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又再羞辱了台灣一次

高榮志 2012/08/25

經過408天，從高檢署發回江國慶案，續查陳肇敏等人的刑事責任迄今，台北地檢署偵結，再對陳肇敏等人不起訴。此案法律爭議有三：
首先在於追訴權有無消滅。重罪追訴期長，輕罪短，合乎比例原則。高檢署發回續查的理由：江國慶雖不是直接死在陳肇敏等人手中，但有無適用《刑法》第15條「不作為」殺人的空間？正因為他們刑求、逼供、禁閉、設假靈堂裝鬼、逼看女童的解剖屍體，終於取得自白。

即便是現在的刑事司法，自白要翻身亦難，當時的司法實務與社會氛圍下，特別是強調嚴峻迅速的軍法，取得自白幾乎等同於取得死刑令，陳肇敏等人顯有「違反義務」的情形。

再者，有構成《刑法》第125條濫行追訴致死的可能，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的身分沒問題，陳肇敏等人縱不算是追訴犯罪的人，透過《刑法》第31條「擬制身分」，至少也能成立幫助犯。

最後是《刑法》第302條的私行拘禁致死，當初，江國慶並沒有經合法的逮捕程序，軍方隨便捏造一些藉口關他禁閉，接著刑求逼供、裝神弄鬼，逼得他受盡折磨而招供，招供就等於死刑，北檢真敢說完全沒有「因果關係」？

高檢署指出這三罪，追訴期並沒有消滅，要起訴陳肇敏等人，並不是不可能。法律既有空間，北檢再度堅持不起訴，起訴標準是否一致？

事實上，檢察官普遍受批評起訴浮濫，動輒起訴人民，徒增訟累。常聽到的辯解是：「法院會還清白、起訴門檻本來就比判有罪低」。於是，我們更常看到的是：稍稍有違反義務，哪怕是泛道德的直覺，就被認定成「不作為犯」；只要出現在犯罪的任何場合，哪怕只是袖手旁觀，就是共同正犯，何況幫助犯；認定「因果關係」，漫無限制，幾乎只要「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牽拖得到就算。這才是檢察官「最真實」的起訴標準。

法律見解不同，我們可以爭執，但對於檢察官起訴有兩套嚴謹、寬鬆的不同標準，我們無法認同。

切割責任引人非議

更令人非議的是，檢察官又把整個案子割裂處理：下級公務員只能成立輕罪，追訴時效已過；上級公務員不知情，所以沒犯意；軍事檢察官和軍法官只處理後端，前端的虐待、酷刑，不關他們的事，責任切割得乾乾淨淨，「義務違反」、「擬制身分」、「因果關係」統統在檢察官的說文解字中失靈。到頭來，仍然只有被害人的歷史，加害人的歷史消失不見。

關心台灣議題的外國記者，總會提到一個問題：相對於台灣的民主和經濟成就，司法似乎令你們難為情，原因究竟是什麼？

制式的回答總不外乎：脫離威權時代未久、審檢分立未落實、法律人習於服從、司法官僚威權性仍重、保障人權的文化仍缺等等。而江國慶案就好像一張綜合性的司法考卷，我們何時才能不難為情地回答？

(作者為民間司改會辦公室主任、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