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D REFERENCE

2013年4月28日星期日

那塊生日蛋糕安全嗎？

Tottoro 2013/04/28

一早起來發現這一則新聞。即時的反應竟然不是生氣，而是害怕。

先是一陣加冷筍，然後是胃底的緊縮，好像突然有一隻手用力緊捏久久不放。

在車諾比核災（1986年4月26日）的27周年，在日本福島核災兩年之後，中國國民黨推動的核四公投案在立院闖關成功逕付二讀。

本案由中國黨的立委李慶華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核四廠停止興建不得運轉？」

雖然還有一個月的協商，但提案大概會在中國黨的人數優勢下於五月底順利通過。預估，中選會應該可以在11月底或12月初舉行公投。

台灣的公投案歷史上，由於高門檻的鳥籠法，至今沒有一次公投案成案過（澎湖和金門的公投並沒有遵行這個法律）。加上年底若舉行公投將是完全單獨的投票，既然沒有任何其他選舉合併進行，極可能會造成投票率偏低。

因此歷史若重演，此案將流產，則結論為「台灣人民不同意核四廠停止興建不得運轉」。

如果超過半數選民投票，但只要沒有450多萬人同意停建核四，結論還是「台灣人民不同意核四廠停止興建不得運轉」。

念起來很拗口嗎？負負得正的結果就是「台灣人民同意核四廠繼續興建和運轉」。

這也就是為何中國黨會堅持以「停建核四」而不是「續建核四」命題的主因。

屆時，在原能會主委蔡春鴻口中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核四拼裝車，就可以在台灣人民的「民意支持」下正式起動。

經濟部今年初的報告指出，台電預計2014年2月向原能會申請裝填燃料棒，7月裝填，2015年10月正式商轉。事實上，核四廠裡已經有872束全新的燃料棒在儲存池裡等著「民意」的加持。

核四距離我們有7000多英哩，超過一萬公里之遠。但這個公投案的通過讓我們為台灣憂心，也為我們的親朋好友害怕不已。

福島核災兩年後，日本東北地區仍然是一個重災區。一百萬名撤離居民中仍有三分之一的災民住在臨時住所中。核電廠周圍的禁區大概40年後依舊是禁區。

但比起失去家園和一生積蓄還更糟糕的，就是他們從此生活於恐懼之中；害怕自己和家人患癌症的風險提高（而且恐怕要許多年以後才知道），怕生活永遠不能恢復正常，連每天日常生活中簡單的問題也是恐懼的來源。水可以喝嗎？那個蘋果有沒有汙染？甚至，那一塊生日蛋糕安全嗎？

這是發生於去年秋天，一對日本的年輕夫婦野村賢治和愛子（Nomura Kenji & Aiko）的故事。為了慶祝愛子的35歲生日，在郵局工作的賢治決定給她一個驚喜。回家的路上他買了一個他能找到的最大的蛋糕，上面全是奶油和粉紅色玫瑰的裝飾。

回到家時賢治臉上有掩不住的笑容，然而愛子事後回憶著說︰「我無法控制自己，當我看到蛋糕時的第一句話，就是奶油是安全的嗎？」

311以來，野村家就避免買東北區域內生產的奶製品和其他食品。賢治當時承認他忘了檢查這些奶油是哪裡來的；賢治說應該沒問題的啦，並懇求愛子吃一點點，就這一次吧。但愛子拒絕了，也不肯讓兩個女兒吃。所以賢治一個人在沉默中拿起叉子，把整個蛋糕吃光。這一對夫妻後來有兩天沒有交談。

事實上，愛子的憂慮確實有所本。截至2013年2月，日本已經測試了13萬3千名福島的孩童，發現42％有異常的甲狀腺囊腫。其中有3個癌症病例已經被證實，另外還有7個孩子是疑似的病例。

「我們不可能從核能事故完全恢復的，每滿一週年，我們就會想，今年會不會是我們女兒得病的年？」賢治和愛子的兩個女兒分別是3歲的野村櫻和15個月的野村琴。沒錯，福島的核能反應爐爆炸時，野村愛子當時是懷孕五個禮拜。

愛子對訪問她的英國記者表示，她很生氣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的欺騙，她也很生氣自己和其他人與福島核電的勾結。她說︰「我們都有責任。我們都投票贊成核能廠的建成，只因為我們都期待核能廠所帶來的物質上的利益。」

只剩一個月了，估計核四公投最快將於5月28日完成二讀程序。一旦送交中選會審查，台灣的命運和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將很快和「中研院正副院長四人都表態不支持」的核能四廠綑綁在一起。

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

美國著名智庫對Chinese的負面評價

鄭天佐 2013/04/25

藍得公司（RAND Corp.）是美國著名私營智庫，由於它過去對世界情勢的變化作了不少可靠的預測，它對政府政策，特別是國防政策的制訂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說它是美國首席智庫也不過分。它最近對Chinese（中國人）的特質作了令人震驚的負面評價。這裡簡述他們的評價並提出個人的看法。

