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日 星期四

問答:《紐約時報》調查報道幕後

 

2012/10/31 01:32

問答:《紐約時報》調查報道幕後 

DAVID BARBOZA 2012年10月30日 

《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大衛·巴博薩(David Barboza)上周在一篇報道中披露,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家人持有巨額秘密財富。以下是他對該報道引發的讀者提問做出的回答。

問:

作為《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我想你在對中國的報道方面是一名老手了。我很好奇促使你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什麼?你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寫?你有沒有感覺自己被利用了?——卡薩布蘭卡

答:

我2004年來中國,當時是一名負責經濟板塊的記者,主要報道經濟能源、金融以及商業問題。在中國工作期間,我聽到很多關於高層政府官員家人在中國經濟轉型之際從企業得到所謂秘密股份的議論。上海、北京的銀行業人士、律師以及會計師在一起吃飯時,這是個經常聊到的話題。很多人告訴我,這通常是利用朋友或者那些在持股人記錄中很難看出與官員有關係的“代名投資人”實現的。有人告訴我,通常這些代名人替那些有權勢的官員家人持股,使他們可以擁有一個公司的股份。

大約一年前,我開始寫一個關於中國國有經濟的系列報道,於是決定查一下是否有證據支持這個說法。我開始研究幾個高層領導人與商業的聯繫。任何了解中國商業和金融的人都知道,特別是關於總理家人的議論,一直都在流傳,所以我最後的關注點就縮小在溫家。我知道這非常耗時,而且任務艱巨,但還是決定要弄清楚。繼續查下去以後,我大吃一驚,發現有大量與此有關的公開記錄。我的報道並沒有發現違法或者貪污腐敗行為。但它的確暴露了隱藏在數十個幾乎無人知曉的投資平台背後的溫家寶家人的名字。

問:

我幾乎要相信了你報道中針對溫家寶的所有指控(報道中大部分篇幅都指向他是一個兩面派,並涉嫌嚴重的腐敗),但在文章最後,你寫到,他幾乎要因為妻子引人質疑的商業交易活動而離婚,而且他還願意讓歷史去評價自己。不幸的是,很少有人會把這樣一篇長文讀完,或者他們讀完你的前半部分報道之後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請你告訴我還有其他讀者,你如何解釋自己的做法,即先給出強烈的指控,然後才暗示你並不確定這些指控是否屬實。說的明白一點:我們都已經受夠了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腐敗行為,但我恐怕你的報道會對讀者造成誤解,並引發政府進行更嚴格的控制——這意味着將來在中國會出現更多腐敗以及偏左的政策。希望這不是你想要的結果。——美國西海岸

答:

您斷言我是先列出了言辭強烈的指控,然後又暗示自己其實對這些指控並不確定,這一點我不敢苟同。

我寫這個報道的目的就是要確認總理的親屬是不是在中國企業中擁有大額股份,弄清楚他們到底積聚了多少財富。如果有線索表明這些親屬是如何發家致富的,那顯然就可以從中略微了解中國高級領導人的親屬是如何行事的。

我沒有進行指控,不過是陳述了自己的發現。根據我查閱的公開記錄,過去十年來,總理的親屬控制了價值至少為27億美元(約合170億元人民幣)的財富。

就和對任何給定主題進行報道一樣,我們不是在真空中進行調查。在我們追蹤的文件中出現了一些人名,我們直接去找了這些人。我們也多次試圖聯繫總理和他的各位親屬,想讓他們有機會同我們就這些文件展開討論,或者反駁我們的發現。但他們要麼不做回應,要麼拒絕置評。那麼,接下來最好的選擇就是探究公開記錄,和讀者分享,總理在公開場合就腐敗說過些什麼,以及他是否謀求了個人私利。我們還援引了維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文件,因為它們對我有所啟發,因而可能會幫助讀者更好的了解我們的發現的來龍去脈。其中,2007年的一份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電報很有意思,提到了總理以及他的家族的商業交易。

問:

首先,感謝能發表這篇文章。真是讓人大開眼界。我的問題是,對將於2012年11月8日舉行的共產黨權力交接,您的文章有着怎樣的意義?顯然,有人試圖敗壞溫家寶以及他所屬的改革派的名譽。誰將從您的文章中獲利最多?是吳邦國和周永康領導的強硬派嗎?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共產黨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中,《紐約時報》已經變成了一個工具。您的文章其實也不足為奇,中國領導層中誰的手都不幹凈,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整個政府都存在腐敗。要當一名誠實的政府官員是不可能的。唯一令人驚訝的是腐敗的程度。以前,我一直以為是幾億。多虧了《紐約時報》,現在我知道實際上是幾十億。 ——俄勒岡州本德市喬丹

答:

很抱歉。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商業記者,並不報道北京的政治動向,共產黨代表大會也不是我調查的重點。所以我不能回答你關於這篇文章會帶來什麼政治影響的問題。或許你已經看到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Minxin Pei)在文中的評論。他相信這篇報道將會在溫家寶最後幾個月的任期里削弱他的實力。另外還有兩位這方面的專家——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Li Cheng)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可能會有關於十八大和這次領導人換屆的消息。這次領導人換屆將任命下一屆的國家主席與總理,很多人認為習近平將接手第一個職位,而李克強有可能代替溫家寶成為新任總理。我在北京的同事正在做一個關於此次換屆的系列報道,名字是“權力交接”( “Changing of the Guard”),非常引人入勝。

問:

很有意思的是,幾天前,一些中國網站報道稱,有人匿名將一大摞關於溫家寶家人財富的材料交給了數家主要的美國新聞媒體。有人猜測,這是那些同情薄熙來的人士在報復。《紐約時報》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在相關謠言已經流傳了好幾年之後,才決定在現在做這篇報道?此次的蓄意泄密事件是否跟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有關?如果是,我認為《紐約時報》應該對此有所提及。這篇報道頗具震撼性,但相關信息會幫助讀者了解報道的背景。事實上,那樣的話,我們將會了解到更多關於中國政治的複雜精細之處。——喬伊,波基普西

答:

你的問題很好。為什麼現在?因為收集和評估這些證據需要很長時間,其中涉及了我們從各級中國政府申請獲得的公司和監管方面長達幾千頁的公開披露材料。

去年年末,我開始調查溫家寶家人的商業活動。之前,我一直在做一個叫做“審視中國模式”("Endangered Dragon")的關於中國國有經濟的系列報道,我想寫一篇能更深入反應中國資本主義在高層是如何運作的文章。這是個很寬泛的題目,所以為了更容易把握,我決定把焦點放在一個家族上。之所以選擇總理的家族是因為,我多年來一直聽到過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猜疑。人們公開談論他家的財富,就好像這是事實一樣,但卻從沒有真正的報道來支撐這些猜測。我一直不太理解為什麼沒有人去求證這些廣為流傳的謠言。

因此,我去年就開始了,而且在大約一個月內,我就發現了有關部分業務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每一項新的發現都要求進行越來越深入的挖掘。我本來預計,連帶周末加班,我能在一個月之內完成計劃,但實際上卻花了一年多時間。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猜測言論,認為有“內部人士”給我提供信息,或者認為總理的一些敵人將一大箱文件扔到了我的辦公室。這都是一些子虛烏有的說法。不僅泄密文件並不存在,我也從未在報道過程中見過任何主動提出或暗示說自己持有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文件的人。我只是在調查過程中對公開的文件進行了追查,如果我能大膽猜測一下的話,在我之前沒有人走過這條路。

簡而言之,考慮到這次調查所花費的努力,如果真有這麼一箱文件,且包含了這篇文章需要的所有資料,我簡直會目瞪口呆。若果真是這樣,就太容易了。

問:

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細節豐富。我能問您一下,您是如何得到這麼具體的信息的嗎?您從內部人士那裡獲得過線索嗎?在我看來,要在沒有知情人士的任何暗示的情況下理清這樣的秘密交易網絡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些知情人士極有可能就是溫家寶的敵人。謝謝。——紐約,傑克。

答:

我這篇長文唯一真實的來源是一個裝滿了文件的文件櫃。在歷時大約一年的時間裡,我從中國不同的政府機構那裡獲得了這些文件。在最初成功地從多個地方的工商局獲取一些公司註冊文件後,我再接再厲,又查閱了數十家同溫家寶親屬有聯繫的合夥公司的文件並支付了相關費用。

我也開始列出個人和公司的名單,試圖弄清楚這些人是誰,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以及所有這些合夥企業的目的又是什麼?這些合夥企業中,很多企業的股東名單都很類似。

儘管工商局的記錄是面向公眾開放的,但中國記者很少真正地全面利用它們,而這些文件是有關私有企業的無價信息來源。《財新》(Caixin)和《21世紀經濟報道》(21 Century Business Herald)這兩家出色的中國出版物會經常利用工商局的記錄,做一些頗具開創性的經濟報道。然而,政府對有關高級領導人家人的報道進行約束,這導致中國的調查性新聞的深度與廣度受到限制,特別是在涉及高級官員的家族時。

因此,傑克,沒有“內部” 人士幫我。我閱讀文件,打電話給律師、會計和金融專家,向他們諮詢如何搞清楚這些記錄的意義。偶爾,我會和能指認出某個股東的人見面。但我幾乎沒和人說過我正在寫一篇有關總理的親屬的文章。即便是我的密友也不知道。我知道,討論我的研究題目可能比較危險,這樣做可能斷送整個計劃。

翻譯:張亮亮

 

2012年10月30日 星期二

投資者的14條在世界末日做快樂秘訣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20711/inv072442.asp?source=whatnews

2012年 07月 11日 07:20

投資者的14條在世界末日做快樂秘訣                 / Paul B. Farrell

呀﹐多透徹的一次頓悟啊!禪宗大師管這叫禪悟﹐也就是我們腦中醍醐灌頂靈光乍現的那些個片刻。

在完成上一篇專欄文章後﹐我一直在琢磨那位末日預言家──傑裏米•格蘭瑟姆(Jeremy Grantham)﹐就是創建了一家管理著950億美元資產的公司的那個傢伙。格蘭瑟姆堅信﹐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巨大的火車頭﹐正帶著這個世界飛速走向末日、跌落懸崖、進入宇宙黑洞。

我記得格蘭瑟姆曾不止一次地重復過這則信條:“這一次絕對不會不一樣。”為什麼?因為格蘭瑟姆研究過的前300次泡沫中的任何一次都是如此。歷史總在重蹈覆轍的原因不在於資本家永遠不會改變他們那種自私、迫切、不知饜足的貪婪本性。他們的確不會改變﹐不過其真正原因在於﹐資本家們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行為模式已經如既定程式般被輸入了他們的大腦﹐滲入了他們的基因﹐固定在那裡永不改變﹐格蘭瑟姆如是說道。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這一次不一樣”的市場輪迴會在前300次泡沫破滅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下去──一次又一次地跌落懸崖﹐周而復始﹐循環往復。正因為如此﹐另一次泡沫破滅勢必很快又會再次出現。如此看來﹐得出這樣的預期在所難免﹐而且輕而易舉:有史以來最大的泡沫即將破滅﹐就像前300次一樣。

這次有什麼不同呢?中國的資本家們正在買法拉利!

