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製造的陷阱

作者:何清漣



對於希望進軍中國的外國媒體來說，有消息被中國媒體廣為轉載並引起讀者討論，定會感到高興。德國之聲介紹紀錄片Losers and Winners的新聞「失敗者和勝利者」（2006年11月13日），經新華社旗下的《環球時報》率先轉載並通過新華網在中國廣為流傳，並引起諸多網客討 論。但德國之聲如果看到這篇報導經過修改標題，刪節關鍵內容之後，已變身為中國媒體借德國之聲之口宣傳中國工人艱苦奮鬥精神的新聞，並引發部分網客民族驕 傲感後，一定感覺錯愕。

德國之聲這篇新聞標題與片名「失敗者和勝利者」相同；而《環球時報 》則將標題改為「德國之聲：中國工人的幹勁讓德國人震撼」，「妙剪回春」地將一篇比較兩國工人各自深陷於其中的困境變成了德國人讚揚中國工人的題目，中國勞工在權利方面的「失敗者」形象一掃而光。

德國之聲的報導共計2,080字左右，《環球時報》的轉載計1,100字左右。除了對情況描述略有刪節之外，還刪掉了以下三段話：

第一段是：「相比於工人的清貧，負責這個項目的兗礦黨委書記莫立崎（音）卻是期望能早早地開上『大奔』。對於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議，這名負責人認 為：『德國人就是不敢承擔責任，稍微出點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話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哪有兗鋼的今天？我們 在地下 800米礦井工作的工人，頭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響，那能沒有一點危險嗎？要是按照德國人的做法，那就別幹了。』」

──這段話之所以被刪，是因為中國早就「榮膺」「世界煤礦死亡率最高之國」。所以中國人現在也懂得要清除帶血的GDP。莫書記的話放在毛澤東時代，絕對可以與「王鐵人語錄」媲美，但今天這觀念卻會引起國內有頭腦的讀者反感。

其次是刪掉了「這名貌似嚴肅的黨委書記講話充滿了幽默，面對鏡頭的直白講述，經常引發滿場德國觀眾的大笑：『我們來到德國，覺得很多東西需要學 習，首先是德國人好綠化，為了愛護植被甚至繞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還很愛護小動物……如果中國工地上有這麼多野鴿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還 能來德國，我希望能將德國空中客車的生產基地都搬到中國去。』」

──這段話被刪，與《環球時報》製作的標題有關，既然只需要突出德國人的震憾，也就沒必要讓莫書記表達德國也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第三段話被刪，則完全改變了德國之聲那篇報導的主旨。原報導開頭有一段為「新聞眼」的話：「在這場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誰是『失敗 者』，誰是 『勝利者』？德國導演弗蘭克和呂肯的記錄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這真實的一幕。」這段話《環球時報》亦予以保留，但在倒數第二段最要緊之處，《環球時報》卻做了手腳，且看德國之聲報導的原文：

「那麼究竟誰是勝利者，誰是是失敗者呢？導演呂肯並沒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這必須由觀眾自己決定。站在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德國和中國工人都 是失敗者：中國工人拚命的工作，卻看不到一點美好的前途；德國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關閉了祖輩相傳的礦井，心靈的苦悶難以表述。受益的當然是他們的僱 主，成為了更高層面的康采恩，至於更多的內涵，需要觀眾自己去體會。』」

《環球時報》對這段話只保留了前面四句話，從「站在我個人的角度來看」開始，所有的話全部刪去。全篇文章亦以德國之聲原文結尾「影片最後一幕只是 一段字： 2006年，兗鋼從德國引進的兩座7.63米焦爐，第一次投料產出50噸冶金焦炭，標誌著中國成功吸收了德國技術，中國的煉焦技術由此一步跨越了20 年。」

一篇對比中德勞動力處境的紀錄片，經過中國編輯「高明」的剪接，竟然成了中國工人遠渡重洋到歐洲展示吃苦耐勞精神並讓老外們感動至深的片子，同時還借外媒的口表達了中國只要憑著艱苦奮鬥，就能迅速超越發達國家──能不佩服中共政府宣傳文化的高深博大嗎？

中國媒體製造的陷阱當然不止這一處，有關台灣、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及領導人訪問他國時的報導，只要留心，總能在關鍵處找出許多與外媒報導的事實不同之處。



－－原載：《華夏電子報》，2007-04月-12
http://www.danke4china.net/szpl/102.htm

中國比日本差在哪裡?