一、中國人不瞭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一般中國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華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與自己不相干的人所遭遇的苦難則視而不見。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和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特質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這是很中肯的批評，中國人的確比其他民族更重視血緣，向來不太關心不相干的人，也因此比起西方國家，慈善工作作得很少。相對的，台灣證嚴法師在世界各地建設醫院助人，慈濟志工也分布全球，在這方面中國人不妨向台灣人學習。

二、中國人民是世界上少數沒有宗教信仰的可怕國家。

中國是無神論國家，大多數人接受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它當作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中國人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行為上是泛神論者，拜鬼神現象很普遍。由於缺乏宗教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犯罪只要不被發覺就視為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變得殘忍和冷漠。整個中國歷史，最殘忍的爭鬥和屠殺都來自內戰和改朝換代。

多數中國人受到很深的孔孟學說影響，敬鬼神而遠之只是勸人要現實，行為不必被懼怕鬼神所左右。的確中國人因缺乏宗教信仰而少罪惡感，但並非沒有勸人行善的方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還有中國人以「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警語，勸人不要作惡，以維持社會秩序。西方國家相信個人的自由，人民宗教多元，但個人信仰則單一，而且極端專一，因此不同宗教信仰團體之間互相殘殺。與其說中國人是泛神論者，不如說中國人不管團體或個人都沒有專一信仰，宗教來自外國，中國人的信仰止於向善的企圖心。中國人的確因而善於自相殘殺，但西方國家則避免不了宗教戰爭，不同信仰者互相殘殺，絕對不遜於中國人的殘忍本色。

三、中國人所謂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他東西。

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一個法治社會，中國人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喜歡走捷徑，他們不明白成就來自於努力工作和犧牲。在中國人情高於法律，導致代代在徇私、貪髒、收賄，在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貪髒成為中國人的傳統。在中國政治鬥爭是罕見的殘酷無情，中國人一代一代失去人性。

的確中國人社會沒有法治概念，行為規範不是來自群體中個體之間的共識。中國人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是非概念仰賴「鄰居的眼睛是雪亮的」造成的戒慎之心，一個團體只要大家一起半閉雙眼就可為非作歹，中國高幹就是在相互包庇下得到特權的。

四、多數中國人從未學過體面與尊嚴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於索取而不給予，他們不懂：生活的真諦不在於索取，而在於你給社會和人類同胞多少。他們不懂得如何從促進社會與人們福祉獲得生活的意義。潛意識裡，中國人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獲得別人的認知，如此生活便是「面子」，也就得到滿足。面子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中國人生來無情和自私，沒有勇氣追求正確的事，因為貪婪，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為了掩飾中國目前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政府編造一套經濟欣欣向榮的假數字，目的也在吸引更多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這個無底洞。

西方國家經濟的繁榮不是部分來自個人的私欲：儘量索取，少給予嗎？只是西方社會已經體認到要避免個人之間的衝突，遵守法律和適度給予的重要性。中國因為貧富差距太大，國家赤貧，政府用假數字吸引外國商人投資是有，但隨著國家逐漸富裕，除非現有政權長久不變，必然會有所改變。這些問題只是暫時的，不能視為中國人本質上的缺陷。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上。

由於在貧窮環境下生長並缺少應有教育，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幽雅的舉止和基本禮貌。他們在年少時所受教育就是說謊，並從別人索取而非給予。中國是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使中國成為廉價勞力輸出國。中國大量推銷廉價品，由於技術落後和管理失敗，中國耗能遠比美日嚴重。同時也嚴重污染環境，使中國變為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中國人瘋狂追求西方物質文明，卻沒有學到西方管理文化強調的產物品質與智慧財產權，中國人不鼓勵冒險與創新，只想從侵犯別人智慧財產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禮貌很容易學到，台灣人在三、四十年內，在國外從被罵為不懂禮貌，進步到到處被稱讚很有禮貌，中國人是該學一學。歷史上中國相信凡事從臨摹開始學習，再逐漸改進，最後還是要達到獨樹一格的境界。西方人則重視創意，輕視模仿，也就是說非常尊重智慧財產權。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創意的尊重上，程度的確不同。至於浪費資源和污染環境，台灣經驗也值得中國學習。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仍然停留在專注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貪婪慾望上。

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不感興趣，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信仰自由」和「心智健康」的概念，因其思想尚未達到肉體與靈性並存的新境界。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於自我感官的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性慾上。

中國人個人行為和社會秩序建立在「鄰居雪亮的眼光」上，戒慎之心自然比較容易鬆懈下來，個人行為也比較容易墮落，但是聲色犬馬文化恐怕西方社會也不缺少。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笑柄。

