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證據顯示，中國放棄的對日戰爭賠償金額僅為4億美元

by 張三 2007/04/16

三十五年前的中日建交，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十年之後，中日友好成為了中國國策。中方在建交聲明中宣佈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使得有些人頗有微詞。 98年那個冬天以來，在輿論渲染之下，這成了中國對日本的莫大恩情。一篇被廣泛轉載的主流媒體文章，用自稱引自「日本友好人士」的話說：「假使要日本拿出 500億美元的賠款，按當時的日本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用50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數萬人參與的網絡調查顯示，有超過90%的網民認為，「應該要求日本賠償，這樣可以幫助其反省歷史」，這應該大致符合大家對這個問題上網絡民意的認知。

中國八年抗戰的據說戰爭損失，猶如稀世古董，隨著年份而扶搖直上，從戰後國府統計公佈的133億美元，到本朝建政之初的500億；今天，這個價碼已經開到了6000億美元以上。

假使中國當年不放棄幾百億乃至幾千億白花花的美元，今天日本的日子將何等淒慘、中國的日子將何等美妙？於是，在一些逢共必反的人那裡，放棄賠款要求似乎成了毛、周賣國的罪證；因為近年所謂歷史問題的糾葛，在唯恐中國安定、唯恐東亞不亂的反日漢奸那裡，這更似乎成了日人以怨報德的口實。

可是，真的可能有這個「假使」麼？

眾所周知，二戰戰後無論德、日，戰爭賠款都並不按受害國實際損失來支付，也不考慮什麼購買力因素。在對日問題上，中國之外的各大戰勝國，由美國領頭，早都放棄了對日戰爭賠款權。兩三年前，我曾根據日本戰後對各國賠款總額22.3億美元，再按戰後國府中國得到賠款總額40%的要求，認為中國本來可能得到的賠款上限為十多億美元，畢竟日本與其他各國賠款問題都已經了結，中日雙方都不可能不顧及。而眾所周知，歷年匯率平均下來，哪怕只算佔日本對華援助極小部分的無償資金援助，也已經接近或達到了這個上限。

但是，推測不等於事實；可能得到也不等於就是可能提出。中國政府當時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呢？

1972年7月27日到29日，以日本國新任首相田中角榮特使名義秘密訪華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進行了連續三天、總共長達 10小時的歷史性談話，談話實錄被整理成文，史稱《竹入筆記》，是公認的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歷程的權威文獻。用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蔣道鼎生前的話說，「竹入幾乎是一字不漏地記下了周總理的談話，並整理成十分完整的記錄」。第三次會談記錄中周恩來提出的八點、三默契的中日聯合聲明草案，成為兩個月後田中角榮訪華簽訂《中日聯合聲明》的基礎。1980年，日本《朝日新聞》就連載了這個會談記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中，就收入了該談話中譯要點；2002年，日本外務省依法公開了中日邦交的有關檔案，其中就包括了《竹入筆記》。公明黨是傳統的親華政黨，此次溫家寶總理訪日雖僅三天，但仍在百忙之中，指名會見了已經久不露面的公明黨母體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中日建交前一年，竹入委員長就訪問中國並與中方共同發表《日中恢復邦交五條件》，嚴辭譴責「日美反動派」，返國後在公明黨總部前遇刺重傷。十多年後，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再次會見竹入時，曾深情地說：「我們之間的友情是不一般的」。

我們找到了竹入義勝和周恩來三次談話的完整記錄。在第一天的會談記錄中，我們就找到了關於對日戰爭賠款的對話。

「１９７２

７月２７日　　　　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竹入．週會談．　（第一回）

......

周：　毛主席は賠償請求権を放棄するといっています。賠償を求めれば、日本人民に負擔がか丶ります。そのことは中國人民が身をもって知っています。清の時代には２億５千萬両日本に賠償しました。清朝はこれを利用して稅を重くしました。これを全部払った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８國連軍の賠償は４億～５億両でした。４億ドル位で今では大した額ではありませんが負擔を人民にかけることは良くない

賠償の請求権を放棄するという事を共同聲明に書いても良いと思います。

竹入：　お禮の言葉もありません」

引自《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的中譯要點照錄如下：

「周　...... 毛主席說放棄賠償要求。4億美元左右，現在不是什麼大數額，但讓人民負擔不好。聯合聲明裡也可以寫上放棄要求賠償權。

竹入 萬分感謝。」

網上還有一段沒有註明出處、但卻頗為忠實的原文完整中譯，不妨照搬過來：

「周：毛主席說放棄賠償要求權。如果要求賠償，負擔就會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中國人民對此有親身感受。清朝時賠給日本2億5千萬兩(白銀)。清朝因此提高了稅額。不知道這些錢是否都支付了。給八國聯軍的賠償是4億到5億兩(白銀)。4億美元在現在雖然不是個大數目，但是把負擔加在人民身上不好。

放棄賠償要求權這一條可以寫在聯合聲明裡。

竹入：萬分感謝。」

放棄賠款要求是由中國總理主動提起、而且是對被認為是日本首相特使的老朋友不經意地提起；而且原計劃提出的金額、和不提出賠償要求，早在這個談話開始之前、更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開始之前，就在中南海有了定論。

4億美元，是日本向原沒有索賠資格的非戰勝國菲律賓實際賠款金額的一半。儘管當年中國被浩劫弄得一窮二白，「4億美元在現在雖然不是個大數目」的說法，也還不算誇張。按當時官方匯率，4億美元約相當於10億人民幣。以下數字可以參照一下：1972年，中日雙邊貿易為10.4億美元；同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 2520億人民幣；同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為2200億美元左右。如此，我們就不驚奇《中日聯合聲明》草案中的：