未知來源轉貼 :


　　先給同學們講一個故事。19世紀中葉，有個美國人叫佩裡，他率領四艘蒸汽鐵甲艦侵略了一個東方國家，迫使這個國家開放通商口岸，簽定了不平等的《安政 條約》，美國在這個國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和治外法權。從此，這個國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強接踵而至，也強迫日本簽定了類似的不平等條約。
　　
　　故事到這裡並不奇怪，無非是另一場鴉片戰爭的翻版，但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國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敵人，反而為他的敵人樹碑立傳。這個國家在當年和 美國簽定不平等條約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裡公園。當年由佩裡率領的黑船登陸的地點，豎立了一座佩裡登陸紀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 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 在佩裡公園裡，每年都有由民間組織的開國紀念活動，人稱「黑船祭」。在紀念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態出現。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已經明白這個國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後，日本和中國所做出的反應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丟人到家了，別人欺負了你，你還要感謝人家。用中國話來說，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難道侵略有功嗎？
　　
　　19世紀中葉，我們中國也遭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我們也有紀念，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我們修建了「鴉片戰爭博物 館」，陳列了一批抗英時用過的大炮、炮子、火藥缸、大刀、長矛及當年繳獲英軍的洋槍、洋炮等。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紀念的是自己的「英勇鬥爭」，通過牢記 敵人犯下的滔天罪惡達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面對挑戰，中日兩國的區別在於，中國式紀念活動是進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紀念活動則體現為理性反省。
　　
　　於是，中國在排外和羨慕外國的矛盾心情中掙紮了一個多世紀，至今步履蹣跚；而日本義無返顧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懷抱，迅速崛起為亞洲第一強國。 說到這裡，可能有些同學坐不住了，難道我們就不要民族氣節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喪失了民族氣節，這個國家都不可能強盛。民 族氣節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驅動力。不過，我們不能狹隘的理解民族氣節。我認為，應該抗爭的時候堅決抗爭，這是民族氣節的強烈 體現，而應當妥協的時候妥協，不等於沒有民族氣節，這是一種著眼於國家長遠利益考慮的愛國體現。在對外關係上，不分場合的一味強硬，我認為不是氣節的表 現，而是愚蠢的表現。
　　
　　事實上，民族氣節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中國人的氣節往往體現在表面上，以自我褒揚和堅決排外為特點，而日本人的氣節在骨子裡，以自我反省和虛心 向敵人學習為特點。同樣在遭受了侵略後，中國人不是去想怎樣才能像別人一樣發達，而是忙於譴責敵人，把敵人妖魔化，稱他們為「洋鬼子「，這個稱呼意味著， 我們雖然在戰場上輸了，但我們在精神上贏了，相當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
　　
　　說到這裡，我要給同學們一個建議，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來稱呼別人，要好好說話。那種蔑稱，不但不能提升我們的形象，反而顯 得我們虛驕，更讓人瞧不起。如果我們實實在在的戰勝了別人，那時，你再使用這個稱呼也不遲。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們真的比別人強大了，也許也就不會再用這樣 的蔑稱了，因為強者會變得大度寬容。虛驕和虛心，兩個詞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現出的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國民心態。前者是弱者心態，後者是強者心態。中國和日 本的差距首先體現在了國民心態上。
　　
　　
　　吉田茂執政時期的日本幾乎被迫接受了佔領軍頒布一切法令，包括憲法。現在日本憲法，還是當年邁克阿瑟制定的。尤其過分的是吉田茂簽署了《日美 安保協議》，協議第六條賦予了美國在日本永久的駐軍權。這個協議一簽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批評者們說，它會把日本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的殖民地。 吉田茂是怎麼回答這個指責的呢？他公開聲稱日本變成了殖民地對日本發展有好處，他說："正像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更強大一樣，如果日本變成美國 的殖民地，最後也會變得比美國強大"（高曾傑主編，《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頁。）在1960年重新 修訂這項政策時爆發的騷亂，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這一條約儘管受到批評，但現在日本人認為，這個協議使日本走上了非軍事化道路，於是它的 各種資源主要用在了經濟和科技上，這對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發揮了巨大作用。