中國人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改善生活品質，而是身份尊貴與地位顯赫的象徵和標誌。知識份子得到別人的尊敬不是他們為別人的幸福作了貢獻，而只是他們獲得相當的知識。事實上多數的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善於考試，卻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知識食客。而且教育往往只在為統治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高級領導人才，不缺知識，缺的是勇氣、正直、和純正的品行。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為外國工作不感到愧疚，對教育他們的中國毫無情感可言。多數失去傳統價值觀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一群迷失的狗不知何去何從。

教育政策失敗是政府教育人員的過失，而且只要有心，在一兩代之內就可加以扭轉改進。很多西方國家教育也不見得多成功，要不然國家科技的進步怎麼還要靠那一群迷失的外國人。

藍得智庫的分析是從西方觀點出發，在少數地方雖然有些偏頗，但是仍然值得讓中國人深思和改進。世界本來就在進步，只是某些方面西方世界進步得快些。東方世界不加緊腳步創造自己的精神和物質文明，行嗎？

〔資料來源：鄭天佐輕鬆談社會脈動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沒知識兼没衛生」的文化

Tottoro 2013/04/25

這一句我們從小候就常聽到的Holo話，拿來形容現今台灣社會的一些名嘴和所謂的知識份子真的很恰當︰「沒知識兼没衛生」。

「知識」從字面上看就是學問和道理的所在，所以「沒知識」意指的是不明事理或邏輯混亂的人。至於「沒衛生」除了口出惡言之外，歸根究底代表的是心腸惡毒的一面。所以「沒智識或不明事理的野蠻人」，通常就被稱為「沒知識兼沒衛生」。

自馬政府違反北榮的診斷與建議，將陳前總統由台北榮總醫院轉送台中培德病監後，無論是電視、平面媒體或網路，全把焦距對準阿扁享受的「特權」︰監禁的面積從1.38 到9然後變成234坪，這是「滿好的」升級啊。突然間，每個人（包括法務部長、立委、名嘴、知識份子等等）都變成專科醫生或法律專家；人人對阿扁的醫療問題有獨特見解和評估。其中較極端的說法大概就是阿扁沒病，攏是假的。

假設這些人的指控是正確的。它代表的不只是阿扁是全世界最佳演員，也意味著所有會診過阿扁的幾十位醫生全部上當了；其中，還包括了馬政府親自挑選的北榮醫療團。不僅如此，所有磁共振成像（MRI）和其他測驗結果也是捏造的；搞不好所謂「右腦額葉腦梗塞」的診斷，其實是別人的影像，所以某人每年健檢經費提高幾十倍其實是有所本。

問題是，以上這些議題並非事情的源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討論這些話題，到底台灣社會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阿扁的家庭有沒有犯法？當然有。因為證據確鑿的是金錢送至海外就有逃漏稅的問題；阿扁自己也已經表明了，他的家庭「做了法律不允許的事情」。然而，這些錢的來源一定是非法或貪污嗎？我無法斷定，因為那個無路用的馬政府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拿出可信的證據。

然而，起訴阿扁的過程中卻充滿一個法治國家不該有的離譜行徑。為了確保將阿扁定罪，馬政府主導下的司法系統明目張膽的犯下一連串非法行為，這些才是最嚴重的根基。不僅中途換法官，威脅證人作偽證來「咬阿扁」，他們還自創新術語，如「實質影響力說」。要弄清楚的是，那可不是引用法條，而是法官天馬行空的「創意」。所有這些行動本身就犯法了；如果連最基本的「程序正義」（due process of law）都無法確切執行，一個國家怎麼能有「實質正義」？制度和司法公信力就這樣被破壞了，然後呢？

一件發生在美國，將近20年前的辛普森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美國社會有相當高比例的人認為辛普森的確謀殺了他的前妻和她男友。然而，查案的警察竟然做出違法的行為，陪審團因而判辛普森無罪。當時法證專家李昌鈺也出庭作證表示，他不知道辛普森究竟有無犯罪事實，但他證明了警方用假證據來「陷人於罪」，而且鑑識過程有問題。

所以美國司法體系的公正性是否因此破產？沒有。至少當時我詢問週遭許多美國朋友對判決的想法，結果大家都認為辛普森有罪，但他們也全部同意警察不可使用非法手段，因為這會破壞制度。一旦制度有偏差，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可以玩弄司法。法律是一個社會的「最低標」，但也因為是最低標，程序正義、公平、和透明的司法制度，絕對比起任何個案都重要太多。

因此，阿扁有罪與否不是重點，真的的問題是馬政府已經毀了台灣的司法系統。而這就是為什麼洪英花法官不斷強調︰「扁案判決自始無效」。如果洪法官對法律的解釋不正確，有人能告訴我為何諸多立委和名嘴們全部掂掂的？為什麼沒有聽到法務部長或其他人，用法律為基準來反駁或批評洪法官的論點？

