管學生言行，但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軍管」之外，也未見軍官化身為訓育人員管理學生。
可悲的是，近年來出現不少社會運動，針對種種不合理現象請願抗爭，但無論從事教育人士或一般家長，都未見對「教官退出校園」這一訴求大力推動施壓，又彷彿承認教官制度本是教育常態。國人頭腦反似不如六十年前一名中學生，不知可恥為可恥。
也有謂教官之存在，對維護校園安寧學生安全有重大貢獻，不可輕言取消云云。這種說法，一句話即可駁倒，是即在歐美日本等無教官國家，其校園安寧學生安全也不比台灣差。
各行各業均有其職業特性。軍人的特性即是「我下命令，你服從」和「你下命令，我服從」，少有勸說、曉諭、溝通習性，所以殊不適宜輔導學生。日前輔仁大學發生一樁不大不小風波，即可作一明證。
事緣有三名學生不滿老蔣總統銅像未被移走，乃在像上貼以攻擊性標語，事被一尚姓教官撞見，雙方發生口角，教官即喝斥學生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又要招警察進入校園究辦，更自炫當過憲兵隊長和軍監典獄長云云。聽其語氣，分明是把學生置於對立面，視為搗蛋分子甚至敵對分子，或至少也有值星官或保防官心態。
該教官若有自視為訓育人員的認知，大可以平心靜氣開導學生，「你們反對蔣公銅像留在校園，也不是不可以。但不需要採取這種容易招致反感，也可能違反校規魯莽行動。你們為何不能好好提出訴求爭取認同？」但這顯然不是自詡曾擔任典獄長的尚教官能做到。他的火氣十足反應，可能更刺激學生，為政府製造出三位無可和解的反對者。
教官制度之存在，不僅扭曲了教育精神和校園風氣，也可能反而激化學生，成為異議分子的催化劑。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考量，這舉世無雙的教官制度都該盡快進入歷史。輔大這場風波，恐即是良好的啟示。
本文最後，也願為該三位學生讀一段小故事。
蒙古共和國的赤色獨裁者喬巴山(或譯柴保三)當權時也曾破壞宗教，摧毀社會結構，大規模迫害屠殺人民。但蒙古擺脫共產統治，仍決定保留他的銅像，理由是他千錯萬錯，但仍能力抗蘇聯壓力堅持獨立國號，不肯讓國家成為所謂加盟共和國，所以仍值得國人原諒尊敬。
蒙古人民的決定，是否很有所謂古俠士風，也讓喬巴山感動於九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