　　
　　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吉田茂是典型的賣國賊。他的賣國行為還有很多，比如，他跟佔領軍司令官邁克阿瑟打得火熱，完全成了美軍的傀儡，用尼克松 的話來說就是，「麥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 由於，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國，以至於當1951年邁克阿瑟離開日本時，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國廣播講話中這樣稱讚一個佔領他們國家領土的人，「麥克阿瑟 將軍為我國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國全體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愛戴。在他離開我們國家之際，沒有任何言辭足以表達我們國家對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們國家從投降後的混亂 和疲憊中拯救了出來；正是他，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種子。」（《領袖們》尼克松）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發生處於被佔領狀態，我國人民的反應會是什麼？無非有以下可能：愛國者們陷入到長期的仇恨當中，持續抵抗，他們無法獲 得勝利，因為他們無法清醒的認識敵人的長處，更不可能以學生的心態，以敵為師；大多數想過太平日子的一般民眾則可能成為沒有思想的順民；還有一部分人出於 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和敵人合作，從而獲得個人的榮華富貴，成為不折不扣的漢奸。很少人會臥薪嘗膽、虛心向敵人學習，以便最終一雪國恥。
　　
　　如果我們再瞭解一下，日本以學生對待老師的態度對待美國的心理背景，相信我們會更加震撼。整個二戰，日軍死亡212萬人左右，其中死於中國戰 場50萬左右（其中有部分是蘇軍進攻東北時的結果），這意味著日軍死亡人數將近75%是美軍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萬，幾乎全是死於美軍轟炸。照理來 說，日本人應該十分仇恨美國人，所以，當時很多人預料，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將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軍更加激烈，尤其考慮到戰爭末期，日 本「神風特攻隊」的出現，這種可能性會很大。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日本人沒有抵抗，沒有打游擊戰。當邁克阿瑟進入東京時，只帶了幾個隨從，並且沒帶武器，而當時，東京還有20多萬日軍全副 武裝，不過，沒有一個人向「侵略者」打冷槍。願賭服輸，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態，他們把內心的憤懣轉化成了日後重新建設國家的動力和向對手學習的渴望，所以 在吉田茂執政的短短七年時間，日本重新以經濟大國的形象站立起來，在經濟上超過了戰勝國英國和法國。後來再沒有人說吉田茂賣國，從1957年到1972 年，他的繼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繼續執行了他的政策，以至於人們把後來的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學校」畢業的人。
　　
　　一個「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突然變為與佔領者密切合作改革內政的國家，除了日本，全世界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極端的國家。或 許正是具備了如此迅速轉彎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夠戰後迅速崛起。這種轉彎的能力，多次幫助日本抓住了發展機遇，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這樣 的總結：「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遭到慘敗，可是整體看來，日本還是在國際政治的變幻莫測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這是日本人聰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時期的 政治領導者都具有卓越的『機智』。它應該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遠不可以放棄這種『機智』」。
　　
　　坦率地說，我們缺乏這樣的「聰明」「機智」。這種「聰明「和」「機智」，在我們看來，幾乎就是漢奸和賣國賊的同義詞，但在武士道的信條中，吉 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譴責，而且應該褒揚。武士道的信條是「智」「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當年德川家康身處於兩大強敵——織田信長和武田信玄 的夾縫當中，全靠一個「忍」字活下來，並最終統一了日本，所以，吉田茂附強的行為能夠得到日本國民的理解。本來日本就有類似的傳統。
　　