不僅如此，台灣的司法體系也丟盡顏面而不自覺。台灣人的記性真的這麼差，已經忘記司法節檢察官演短劇嘲笑陳水扁之事？這些人的身份可不是談話性的節目主持人！任何其他台灣公民要辱罵或嘲笑總統都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但這些人是檢察官和法官。就算今天被羞辱的對象換成是馬英九，這種行徑是同樣的無恥又低俗，是標準的「沒知識兼没衛生」。結果，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是怎麼說的？「不應該把短劇當真，因為它只是反映了在這個小島上的2千3百萬人的普遍情緒。」這個醜聞還被美聯社完整報導，丟盡了國家和台灣人的臉。也難怪孔傑榮會稱之為「司法馬戲團」！

再者就是台灣的獄政醫療問題。我們該討論的是為什麼過去幾年，保外就醫的受刑人死亡率過半，高達55.1%；也就是說，這些受刑人沒有經過正當司法審判就被國家機器直接判死刑。結果過去幾天以來，部長、立委、名嘴、還有知識份子等等，不談為何一個身體健康的人進了監牢五年不到，已經變成風中殘燭的模樣；不談為何阿扁活該倒楣，一天要被關23小時達四年之久；不談為何阿扁已經因攝護腺炎而無法排尿時，又被灌了兩千CC的水？大家七嘴八舌的吵阿扁當然不應該保外就醫，因為看樣子他又不是明天就會死！

這就是經常自詡為「善良、熱情」的台灣人。那些55.1%的受刑人是罪有應得？偉大的台灣社會中到底有多少高潔賢德的聖人，所以我們寧可錯殺一百，而不縱放一人？

也難怪國際人權聯盟（FIDH）和台灣人權促進會（TAHR）在最新4月22日發表的報告中，很清楚的指出台灣「仍然脆弱的人權文化」。一點也沒錯，這不只是馬政府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文化。

所有問題的起源是政府利用公權力和國家機器犯法。他們打破一個民主國家和法治社會應該遵循的法律規則。如果他們能對阿扁這樣做，他們也可以對任何人和任何公共議題做一模一樣的事。所以「本來就有憂鬱症」的大埔阿嬤喝農藥自殺，三鶯部落的人「要被好好的教育」、蘭嶼的原住民和「鳳梨罐頭的核廢料」為鄰、至於光華社區的居民等等數不清的弱勢人民……誰理你們啊！

台灣果然不是一個法治社會，因為不只是政府野蠻，我們其實還有太多「沒知識兼没衛生」的人。

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檢驗林洋港的報導

于則章 2013/04/16

前司法院長林洋港過世，媒體紛紛大幅報導，儘管角度不同，對林的是非功過難免褒貶不一，但是否基於事實，而不是出於媒體本身的好惡或政治立場，仍應受到檢驗。

以翡翠水庫為例，聯合報四月十四日的報導就指稱：「林洋港擔任台北市長時，不顧有人罵他是『共匪同路人』，決心興建翡翠水庫，從此台北市不知缺水之苦…」；此外，中國時報四月十五日的報導中也稱：「因為不忮不求，才讓林洋港沒有太多的顧忌，不考慮功高震主，大膽拍板建國高架、翡翠水庫等在當時飽受攻擊的工程，最後在每個位置上都獲得民眾的愛戴，還能在強人政治下出頭。」這樣的報導，會讓人誤以為翡翠水庫從無到有，全然都是林洋港堅持到底才搞定的。

但事實上，翡翠水庫是在一九七一年開始規劃，並於一九七二年完成初步研究報告，一九七四年完成可行性報告，一九七八年完成定案研究報告，在一九七九年八月開工，最後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完工。而林洋港擔任台北市長的任期，則是從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所以翡翠水庫的規劃，顯然大部分是在高玉樹擔任台北市長時完成；動工興建則是在李登輝市長時期；林洋港僅是為當時遭到質疑的水庫工程進行辯護而已，即令有功，也絕非如報導中所述彷彿是翡翠水庫的締造者那麼誇張。

在台灣這麼一個「國情特殊」的奇特環境中，許多媒體早已不再是發現事實、監督政治人物的社會公器，反而自甘墮落淪為基於自身的政治立場，不惜扭曲事實、美化或醜化某些特定政治人物的怪物。於是，林洋港會在過世後莫名其妙地搖身一變成為「翡翠水庫之神」，也就不會令人太過驚訝了。

台灣缺乏優秀的記者

amisgin 2013/04/15

一種米養百種人，同樣記者行業，有人做的像是蒼蠅拍，有人做的像是蒼蠅。蒼蠅拍不是侮蔑，是視獨裁與戰爭販子為蒼蠅，把自己脆弱的生命當成蒼蠅拍；蒼蠅不是侮蔑蒼蠅，是自貶為追逐血腥或嘗甜頭。從政府保衛核四到淡水雙屍命案，我們的記者多如蒼蠅。