然而……這次的確有所不同。這一次﹐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自我毀滅。我靈光乍現的頓悟是在我一次開車趕著去開會的路上降臨的﹐當時我正在聽CNBC還是CNN的新聞:全是關於中國熱火朝天的奢侈品市場的消息。這是個幾十年前還陷於貧困中的國度。如今那裡百萬富豪和億萬富豪的資產比美國石油大亨科赫(Koch)兄弟的還要多。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比美國和歐洲的加在一起還要大。而且每年在以25%的速度增長著。法國的名牌包﹐還有價值幾十萬美元的蒂芙尼鑽石耳環。

突然﹐新聞裏說到了法拉利﹐這激發了我的頓悟:法拉利在中國炙手可熱。新聞裏說中國有一位新近暴富的傢伙已經收集了六輛法拉利跑車。沒錯了。我腦子裡閃過一道靈光:嘿﹐那個“這一次絕對不會不一樣”的輪迴果然深深滲入了全球資本家的DNA裏。中國也好、美國或是非洲也罷﹐全球都是如此﹐這本性引領著所有人一起飛速地走向巔峰﹐然後吹破第301次泡沫。

而且沒有什麼(絕對沒有)能夠改變事情發展的軌跡。如同格蘭瑟姆警告的那樣﹐我們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泡沫在我們面前破滅﹐終結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資本主義時代”﹐而且﹐沒錯﹐甚至會終結我們所認識的這個世界。

突然﹐有個念頭鑽入我的腦海:這又怎樣。忘記末日吧。活在今天﹐活在當下!

但是先要想明白這一點:中國資本家收集法拉利的行為﹐同科赫兄弟希望多賺幾十億美元的行為沒什麼區別……和石油公司收買偽科學家去否認氣候變化的行為也是如出一轍……和大量競選資金被用來幫助保守派在政府各個部門中取得絕對權力的行為也是並無二致。

記住﹐所有這些都如程式般被寫入了每一個資本家的DNA……寫入了美國這個國家的DNA……寫入了一場無法避免、不可阻止、宇宙般宏大的“這一次絕對不會不一樣”的泡沫週期的DNA﹐這場輪迴正帶著我們走向即將破滅的巔峰。

這讓我突然想到:如果泡沫破滅在所難免﹐被預先寫入了我們的DNA﹐必將帶來格蘭瑟姆描述的第301次週期﹐而這週期又勢必導致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令世界在未來的某一天走向滅亡(也許在一兩個世紀之後吧)﹐而我們又毫無疑問還會繼續浪費類似鉀這樣的不可再生資源(而這又是要解決2050年地球上100億人口吃飯問題所必需的資源)﹐如果泡沫破滅的確無可避免、註定將要發生﹐那麼我們為何不放棄無謂的抗爭﹐坦然接受它﹐與這宿命和平共處﹐別再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去作徒勞無功的努力﹐試圖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和整個世界向著滅亡前進的軌跡。

別再試圖阻止資本主義的滅亡和世界的末日

說真的﹐讓我們停止那些沒用的項目吧﹐比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花在疫苗上的數十億美元﹐比如馬特•達蒙(Matt Damon)為撒哈拉的水利工程發起的募捐﹐比如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的350.org發起的阻止Keystone XL輸油管道計劃的舉動﹐以及格蘭瑟姆資助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成立的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中心(Grantham's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

為什麼不乾脆停下來呢?為什麼?既然我們已經知道第301次泡沫在所難免。歷史清晰在目﹐這一次絕對、絕對、絕對也不會不一樣。幹嘛還一次又一次地拿我們的腦袋往石油巨頭們築起的墻上撞呢?

讓我們活在永恆的現在吧。享受資本主義最後的日子:也許今天就該去買輛法拉利。帶上孩子去看場好電影。和鄰居們一起來次燒烤聚會。看一本爛小說。接受資本主義蹦達不了幾天了的現實吧。記住﹐在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日子裡﹐那部很棒的電影《阿凡達》(Avatar)或許不只是隱喻。所以我們就及時行樂﹐活在永恆的當下吧。

如果你需要幫助﹐這裡是我的一些提示:在世界末日做快樂投資者的14條建議。這些建議或許會激起你的回憶﹐或者能博你一樂﹐或是能讓你意識到﹐以你自己獨有的方式﹐其實此時此刻你就是全世界最快樂、最富有、最幸運的投資者:

1.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比如說我們家:我妻子特別喜歡瑪麗•恩格布萊特(Mary Engelbrecht)的手繪日曆。我們的屋子裡掛了好幾個。其中一個長久以來一直是我的最愛:上面畫的是一個色彩明快、樂呵呵的聖誕老人﹐他帶著個裝禮物的大袋子走著﹐身後還跟著一隻很可愛的狗。日曆上寫著一句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有些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帶來快樂。”我們家的冰箱上還貼了好多瑪麗手繪日曆中的單頁﹐這些畫都會帶給我們快樂﹐讓我們會心一笑。

2. 
做自己喜愛的事情最快樂(哪怕你還沒有開始做)。

來自奧馬哈的股神沃倫大叔(Uncle Warren)說﹐“得到你希望得到的東西﹐便是成功。所得即所想﹐這便是快樂。”在對內布拉斯加大學(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學生進行演講時﹐他承認說﹐“如果說你我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可能只是我每天起床後﹐有機會做我喜歡的事情﹐每天如此……我一年到頭每一天都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情。”他說﹐“我跳著踢踏舞去工作﹐到了辦公室﹐我想我應該仰面躺下來去粉刷天花板。這非常有趣。”而且﹐即便只有“40美元﹐而不是400億美元”他也會這麼做。

3. 
快樂是幾塊甜餅乾和一隻溫暖的小狗。

在《花生漫畫》(Peanut)作者查爾斯•舒茲(Charles Schultz)的眼中﹐快樂很簡單:“快樂是一隻溫暖的小狗。”而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在她的《快樂人生指南》(A Short Guide to A Happy Life)一書中提到一種單純的快樂﹐“應該這樣生活﹐關注你的寶寶﹐看她在試圖用兩個指頭拿起一塊餅乾時臉上的表情如何專注。關掉手機。為了眼下這件事﹐把你經常會接到的那些電話拒之門外。保持安靜。別走開。營造一種不孤獨的生活。找到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願上帝保佑溫暖的小狗和快樂的甜餅乾!

4. 
快樂是迷失在你正在做的事情當中。

米哈裏•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看起來更像是一位快樂的聖誕老人﹐而不是心理學教授。這位聖誕老人在他的《快樂真諦》(Authentic Happiness)一書中寫道:“說起來很好笑?我研究快樂有至少40年了﹐但仍然沒法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對快樂最接近的解釋應該是﹐人的情緒處在別無所求的狀態之中。深深沉溺於此刻﹐我們沒有機會去思考手頭所做之事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這樣﹐不言而喻﹐我們是快樂的。”

5. 
快樂是付諸行動﹐做正確的事。


查克•諾裏斯(Chuck Norris)在《來自內心的神秘力量:用禪宗解決現實問題》(The Secret Power Within: Zen Solutions to Real Problems)一書中寫道:“在內心﹐我們都嚮往同一件事﹐我們可以稱之為‘頓悟’、‘快樂’或者‘愛’。太多的人窮其一生等待著一些事情的降臨──而這不是禪宗的處世之道。禪宗總是站在行動的一方﹐總是支持付諸行動去做必要而且正確的事情。”

6. 
無所事事﹐只是吹吹口哨也能帶來快樂。


羅妮克•魏娜(Veronique Vienne)在她的《無為的藝術》(The Art of Doing Nothing)一書中提到了這個解壓的小竅門:“你會吹口哨吧?……只要撅起嘴唇﹐然後就吹吧。”魏娜說﹐如果你“想要緩解一些自己身上的壓力或是讓緊張的氣氛舒緩一下……試試吹幾個小調……撅著嘴唇讓你感覺相當性感﹐特別快樂舒暢是不是?留住這個感覺。”

7. 
假裝自己很快樂吧。如果偽裝得夠好﹐你便真的很快樂。


在《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The Way of the Peaceful Warrior)一書中﹐蘇格拉底對他那位年輕的信徒說﹐“當渴望得到滿足﹐傻瓜就會很‘快樂’。而勇士的快樂是無需理由的。這就是為什麼快樂是最終的磨練……這將是我留給你的最後一個任務﹐而這個任務永遠不會結束。假裝自己很開心、去感覺快樂、保持快樂﹐就這樣活在世上﹐無需理由。這樣你就有能力去愛﹐去做你願意做的事情了。”