「（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日本國放棄要求戰爭賠償權。」

兩個月後《中日聯合聲明》正式文本中的：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用喉舌的話說，「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27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放棄而畫上了句號。」

《竹入筆記》已經公佈了二十七年，被翻譯成中文的會談要點也早在10年前就在中國正式出版，早被無數研究中日建交史的中國學者、尤其是被「研究」放棄賠款要求所謂「真相」的「學者」，作為不可或缺的援引文獻；但卻沒有一個研究者，提及這段最關鍵的話。

我們今天恐怕暫且無從考究，這個賠款要求的金額是如何得出的。但既然已經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案頭，就沒有理由認為，這不是一個經過仔細推敲的理性數字。戰爭賠款雖然不以實際損失來計算，但多少有個比例關係。而就賠款談判而言，通常的情形是受害方漫天要價，戰敗國坐地還錢。還是拿菲律賓為例，就要價100 億，最終還到了8億美元。要價4億、而還到幾十億，哪怕是出於手足情誼，可能性也顯然不大。有同學從當時國家政治需要和國際局勢角度分析，來證明主動放棄對日賠款要求，既不是慈悲、也不是愚蠢；但哪怕只是從現實的經濟角度考慮，歷史事實也已經證明，這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雙贏抉擇。因為這固然是以德報怨，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同步啟動的日本對華援助，更是以德報德的典範。

日本政府對華開發援助（對華ODA），是1979年開始的，至2004年，累計約為1800億人民幣，分有償資金援助、無償資金援助、技術合作等幾部分。到2004年，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合計金額，就達到約150億人民幣，是4億美元的數倍。ODA援助範圍包括基建、農村、環保、醫療等中國最需要的領域，通過日方對項目的考核、和實施過程的監督，使得援助能夠落到實處，這麼大金額、持續這麼多年，卻幾乎不發生腐敗或者揮霍的情況。ODA援助不是商業貸款，援助資金來自日本國民交納的稅金，原則上不含附加條件，並通過招標方式來採購；就是有償資金援助部分，利息等條件也遠低於得之不易的世行貸款；還貸期可長達40年（含10年寬限期）。

例如2005年的ODA有償援助，總額為748億日元（約合52.2億人民幣），支援全部八個項目，七個是落後省份的環境治理和綠化，一個是人才培養；年息0.75%——1.5%，還貸期30-40年（含10年寬限期），採購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例如2006年的ODA有償援助，總額623.3億日元，支援全部七個項目，七個是落後省份的大氣、水環境治理和林業生態，年息0.75%——1.5%，還貸期30-40年（含10年寬限期），採購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雖曰有償，但今年借100，半個世紀後還200，實際已與贈送瞭然無異。

據報導，八十年代的大多數年份，中國基建費用的40%來自日本ODA援助；十八年前的那場政治風波過後的1991年，日相海部俊樹就在西方首腦中率先訪華；在歐美仍延續制裁的情況下，日本恢復對華援助；本世紀伊始，中日關係陷入低潮，而日本國內經濟狀況嚴峻、國債屢創新高，仍然堅持對華援助。換句話說，這等於日本政府向國民借債，用來援助當時反日浪潮洶湧澎湃的中國。

改革開放三十年，日本是對中國幫助最大的外國。儘管日本ODA援助政策針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同時是出自提高日本國際形象的本國利益，對華ODA，當然既不是戰爭賠償也不是變相賠償，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如果不是當年果斷放棄4億美元賠款要求，中國恐怕不會整整二十五年之久，都是ODA日元貸款最大受援國，而單單由此得到的經濟效益，就超過這個4億何止幾十倍。

難怪乎日本歷屆領導人因為當年侵略戰爭，向中國喋喋不休道歉了二十多次，卻鮮有對中國放棄賠款要求的感謝；難怪乎儘管多年享受日元帶來實惠的國內民眾很少清楚ODA，溫家寶4月12日在日本國會的演說，卻動情地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與幫助。對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1998年8月，中國駐外使節雲集北京，8月28日，他們被告知，「中國必須永遠、不停地向日本強調歷史問題」。11月，天朝御駕親臨島國教化外邦，受到隆重迎接；但頒布詔書讓二十年來一貫溫馴有禮的島民畫圈兒，卻遭到了令人難堪的斷然拒絕。這個「永遠」和「不停」，遂成定讞。這個「永遠」和「不停」的嚴重後果和深刻教訓，我們也已經經歷了。為了擺脫這個局面，本屆政府化了整整三年的時間。

兩年前，千千萬萬暴徒參加的反日賣國遊行臨近尾聲，在中央已充分認識到問題嚴重性，4月25日以評論員文章《認清本質 違法嚴究》作最後定性的前夜，我在424社論《等待了十年的春天——4月19日以後》中，就已經宣告：「我們有理由堅信，冬天已經過去」。

兩年過去，櫻花已然燦爛。有句話叫做，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中日友好本身，就是真真切切出自中日兩國的根本利益。回顧親身經歷過抗戰洗禮的中共領導人化干戈為玉帛的歷史，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叫做政治智慧；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從中共十二大開始，就把對日友好作為國策，這是唯一上升到國策高度的對外友好關係；為什麼鄧小平要說，「這件事超過了中日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為什麼有時候，退，遠遠比進更為重要。

200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