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與目的之間欠缺必要性

◎ 江柏逵

日前馬總統表示，針對「酒醉駕車」行為，要求相關部會研議「預防性羈押」一事，即使是酒駕初犯者，亦要羈押。委實令人匪夷所思，無法苟同。

有兩個問題需要我們仔細思考，第一，「酒駕」是否等同於「酒駕肇事」？ 第二，針對「酒駕」行為施以「預防性羈押」，是否適當？

參照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台抗字第六六八號裁定之要旨：「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係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所明白楬櫫之基本人權。…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之身體自由，並押置於一定處所，致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於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響亦甚重大，乃干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自僅能做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

酒駕行為人遭警方取締後，警方得依法採行「強制離車」與「移置保管」車輛，目的即是除去「酒駕」行為對於「公共秩序」所產生的危險；倘若又對酒駕行為人進行羈押，此種手段與目的之間欠缺「必要性」，過度侵犯人民的人身自由。

再者，「預防性羈押」須有事實足認定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方得為之；然而相關部會卻打算將「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改成「非累犯、非習慣性酒駕」就可預防性羈押；豈不是與預防性羈押之性質相違背嗎？

（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大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