　　這種「機智」是怎樣形成的？除了日本固有的善於學習的傳統以外，還跟日本領導層世界意識直接相關。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領導層的眼光只有一個 方向，向外看，向西方國家看齊。只要看準了世界大勢，他們根本不考慮本國的「國情」，絕不遷就「國情」，即使引發內戰也在所不惜，為此，爆發了與守舊勢力 的內戰，這就是1871年的西南戰爭，結果改革派獲勝。事實上，改革的堅定不僅是一個意志力的問題，更是一個智慧問題，這種堅定源於日本人對世界的瞭解比 中國人更深刻和清晰。以吉田茂為例，他每天必讀的報紙不是日本的報紙，而是《紐約時報》和倫敦的《泰晤士報》，並且把他認為官員們應該閱讀的文章和段落作 上標記，送到各部門去。至於本國的媒體，吉田茂則很少接觸。由於對世界大勢的判斷準確清晰，當然，日本轉彎比其他國家快得多。
　　
　　我們不妨以日本為鏡子，看看今天伊拉克的反美鬥爭，我相信我們會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夠象日本人那樣，迅速掉頭向美國學習，伊拉克會是 怎樣的前景呢？個人覺得，前景應該比目前狀況樂觀得多。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軍的佔領而是現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衛的不是民族的 尊嚴而是落後的價值，抵抗時間越長，重建伊拉克工作的進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謂抵抗鬥爭，其實就是延長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聽到這裡可能很多同學又會產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難道錯了？我想，世界是複雜的，任何問題一旦絕對化都可能發生與我們初衷想反的結果。也 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把同處於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個對比，我們是否能說經常使用人肉炸彈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嚴？把曾經都被西 方列強侵略的中國和日本再做一個對比，我們是否能說，中國不與西方合作的態度比日本與西方合作的態度更能夠給人民帶來福祉？這兩個問題，我們恐怕都無法做 肯定答覆。
　　
　　在認識世界時，我們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公理統治著我們的大腦，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讚揚高尚，讚揚敵人可恥； 被迫接受敵人的條約可恥，不管這個條約是否對自己有利，都必須廢除等等，這些看起來大義凜然的公理，固然，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情緒，但同時也讓中國人迷失 在愛國情緒當中。自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的時間，中國人在如何對待西方列強的看法上一直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基本上延續著與西方的對立多於同一，情緒大於 理性的思維傳統，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們有小聰明，但缺乏大智慧；我們有爭一時之氣的慷慨，但沒有較一世之長短的氣魄。前幾年，《人民日 報》發表的馬立誠關於對日新思維的觀點遭到了普遍的批評就很說明問題。今天我這個講座還不能為大多數同學接受，也是一個證明。
　　
　　其實，之所以我們不如日本人虛心，除了智慧的原因外，還源於我們內心不夠誠實，無法做到魯迅所說的「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於 是，用瞞和騙來迴避我們自身的弱點。當被侵略時，我們就渲染敵人的殘暴，而迴避為什麼遭侵略的原因；當我們不得不承認落後時，我們就發揚一分為二的辨證風 格，承認看得見的落後——物質落後，而不承認看不見的落後——精神落後；即使當我們必須承認物質落後時，我們也把原因主要歸結於西方的侵略這樣一個外部因 素，今天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仍然堅持這個觀點；當我們取得一分進步時，我們就用十分的熱情來讚揚，而當我們面臨十分的危機時，我們卻往往用一分的注意來 淡化；當有人批評我們發展的還不夠快時，我們就用印度和非洲國家來作參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絕與強國對比。
　　
　　日本人則與我們相反，他們總是拿最先進的國家來與自己比。當他們在明治維新還剛剛起步時，他們的目標就是「脫亞入歐」，意思是不與亞洲國家為 伍；當他們已經發展成了經濟上的超級大國時，他們還在渲染危機，總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總裁盛田昭夫說：「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 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產生一種緊迫感。他們情願以歐美各國的學生自居，堅持交學費，學習經營手法，吸引新技 術。」
　　
　　所以，儘管現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經超過美國，達到了4萬美圓，但日本上下卻充斥著危機意識。前不久他們重拍了一部喚起危機意識的電影《日本沉 沒》，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而我們人均收入才不過2000美圓，我們卻自認為已經進入「盛世」，我看，有這樣的看法才是中國最大的危機。英國歷史學家湯 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進取心，被歷史淘汰出 局。我們是否會成為湯因比所說的第22種文明呢？值得每個人思考。也許，在某一天，中國人能夠誠懇地對日本說，你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要向你學習，請多關 照！這時，我們超過日本的那一天就不遠了。