8. 
快樂沒什麼大不了﹐無非是許許多多的快樂小瞬間。


我非常喜愛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順利活到老》(The Rules of Aging)這本書中的這句話:“第四十條準則﹐快樂長久的生活延續五分鐘。”然後永遠如此。休•普萊塞(Hugh Prather)在他詩意盎然的作品《一本關於放手的小書》(Little Book of Letting Go)中寫到一位網球運動員談起一個灰心喪氣的12歲女孩:“她的問題在於﹐她認為自己應該快樂。她還不懂得﹐快樂其實就是偶爾吃到美味的一餐﹐或是﹐如果你夠幸運的話﹐時不常地能看到一個不錯的電視節目。”休總結道﹐這“準確地描述了快樂在大多數成年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樣一個角色﹐如此有限簡直有些讓人意外。”五分鐘即是永遠。

9. 
知足常樂。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是越南一位禪宗僧侶、和平主義者﹐他和在美國享有盛名的特拉普派僧侶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是好友。一行禪師在《步入自由》(Stepping Into Freedom)一書中寫道﹐“你們的快樂觀有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佛祖說快樂只能存在於當下﹐所以回去深刻檢省一下你有關快樂的觀念和想法。你或許會意識到﹐那些已經存在於你生活之中的快樂的條件其實已經足夠多了。這樣﹐你立刻就會感到快樂。”

10. 
快樂與金錢和物質無關。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他的《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一書開篇第一章中有一句著名的自白:“我沒有錢﹐沒有人接濟﹐沒有希望。不過我是活著的人中最快樂的。”聽上去有些像一行禪師許下的誓言:“第十誡:不為個人用途而積累金錢或是財產。記住﹐出家之人的快樂是建立在堅定的信仰與自由之上的﹐我發誓不會讓我的生命執著於金錢或是財物……我們快樂是因為我們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什麼。”我的導師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也說過﹐“我的人生航線與金錢完全無關。其結果是﹐通過做我內心想做之事﹐我得到了大量的金錢。”

11. 
快樂是量入為出。


美國人對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這個著名的公式都不陌生:“每年收入20英鎊﹔每年支出19英鎊﹐結果就是快樂。每年收入20英鎊﹐每年支出21英鎊﹐結果便是不幸。”丹•米爾曼(Dan Millman)在他那本《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中也寫到了這個內容:那位在加油站工作的蘇格拉底說﹐“快樂的秘訣﹐並不在於尋求更多物質時有所得﹐而在於能夠在擁有更少的物質時依然自得其樂。”

12. 
快樂是做你真正喜愛的事。


托馬斯•士丹利(Thomas Stanley)在《百萬富翁的智慧》(The Millionaire Mind)一書中寫道﹐“為何只有少數人熱愛自己的工作?……如果你能夠正確地做出一個關鍵決定﹐如果你足夠有創意﹐能夠選擇你理想中的職業﹐那麼你就贏了﹐而且是大獲全勝。真正聰明的富豪們是那些選擇了自己所鍾愛職業的人。”

13. 
快樂是為這個世界有所貢獻。


迪派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在《成功的七條精神法則》(The 7 Spiritual Laws of Success)中寫道:“天生我才必有用﹐這獨有的特殊才能是用來向他人付出的……讓我們捫心自問﹐‘我怎樣才能盡我所能為人類做貢獻?’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然而付諸行動。發現自己的神性﹐自己的獨到之處﹐將之用於為人類做貢獻﹐這樣你就能夠創造出所有你希望得到的財富。”