假如南北韓已開戰，英國BBC首席記者John Sweeney沒有隨士兵站上戰場，只是冒充學生訪問團成員東躲西藏拍攝，那麼Sweeney應予譴責。這是昨日外電焦點新聞，來自Sweeney的BBC北韓現場報導引起爭議─記者可在未事先告知與未經同意下冒險拍攝而置他人生命於極大的風險中嗎？英國獨立報為此作了民調：你認為BBC和John Sweeney的行動是合理的風險嗎？將近八成的讀者投下完全同意票。

這些讀者不是一派天真，Sweeney冒險不成，將會拖累倫敦經濟學院訪問團的學生，下場是監禁與巨額罰鍰。看來這位曾採訪阿爾及利亞、科索沃、車臣，報導有關屠殺、內戰與人權而榮獲許多獎項的Sweeney，有出生入死的勇氣，也有智慧─至少是小心翼翼、巧妙偽裝的智慧。

蘋果日報記者群才剛從總統府賞月回來，隨即做了《記者臥底訪北韓害名校團陷危》報導，不爭氣的，通常也不長進，不信，蘋果日報可以做個民調試試：你認為媒體應該被摸頭請吃飯嗎？答案是只有13%，甚至低於13%認為理所當然。

優秀的記者與政客恰好是二極，前者以自己的生命為大眾揭露真相，後者以威脅恐嚇他人生命或金錢來掩飾真相。台灣已經不乏政客，但實在缺乏優秀的記者。然而奇怪的是，北韓控制媒體，台灣收編媒體，奇怪的也就不奇怪。

2013年4月14日星期日

台灣需要一場新的史學運動

陳君愷 2013/04/14

六十六年前的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委會廣納民意，向行政長官陳儀提交三十二條政治改革要求；然而，當局卻於翌日出刊的報紙上栽贓，在原有的條文前，增加了十條條文，做為武力鎮壓的口實。

六年前，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竟然以"考證"為名，將責任推給受難者，而讓這個被隱沒的真相，更加墜入五里霧中。

威權統治者原本即依靠欺騙統治國家。而造謠、抹黑、栽贓如此容易，澄清真相卻如此困難！要證明他們"栽贓'，既吃力又不討好；那麼，做人何必要誠實正直？偷搶拐騙豈不更佳？這難道不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嗎？

只可惜，台灣社會素來瞧不起"讀歷史的"；許多人總認為歷史學者無法賺大錢，且不過是說說故事而已。

然而，令人納悶的是：這麼視錢如命的台灣人，花費稅金，平白供養研究品質如此低劣的"院士"，竟能毫不在意？

況且，史學研究從來就不只是說說故事而已。為澄清真相，史家除了要尋找證據外，還要立足於科學的方法。

問題是：直到今天，威權殘渣的中央研究院學閥及其附從，還在繼續扭曲事實；並且，透過國科會等權力機構，操控期刊與學者的評鑑，迫使許多學者成為論文生產線上的奴工，量產一些迎合其意旨、但卻無關痛癢的研究。

如此一來，還有多少歷史學者，會去關心歷史真相呢？

更何況，歷史的意義，並不止於此。

如果不重視歷史，從外國引進的社會科學理論，根本就不算「移植」，而叫"插花"；至於民法裡所謂"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也終將成為具文！

因此，如果你痛恨無恥政客、恐龍法官、敗德學者；那麼，史學為追求真相所培養的能力，正是讓我們看穿虛假、掙脫束縛、追尋自由的不二法門。

台灣，需要開展一場新的史學運動！

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中國人想做什麼樣的夢？

by 老愚 20130412

在安陽官員策劃的恭迎女航天員劉洋回鄉掃墓事件中，76歲高齡的安陽市作協主席崔復生因3156字長詩一夜間紅遍中國。

洋洋

你笑對著父母

笑對著國旗

笑對著山河蒼穹

笑對著宇宙世界

心潮澎湃

是無聲地高喊

「我要上天了」。

這首所謂的「長詩」，其實是分行的胡言亂語，繼承了毛澤東時代文化大躍進的遺風，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所有特質：幼稚，生硬，荒誕的豪氣。

一句「我要上天了」，令這首裹腳布一般的東西產生了奇妙的戲謔效果，讀出了其中的意味，讀者紛紛中彈倒下。在一個喪失激情的年代，煽情的句子僅僅具有自我嘲諷的作用。偽造激情的奉命之作，呈現的是一個精神病人般的抽搐。可以斷定，作者乃一無情感、無修養、無文化的三無御用文人。

慶幸的是，這個體制滋生的頌歌體產品，終於走到了末路。如果再讓你聽一遍賀敬之、柯岩、郭小川之類的詩句，那絕對是一場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頌歌體衰敗的標誌性事件是2008年的羨鬼詩，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大地震後填詞一首，題曰《江城子釵頭鳳》：「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作者以勸慰的口吻，讓鬼魂感激所處的幸福時代，藉此歌頌國家和太平盛世。這是一首匪夷所思的阿諛之作，他違背了人之常情，將生命置於黨國的冰冷的祭台上，以知心大姐的腔調，摹寫其承受恩澤之樂，用詞肉麻、下作，令人產生生理性厭惡。從郭沫若的馬屁詩詞到這首喪失人性的發瘋之作，頌歌體一脈相承，數十年而未改。