支那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by 蒙娜麗莎 2007/04/23


讀大學的那一年,認識了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心理學教授，他對我說過這麼一番話：「我懷疑中國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中國人是不是一個有隱性精神病遺傳的 民族」？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地舉出了中國歷史上的數次人口滅殺，人吃人，凌遲，女人裹小腳，男人當太監的種種變態行為，以及近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支 那人對領袖崇拜陷入癲狂的場面來作為事例。那個時候，我還是個受黨國教育影響很深的年輕人，對他的看法抱著強烈的不解，也沒有仔細的考量其中的含義，認為 那不過是一個不理解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無知偏見罷了。許多年以後，特別是當我走出了國門，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觸到了在不同地方生活的，形形色色 的中國人，才漸漸的理解了這些話所包含的深刻蘊義，或許他說的沒錯，中國人真是一個有著神經病隱性遺傳的族群。


捫心自問，作為一個有支那血統的人，你是否比其他族群的人更容易生氣，發怒，敏感，更容易陷入竭斯底里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馬上撩動你心上 那根繃得緊緊的弦？我發現我自己還有我身邊的朋友，以及我所接觸過的中國人中間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這種現象。就在美國，與那些來自拉美，印度，甚至非洲的 移民相比，支那人的生活水平或許還相對的高一些。但支那人卻遠遠沒有他們活得那麼輕鬆自在。總是不斷的在給自己製造精神枷鎖，思想上的負擔很重，形形色色 的精神壓力來自家庭，工作，學業以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對物資的追求，對權力的渴望，對他人的嫉妒，一個目標下面接著下去是第二個目標，支 那人是永遠都無法得到滿足的一個群體。當然，這種精神上的焦慮只是精神病早期的輕微狀態，又由於生活在國外的正常環境下而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不過一旦受到 來自外界的強烈刺激，還是有隨時爆發危險的可能性的。多年前盧剛槍殺案和最近的女學生殺夫案就是這類精神病失控走向極端的表現。


我是在中國南方一個住有百十來號人的普通市民大院里長大的孩子，從小生活在我周圍著的支那人就無時無刻的不在上演著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 有夫妻打架打得頭破血流的，有賭博輸光家產砸鍋賣鐵的，有結婚三次離婚三次還找姘頭的蕩浪女人，也有連一個老婆也找不起成天把自己關在家裡喝悶酒的老光 棍。再大一點，就有吸毒的，嫖娼的，賣假酒的，偷東西的，當了領導開著汽車大搖大擺招搖過市衣錦還鄉的，也有鋌而走險膽大包天最後鋃鐺入獄被槍斃的。一到 傍晚，從四面八方的各個角落就會傳來打罵孩子的聲音，夫妻吵架的聲音，上門討債的聲音，噼裡啪啦打麻將的聲音，匯成一幅奇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鍋碗瓢盆交 響曲。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家庭都不是平靜的，任何一點小事，都可以立即牽動支那人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經，成為引發火藥桶爆炸導致內外戰爭的導火索。如果說 家庭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那麼在西方人看來這些心理極不健康，懷疑都患有精神疾患的中國人就組成了這麼一個千奇百怪的支那病態社會。