14. 
快樂是精神上的富有。


拉爾夫•華納(Ralph Warner)在《投入生活──享受退休生活不一定非要掙足100萬》(Get A Life ─ You Don't Need A Million To Retire Well)一書中寫道﹐“不要只是全心關注你的財富﹐”我們“應該開始考慮一下那些在我們老了以後能夠真正影響我們生活的事情﹔我們的健康、精神生活、同家人和朋友的關係、以及是不是有一大堆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

現在你自己來做道填空題吧:“我是最快樂(最富有)的投資者﹐因為
……”

要答題獎品?獎品來自你的內心﹐這份投資將會持續升值﹐讓你從精神上到現實中都變得越加富裕﹐讓你無論去哪兒﹐都能把快樂傳播到那裡﹐今天如此﹐每天都是如此。別忘了分享這篇專欄:發給你的朋友和你愛的那些人吧。


(本文譯自MarketWatch)

民國,就是那扇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175?page=1

2012年10月29日 07:41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戰時離亂的悲歡,總是最能夠調動淚腺的題材。宋代故事的《四郎探母》一直是長演不衰的曲目。而在兩岸分離之後,其中又生產出多少足以令人動容的離合。

近讀錢理群先生的《血是熱的》,驚異地發現他原來就是兩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親和一個哥哥逃亡臺灣,而母親和許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陸。而這個家庭更大的悲劇,乃是父親原是臺灣高級官員,而二姐和四哥,卻是隨解放大軍南下的幹部。家庭的離亂已經足夠驚心動魄,而血緣至親的心靈隔膜與對峙,更加催人心肝。

在懷念二姐的文章中,錢先生的一段話不由得讓人尋思:“我到了臺灣,聽到一種說法,仿佛當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當聽到這類高論,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為他們當年的選擇作辯護。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這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把冒著生命危險反對國民黨的一党專制的共產黨人和他的同情者視為反民主分子,無疑是對歷史的歪曲和顛倒。我們更不能囿于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因為共產黨後來重陷怪圈而否認二姐、四哥這樣的40年代大、中學生中的佼佼者選擇革命的歷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幾年裏,關於晚清與民國的史料不斷發掘出來,頗有“民國熱”的氣象。民國人物與民國生活的細節漸次張目,上海的美女招貼畫,老照片,市井的繁榮,知識份子的自由與風度,新聞的犀利,集會遊行的頻密,對高層的批評與攻擊等等,在各類出版物與網路盛行,似乎民國已成了一個新的烏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評自然也是重點,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正面評價。

誠然,在意識形態的教育之下,對於民國歷史的汙化和掩蓋乃是一個事實,民國的真相早已湮滅在重重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們僅僅從教科書與官方材料中去尋找民國,或者在閱讀魯迅中去重構民國的話,得到的只能是一個黑暗得沒有邊際的民國。

然而,恰如錢理群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假如民國真是一個萬象更新、山河靜好的世界,為什麼有那麼大的一群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險,離鄉別井,拋妻棄子,斷絕家庭,去反對一個美好的烏托邦?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愚弄?僅僅是因為背棄理智的煽動?

民國並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圖片與隻言片語那麼美好。對於民國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讀上有著許多誤區。在我零零碎碎讀過的幾本關於民國的書中,是無從構建出一個美好的民國圖景的。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民國敗退臺灣的將近40年裏,民國數易其幟。國號未變,而內體各異。袁世凱、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政權,各自構建屬於自己的政體。然而,無論是任何一方,都未曾嚴肅認真地去構建過良好的、能夠運行於全體的制度與憲政,而是輪番尋找獨霸全國的武力征服。如果我們認為延續至清朝的國體乃是家族專政的話,那麼民國所承續的,不過是派系專政與黨派專政。孫中山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的路線圖,不過是“朕即天下”的一個變種,它假設有一個偉人或者一個黨派有著對整個國家的全知全決的能力,從而安排國家的前途命運。由是憲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非制度的必然。蔣介石承襲了這種理論,不過因為這種理論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個上皇的位置。葉曙明的《中國1927:誰主沉浮》之中,對於孫中山在廣東的專政,有著生動的描寫。孫從未真誠地承認過民主與自治的力量,他內心中相信的,不過是黨派專政而已。

一種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從來都不是什麼偉人英雄的恩賜,而乃是對於社會各階層、勢力與利益的尊重,從而妥協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憲制英國如此,最早的聯邦共和制美國也是如此。誰見過一個由英雄恩賜來的穩定而長久的民主?