自下而上，這個文化體制豢養的就是這麼一批泯滅人性的怪胎，可稱之為黨化心靈雞湯師。他們顛覆了人的認知，公然以無恥示人。

這就是一個甲子以來文化專制的後果：讓文化成為當權者的侍女和僕從，讓一批無獨立人格的碼字工成了文化的掌控者和創造者。這些專制時代的活化石，一生不能感受美和人性，無一絲內心生活，無一絲對文字的敬畏，終其一生，自覺充任僵硬意識形態的宣傳員。

我悲哀的是，自上而下的主流官媒完全淪落為宣傳機器，弱智、浮誇、虛假，正是被這個政權長期馴化而成的標準樣式。而且，級別愈低，奴性愈重。閹割與自我閹割，使其成為真正的文化和思想荒漠。到了地市級，宣傳部長索性兼任媒體總管，實現了黨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人世滄桑，官媒卻穩如泰山，他們完全成為國家機器身上卑賤的螺絲釘，順從而快樂地運轉著。

你可以鄙夷他們，但他們卻在塑化著許多中國人：他給你所有事物的標準答案，讓你自覺靠攏那種正確的話語方式，進而成為體制所需要的樂呵呵的一員。多少曾經以反抗專制話語起家的作家，最後都自覺或不自覺進入那個誘惑的體制場，成為專制制度的捍衛者。

一首向劉洋致敬的「長詩」，讓一個河南地方官員作家浮出水面。3100多字的所謂詩，是不忍卒讀的文字垃圾，思想貧乏，缺乏基本的思維邏輯能力，更無敘述能力，但這樣的垃圾竟能堂而皇之懸掛在當地網站首頁頭條，這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崔復生作為個案，正可以繪出中共的文化譜系。

這個出身流民之家的苦孩子，學趙樹理走上所謂的文學之路，處女作是歌頌毛澤東的詩歌《毛主席引來了清泉水》。依靠寫合作化農村修建水利工程的長篇《太行志》，躍升文壇新星。升任安陽作協主席，兼任安陽市下轄的林州作協主席，被譽為地方文學帶頭人和奠基人。此人自1996年擔任安陽市作協主席至退休為止。此人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對起人民》的報告文學，一個文辭不通的書名足以說明此人的文字水準。就是這樣一個作家，還在2011年出任安陽師院特聘兼職教授，他傳授給文學院大學生的是這樣的感悟：「創作是離不開時代背景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有它一定時代的映射……」「寫作是有技巧在裡面的，要練就一雙慧眼，積累素材，濃縮語言……」。

可以想見，由這樣一大批無文化的文化官僚把持的大學，不可能培養出人格獨立、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一個懼怕思想流通的社會，必將成為無文化的工具集中營。把大學改造成標準意識形態產品工廠，是這個體制最偉大的貢獻之一。由此，他們才可以做統一的「中國夢」。

自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夢」的各色活動風起雲湧，宣傳機器以強力塑造自己的擁躉。當中國夢成為政治正確的標籤，進而以是否贊同做官方欽定的「中國夢」區分敵我的時候，你不覺得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嗎？當你做夢的時候，有人把中國放在前面。在無所不至的權力槍口下做同一個「中國夢」，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但事情正在發生，而且在各路人馬的配合下，漸趨高潮。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有這麼多人真心在做中國夢，不願意加入做夢大軍的，你出局了！

舉國做這樣一個春秋大夢，是需要一大筆金錢的，但當局從來就不缺這錢。

打開4月10日的《光明日報》，頭版分別是評論「認真領會中國夢的精神實質」，「追夢人足跡」專欄開張，以及《光明專論》「堅持實幹興邦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途徑」，三篇文章佔了四分之三強。「中國夢是人民的夢」——這是他們的說法。該報12版一整版刊登「中國夢」的猩紅廣告：我勤勞我善良圓我中國夢，畫面主體是五星紅旗和長城，下面點綴了三個人物頭像，他們分別是：最美女教師、雜交水稻之父、當代雷鋒。

首善之區也在行動，他們組織了「我的夢中國夢」百姓宣講活動，有首都國企宣講團、衛生局白衣天使宣講團、西城區文化工作者宣講團、朝陽區社區宣講團。《北京青年報》4月11日的報導這樣闡釋每一個中國人的夢：17年間清運垃圾糞便15萬噸，安全行駛60萬公里，「我沒吃過早飯，午飯晚飯也常常是從食堂打好帶到車上，等卸完垃圾再吃。」記者描述的現場是這樣的：「自發而熱烈的掌聲不時響起，中途也沒有人離場」「74歲的老人為普通勞動者平凡中彰顯的偉大而感動，她很少抬起頭，手中的筆飛快舞動，記下令她感動的語句。」

