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體的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很多曾經積極參加天安門運動的人，以「識時務者為俊傑」作為開脫，迅速轉變立場，與當局合作。他們私下辯解那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不是真合作，因為與強大勢力硬碰硬是要吃虧的。
藏族精英中現在也有這種為了保護自己，只能與當局合作的想法和行為。專制制度不光壓迫人性，還會扭曲人性。當人們都為了保護自己與它合作時，不管是否情願，事實上已經與它成為同一陣營。可以說專制的強大，正來源於多數人的「識時務」。
僅是個人的「識時務」也可以理解，不能要求人人都敢於犧牲。但是有些人在這樣做的同時，還要譴責拒絕與當局合作的人，說正是因為他們的「激進」才導致當局的鎮壓，因而對民族大業造成破壞——這就成了顛倒黑白。
發出這種譴責的人是真不知道什麼黑什麼白嗎？其實不是。他們只是不願正視自己內心的恐懼。流亡 海外的中國政論家胡平這樣解釋：「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感深入人心，然而問題又在於，如果人們能夠直面正視自己的恐懼，那倒好了。因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兩 面，怕就是恨。承認恐懼，認識恐懼，必將把我們推向異議者、反對者的立場，哪怕我們只把異議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恰恰因為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 知的覺醒與反叛，多數人才會有意無意地迴避恐懼，掉過臉去假裝看不見。」。
於是，他們把反過來攻擊別人的勇敢當作以攻為守，從而為自己的恐懼找到開脫和挽回面子。在這種人的邏輯中，道德是可以分開的——似乎與帝國和極權的合作都不算壞事，都是權宜之計，只要最終目標是為了民族就可以了。
亞里士多德說過，「道德是一體的」——人不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遵守道德，在另一些事情上放棄道德，而對放棄道德僅僅輕描淡寫為實用需要。事實上，放棄了哪怕再微小的道德，也就意味著整體墮落的開始。權宜之計的合作，也會越陷越深，最終淪為走狗和幫凶。
今天，人缺的不是頭腦，而是骨頭。沒有骨頭支撐的頭腦再聰明也沒有高度，心靈則只能被踩在泥中。因此，一意孤行的勇氣看似不明智，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需要和更有價值的。
（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任何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