支那人的精神疾患是怎麼產生的呢？從歷史根源來講，從百姓層面上來看，是被歷代的統治階級當作牛馬一樣奴役，精神上長期受到凌辱虐待，思想上長期 被嚴格控制，生命財產自由得不到保障，以至心理失衡，思維意志扭曲變形而造成的必然結果。支那人崇拜皇帝，殊不知，在精神病國度裡產生的皇帝自然也是精神 病，而且是屬於精神病裡面程度最嚴重的一種。是集思想變態，殺人狂魔，性變態於一身的極端精神病變者。看到這裡，恐怕有的愛國同志要青筋暴跳了，怒髮衝冠 了。那麼我想問問他，如果皇帝不是精神病，為什麼好好的人要妻妾成群，群交亂交，為什麼動不動就殺人全家，滅人九族，對活生生的生命哪怕是無辜的老弱婦孺 都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造反的時候高喊「苟富貴，毋相忘」，一旦上台得勢，就忙著殺功臣清除異己抓反叛征美女，對權力的極度控制欲和獨佔慾望使得他們無法 信任身邊的任何一個人，只重視自己的慾望和享受。伴君如伴虎，正是對中國皇帝患上嚴重精神疾病的最好寫照。這個魔鬼法則，上至秦始皇，下至毛皇帝，上下幾 千年，無一例外。支那的史書上還常常有這樣的記載，當城池被敵人圍困出現彈盡糧絕的時候，守城的將軍就帶頭殺了自己的妻兒，分給軍士們吃，以鼓舞士氣。這 些令人髮指的赤裸裸的血腥罪惡和殘忍的變態行為，卻被支那史家拿出來大書特書，謳歌讚賞，讓後代效仿其「忠勇節義」，你說這樣的民族能不叫精神病嗎？


在這樣一個世世代代由瘋子主導的國家，只會產生一群在相互影響下變得更為瘋狂的人群。一個瘋子倒下了，另一個瘋子又站起來，週而復始，形成了一個 個惡性循環。不要忘了精神病基因是有強大的遺傳性的，父母的精神病都會毫無例外的遺傳給下一代，那些反美反日的糞青，高喊著「愛國無罪」，打砸大使館，商 店，飯館，汽車的年輕人，不就是繼承了神經病基因的這樣一群瘋子群體嗎？同理我們也不難解釋支那人為什麼一直在貧窮，落後，戰爭，癲狂的邊緣中掙扎，即使 去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收盡歧視和白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了。沒有正常人會喜歡和不能守秩序的瘋子打交道，一個瘋子占人口比例多數的民族是無法走 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的。我們不要再去指責美國日本為什麼不去解救我們那些受苦受難的支那同胞了，對於瘋子的表演，大多數正常人在閒下來的時候或許會饒有興致 的搬個板凳坐在一旁觀看，或許在高興的時候還會順著他們附和兩句。但一旦這個瘋子失去了理智，舉起屠刀想要殺人的時候，唯一的做法除了快速果斷的奪下他手 中的凶器，把他趕回瘋人院好好的關起來以外也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瘋子只有呆在瘋人院裡由瘋人院的主人管轄方不會為禍人間，美日和自由世界裡的人們對於 支那的瘋子們採取的就是這麼一種態度。治癒精神疾病沒有靈丹妙藥，看來在沒有找到醫治支那精神病患群體的方法以前，支那人還是得繼續住在瘋人院裡過非人的 生活一段時間，這不能算是一種殘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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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by mitchelsonsuper

就是神經病.

1. 奉行鴕鳥生存戰略, 不敢面對現實. 彷彿只要閉著眼睛危險就會過去, 什麼都沒有發生.
2. 崇尚阿Q精神, 瘋狂意淫, 在無盡的幻想中取得虛無縹緲的"勝利".
3. 不懂得人生的意義, 不知道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 沒有終極目標和信仰.
4. 不會生活, 更不會"享受"生活. 父母與子女之間缺少感情, 戀人夫妻之間缺少愛情......
5. 極度缺乏想像力, 沒有創新能力.
6. 甚至連獨立的人格也沒有. 無法自主思考. 沒有基本的是非觀. 人云亦云.
7. 虛榮心及其嚴重, 所以喜歡裝B, 喜歡嫉妒別人, 喜歡自吹自擂.其實也就是無可救藥的自卑, 不敢直面真實的自己. 帶的"面具"很多, 心理防禦機制太嚴密.

這不是神經病是什麼呢? 可憐的神經症患者.
要是弗洛伊德生活在支那, 肯定會為這個活靈活現的心理學實驗室歡欣鼓舞的.