蔣經國的臺灣也不是一種恩賜,不過是對於社會大動盪在即的順水推舟的明智。

許多人不斷地說,蔣介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大陸的制度,因而敗退的。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在其著作《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中這樣寫道:“如果他在大陸能有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國的快速工業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很可能就會遠遠超越中國共產黨的記錄。”

不無矛盾的是,他也同樣認識到:“一旦危及國家的存亡、統一或他的統治地位,他也會合理化暴力行為。”《中國1927》中披露的,乃是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不但要消滅共產黨,而且全面汙化並且流放了他的黨內政敵汪精衛和胡漢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國政治的書《派系集團之爭於民國政治走向》中,作者張皓即指出“不特國共兩黨內戰不已,國民黨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至導致大規模混戰,招致強敵入侵。”

對於政敵之不容,異派之消滅,從來是中國政治之痼疾。民國政治不過是晚清政治之邏輯延續,哪來什麼民主自由的氣象。個別領域與區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穩定與憲政的遵從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來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國時期上海的繁榮,南京的端肅,北平的古風也一再為今人所津津樂道。上層的生活安詳而富足,生產出許多浪漫與情調。這在許多描述中國知識份子的書中多有體現。不過,恰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辛亥革命乃是停留於上層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學生、國內知識精英、改良派、改革派與社團領袖。他們在原本的社會體系中,就已經擁有了良好的資源。民國的建立,不過是奪取了皇族、王族與貴族的權力,從而將社會控制權力轉移到了他們手上。因此,民國的社會,依然是上層富足而下層困頓。改革從未深入城市下層與民間。如果說民國政府確實未曾獲得足夠的時間將改革深入下層的話,那麼無非是上層的利益分配尚未結束,下層的利益還未來得及分配。但是,上層的利益分配何時結束?

除了共產黨的武裝之外,民國的民間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可與上層周旋?一個健康的社會,民間可以組成遊說團體、利益力量、民間組織、社會自治,與統治集團、精英階層進行對話,從而使整體社會利益分配不致失衡。顯然,民國的民間是完全無力量足以與國民黨治理結構進行對話的。雖然蔣介石和地方政權對於學生抗議、知識份子遊說常常有懷柔政策,乃至寬容忍讓,但說到底也是無約束的恩賜,而非必然的制度憲政結果。

民國在文化上的確頗有建樹,眾多知識份子擁有廣闊的發言空間,媒體的自由度很高,學術自由,群星璀璨。但是,這都是一個社會文化能量的零星爆發,從來沒有一種制度性的文學、藝術與創造方法,允許與鼓勵文化創意全面性生長。

我們常常有著這樣的虛妄:因為現實生活的不美好,於是依賴某種介質去虛構一個美好的想像體。對於民國,我們的心理機制也大抵如此:因為這個時代不美好,於是推導出那個時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國的真相的確是不美好的:政治獨裁,黨派專政,情治盛行,貧富分化,下層困苦,文化黯啞,戰亂遍地。上層醉生夢死,下層咬牙切齒。這樣的社會幾乎必然地是革命的誕生,不是共產黨,也會有別的黨。緬懷民國中殘存的美好事物雖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國的世界卻大可不必。

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潰敗是一種邏輯的產物,無論從政治、社會還是文化上。儘管歷史從來都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著相當可觀的作用,例如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生,日本的侵略,蘇聯的介入等等。但是邏輯的必然性因素卻無從忽略。

抹黑民國的魯迅有著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言:“中國人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國就是那扇窗,國民黨不讓開,屋子就推倒了。與其緬懷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