中國夢製造工廠出品的此類忘憂丸，當成革命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欣賞更好，造夢工作者未必有神聖感，未必相信自己所造的夢，但他們一定要讓自己充滿激情地創作，他們試圖感染那些還願意被感動的讀者。社論，報導，宣講，投入者只是在按照指令行事，他們無需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更無須承擔失實的責任，這麼多年不就是這麼過來的嗎？一定要製造一個夢一般的氛圍，哪怕只存留片刻。他們是為這個殘酷的現實塗抹亮色，撫慰那些在苦難中呻吟的民眾。

宣傳機器搜尋一干人物，從國家英雄劉洋到運送糞便的農民工，企圖證明這些人在中國做成了夢，以此感召感動更多的中國人步入做夢行列，沿著中國道路埋頭做夢，忘卻人生的煩惱。

當局試圖借助中國夢這劑強心針，轉移國民注意力，同時阻止覺醒者探求中國真正的出路。中國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另一個說法，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這鏗鏘有力的三個造詞洩露其以不變應萬變的真實企圖。他們將沿襲革命以來的政治體制，堅決不走還政於民的憲政之路，靠反腐倡廉之類的把戲修修補補，繼續坐江山。

在這樣的架構裡，僅有生活，而不應有思想和文化的創造。緊箍咒似乎更緊了，對一個虛弱不堪的政權而言，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擰緊閥門，別讓自由溢出來。

劉洋們替中國做了一個夢，但並不是每個人的中國夢，能做得起中國夢的人，應是政府特選的夢者。

我十歲的時候，相信了「四個現代化」的中國夢，盼望時間早早翻到2000年，到了世紀末，政府連一個必要的交代也沒有。接下來是富裕夢，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來了，但全體人民卻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焦躁不安。後來又聽到了和諧夢，每一個動車車頭都刷上了「和諧號」油漆，每日面對的是噪音、罵聲以及冷酷無情的臉。我的「中國夢」做得綿長，最後全成了春夢。一個少年被夢催成了中年，身邊是叢林法則主宰的動物世界，生活中的勝利者總是那些假裝為中國做中國夢的人。在這個腐爛的時代，我不想做夢了，我只想要一個看得見的往公平正義路上走的中國。我期待一個實現憲政的中國，每個人做有尊嚴的公民——一個政府生怕伺候不周的公民，憲法賦予他無恐懼地作自己人生之夢的權利，他擁有無人盯視的精神自由的人生。

士大夫心態若不死

Tottoro 2013/04/13

去年底回台灣時，不巧碰上新莊蕭姓公務員的「勞工遊手好閒說」。

蕭小姐 Call-In 到公視《有話好說》的發言，實在很經典；一方面把考試院長關中所謂「公務員絕對不等於一般人民」以及「國家欠公務員，不是公務員欠國家」的精神發揚光大，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台灣社會的縮影，也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和社會價值觀。

聽到蕭小姐激動的表示「用腦力賺錢比較高，用體力賺錢收入當然比較少」的這番話，當下有很深的感觸︰原來，馬英九先生的「自我感覺良好症候群」不僅具有高度傳染性，而且重點是腦袋瓜裡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可悲了，然而不論是蕭姓公務員、關院長、還是大小馬英九們，是什麼樣的價值觀竟允許他們脫口而出如此歧視性的語言？而更嚴重的癥結，還是台灣社會對此似乎見怪不怪，甚至間接默許或鼓勵這類的言行舉止。不是如此嗎？把原住民「當人看」的馬先生，兩度被六、七百多萬的台灣人民送進總統府，而所謂「人民公僕」的蕭小姐和其他習慣性失言的公職人員，也繼續領取納稅人繳交的薪水，毫髮未損。

除了驚嘆這種荒誕無稽的社會階級化，蕭小姐的說辭再度證明了多年前我曾對老公說過的話，自小就被送去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

老公的家庭有台日兩支。台灣家族中，除了叔叔是牙醫，所有姑姑們都嫁了醫生；而老公同輩的一代，也都奉父母之命在聯考志願表上填寫了醫學院，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個也不少。所以某天當日本舅舅隨口問還是小學生的老公，長大後要做什麼的時候，他很自然的回話說︰「當然是做醫生啦！」聽到「當然」兩字，眉頭糾結的舅舅繼續追問為什麼？結果搞不清楚狀況的老公竟然說︰「因為醫生比較偉大。」這下子，動怒的舅舅拖著他到日本阿媽家的古董落地擺鐘前，打開長長的櫃門，指著大大小小錯綜複雜的齒輪說︰「你覺得哪一顆齒輪最偉大？」盯著啞口無言的他，舅舅又說︰「按照你的想法，最小的齒輪當然最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拆掉？看看鐘擺還會不會繼續動？」

還好老公不是笨蛋，看著大小不一但合作無間的齒輪們，他搖搖頭說︰「全部都很重要，一個也不能少。」舅舅又說︰「你千萬不要忘記，職業沒有貴賤之分。更何況，如果一個社會裡面全部都是農夫，沒有人會餓死；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當醫生，我看你要怎麼活下去？」