正常競爭不是「惡鬥」

by 曹常青 2007/04/17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成功地進行了第二輪辯論會。幾位候選人明顯都比第一輪更自信自如，而這才僅僅是第二次，可想而知，如果多幾次這種辯論會，不僅能讓 民眾更清楚地了解每一位候選人的施政理念，也能促使候選人的進步和成熟。這又是一次值得高度評價的辯論會，它起碼再次使國民黨相形見絀。

但是，對民進黨內的政見辯論和正在順利進行的初選，泛藍媒體卻不斷熱嘲冷諷，什麼「四天王內訌」、「惡語相向」、「政治惡鬥」、「人身攻擊」等等， 把民進黨內正常的政治競爭誇張成「惡鬥」。當然，這?埵酗@點是可以理解的，面對國民黨內「喬」來「喬」去，喬不出個名堂的尷尬，看著對手陣營合情合理， 順應民主政治操作的現狀，難免酸溜溜的。但令人遺憾的是，民進黨內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習慣這種競爭，也緊張兮兮地呼籲要團結，不要再繼續「鬥」下去了。

事實上，迄今為止民進黨的幾位候選人之間沒有任何人進行人身攻擊，他們相互批評的都是政策路線，或者行政操作，完全在正常的政治競爭範圍內。之所以 有這些大驚小怪，其中一個原因是，臺灣今天雖然是民主國家了，但邁出獨裁專制緊箍咒的時間還太短，尤其是仍深受中華文化的薰染，剛遇到一點衝突就大叫大 嚷，什麼「槍林彈雨」、「火線交鋒」，好像亂到了多可怕的程度，好像廝殺到沒法共生的地步。這實在是太誇張了。

中華文化比世界上哪個文化都更強調和睦和諧，但懂中文的人都清楚，世界上哪個群體的人都沒有華人最會奸詐狡猾地惡鬥，無論是商場還是政壇。獨裁政治 最強調安定團結（這是中共喊了幾十年口號），但誰都知道，那種「安定」的下面有多少殘忍的廝殺，那種「團結」的背後有多少陰險的迫害。

西方文化不排斥衝突，強調在正常競爭中達到公平合理，而只有衝突和競爭才能促使社會進步。其結果是，不排斥衝突的西方社會遠比中華文化下的社會更文明，更和諧；不高喊安定團結的西方政治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典範。

常以中華文化而驕傲的統派媒體，不去批評國民黨對馬英九的量身打造，反而譏諷民進黨的正常黨內初選和競爭，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在作怪，也是對國民 黨的不負責任。他們不去呼籲和促使國民黨走向健康的黨內初選，黨內競爭，而是對黨內任何不同聲音（例如王金平關於少數菁英的講話）進行圍剿。統派媒體對只 有一個被起訴的人報名參選總統的政黨一味姑息，其實是在害死國民黨。他們只有矯正心態，不再一味敵視民進黨，同時促使國民黨在民主的方向競爭，才可能在台 灣政壇有一條活路。

創造富豪與消滅貧窮

by 彭百顯 2007/3/22

近日，美國財經雜誌富比士（Forbes）最新公布 2007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共有946位富豪入列，微軟巨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13度蟬聯世界首富寶座，資產淨值560億美元，而台灣也有8位富豪上榜。台灣人晉身世界富豪排行榜，顯示企業家卓越的經營表現與台灣經濟發 展成果，值得國人驕傲。但台灣在創造許多位億萬富豪同時，貧窮問題卻仍是社會的隱憂。

根據2006年底聯合國《世界家庭財富分配》調查報告，全球最富裕的2％人口（每個人的資產都超過50萬美元），掌握了全球50％以上的財富；而最 富有的10％，占有全球85％的資產；而相對貧困的50％人口，則只有1％的財富，這說明全球貧富不均的情況十分嚴重。在全球最富有的2％人口中，有 37％來自美國，27％來自日本。顯示全球財富高度集中。

長期以來，許多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認為貧富兩極化是全球發展最大阻礙，因此，改善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受到國際間高度關注。