第一次聽到老公回憶這件往事時，看得出來他除了感謝日本舅舅的當頭棒喝之外，老公的表情也帶著些許的慚愧之色。光是這一點，很小就離開台灣家人去了日本的老公真是好狗運。更有意思的是，大學畢業後在日本建築公司擔任結構工程師時，又是這一位舅舅對老公的工作嗤之以鼻︰「拜託！那種做辦公室的工作啊！沒有流汗的頭路怎麼算是正當的工作？！」

坦白說，在這一方面日本人真是睿智，至少他們知道一個社會不能只靠所謂的白領階級。當年他們心儀中華文化，在七到九世紀之間派出無數使者到中國。兩百多年之間共有十幾批「遣唐使」和學者去「取經」，他們帶回了唐朝的制度、文化、和藝術。然而，日本雖然是亞洲最早開始仿行中國科舉制，但也是實行此制度時間最短的國家。

中國科舉制的立意確實有其優點；它不問出身，不須舉薦，以考試成績為準，有公開平等的競爭。然而，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卻也在社會產生了對「士大夫」階層的迷思。想想看，中國歷史上有太多例子是一輩子抱著所謂的「聖賢書」，從年輕背到白髮蒼蒼，數十年如一日終於考上個秀才或進士。難道這樣子的人生，真的會比生產糧食的農夫和築路的勞工要有意義嗎？講白一點，那些頭腦僵化的「書蟲」，他們對週遭的人或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然而，21世紀的今天，台灣社會獨尊「士大夫」的心態不減，反而已達病態的程度。

姑且不談國家的資源分配長年不公，我們的社會也充滿了歧視的態度和語言。如同考試院長關中最近在考試院會的談話，他把少子化的國安問題扯進來，強調公務人員生活較穩定，應多生小孩，所以建議把公務人員目前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改為「留職留薪」。關中沒有考慮到的是，所有公務人員的薪資是其他台灣人民繳納的辛苦錢；這些不是你政府的錢，更不是隨你的喜好而分派的「恩德」。一個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的職位，就這樣子變成不公平的金飯碗。關中並強調，「留職留薪」是效法英國，但他避而不談的是英國公務員的退休替代率是31%，根本無法和上限為80%的台灣公務員的退休金替代率相比。

另一起更可恥的例子，則是日前台灣高等法院對於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的刑事補償的判定。法官不僅沒有對這三人「遭受刑求被迫認罪」的檢調犯法行為而道歉，反而以「你沒做，幹嘛要說有做？」來質疑已經被判無罪定讞的三位。更不可思議的是，法院竟然還表示，「三人學歷僅有國、高中，職業是做工，怎麼能跟博士被冤一天相提並論」，作為其壓低補償金的理由。所以按台灣高等法院的理論，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七條應該廢除；「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比較起蘇案三人所受的待遇，今年三月初才剛在美國結束的一個案例就有很不一樣的發展。

這一位Stephen Slevin先生被新墨西哥州的一個監獄輕忽和虐待。現年59歲的Slevin，在2005年8月入監時是一個身體健康的成年人，等到2007年6月，在單獨禁閉22個月之後，他已經滿臉長長的鬍鬚，身上有褥瘡，牙齒脫落，身形瘦弱。後來Slevin控告監獄對他不人道的處置，結果訴訟的陪審團判定Slevin應獲2千2百萬美金，也就是一個月一百萬美金的賠償（不是補償）。最後的結論是這個郡監獄同意不再上訴，以交換較低的金額，所以Slevin先生將獲得1千5百20萬美金的賠償金（折合新台幣4.55億）。

這裡要附帶一提的是，Stephen Slevin先生當年入獄的原因是酒後駕車；結果執法者沒有按正常的程序進行，造成他近兩年的冤獄。在判決的過程中，法官可沒有說「你幹嘛酒後駕車？」，更沒有教訓Slevin說「錢是放入自己口袋還是全數捐出？」。Slevin的辯護律師事後對媒體表示︰「這項協議雖然聽起來金額很高，但它並不能換回他們從Slevin先生奪走的一切。然而，如果這可以防止別人在將來受到跟他一樣的苦難，那麼這一場戰鬥就是值得的。」

反觀台灣的這三位青年：11年的監禁，長達21年的官司纏身，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生存和死刑間徘徊，結果每一位獲得的只有500萬的補償（非賠償）。而且即便是無罪之身了，這些恬不知恥的法官還敢在他們傷口上撒鹽。台灣怎麼會是這樣野蠻的社會？我們怎麼還有資格號稱是「民主法治和人權」的國家？

「職業不分貴賤」如果只是一句口號，獨尊「士大夫」的心態若不死，台灣不論有再高的GDP，有再好的經濟發展，我們的國家永遠都只是二流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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