台灣雖有多人榮登全球富豪排行榜榮耀，但也存在財富分配不均更趨擴大的現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所得統計，2005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89.46萬元，較上年增加0.4％，如果考慮消費者物價上漲2.3％的因素，則每戶實質所得比前一年減少。過去六年，台灣家庭所得總額平均每年衰退率為 0.02％，若加計物價因素，等於台灣家庭平均每年減少8,971元的實質購買力。雖然全球景氣回升到高點，但是台灣家庭的財富累積速度沒有跟著景氣回 升，近幾年每年儲蓄的金額不斷下降，主要是因實質所得不增反減。

如果將台灣戶數依所得分為五等分，台灣最上層70萬戶高所得家庭平均薪資收入，是最低層70萬戶低所得家庭平均薪資收入的50倍。過去六年來，社會 最底層的近70萬戶家庭，薪資收入係逐年遞減，從2000年的52,820元，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34,866元，平均每個月月薪不到三千元。由此可 看出，台灣社會70萬底層家庭不僅存不到錢，還得動用以往的儲蓄或舉債度日。而目前符合低收入戶家庭有8萬戶左右，人數高達20萬人。這是以政府所設定的 貧窮線從嚴從低標準計算，若將勉強獲得餬口戶數及人數納入，將更加可觀。可見政府努力並不夠。

再從所得差距倍數觀察，近十年的貧富差距也呈現擴大趨勢，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的差距倍數，從1996年的6.19逐年上升，2003年為 7.32，2004年則是7.45，窮人和有錢人的差距愈拉愈大。這雖與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有密切關係，由於傳統製造業萎縮，加上產業外移，工作機會及 升遷機會大為減少，相對的高科技產業高度發展，經濟成長新創造的國民所得增加，大都流向高科技業、金融服務業，造成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但政府的對應措施卻 束手無策。

從經濟面來看，貧富兩極化會影響民間消費及投資成長大幅趨緩，不利經濟成長。而實質所得負成長、中低收入貧窮人口愈來愈多，更將加重社會福利支出與 財政負擔。創造就業機會是改善貧窮最根本方法，更是政府責無旁貸最迫切的施政重點。政府的責任：我們期許台灣不僅要培育更多的全球億萬富豪，更要有全面消 滅貧窮的具體作為。

中美國家領導人的子女職業對照

by 聯合艦隊 2007/04/15

近期白宮後代職業一覽表

布什女兒詹娜　　　　　　　　　職業：小學教師
克林頓女兒切爾西　　　　　　　職業：學生
老布什兒子小布什　　　　　　　職業：美國總統
里根女兒帕特裡夏　　　　　　　職業：演員
卡特女兒艾米　　　　　　　　　職業：書記員
福特兒子史蒂文　　　　　　　　職業：牧馬人
尼克松女兒翠西　　　　　　　　職業：家庭主婦
約翰遜女兒琳達　　　　　　　　職業：家庭主婦
肯尼迪兒子小肯尼迪　　　　　　職業：律師
艾森豪威爾兒子約翰　　　　　　職業：歷史學家
杜魯門女兒瑪格麗特　　　　　　職業：歌唱家
羅斯福女兒安娜　　　　　　　　職業：新聞作家

近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後代職業一覽表

江綿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ZM之長子）
江綿康——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少將（江ZM 幼子）
鄧朴方——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XP之子）
鄧質方——四方集團總裁（鄧XP次子）
蔣小明——深圳賽博控股公司董事長（喬石之子）
李小琳——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李.P之女）
李小鵬——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總經理（李P之子）
朱雲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董事（朱RJ之子）
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RJ之女）
溫雲松 ——北京Unihub公司總裁（溫JB之子）
徐明——大連實德集團總裁，2003中國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溫如春，溫JB女婿） 劉湖——華潤集團常務理事、副總經理。（胡YB次子）
陳偉蘭——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陳雲小女兒）
陳元——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雲大兒子）
傅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所長（彭真之子）
榮智健——中信泰富集團主席，中國內地首富（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子）
王軍——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原國家副主席王震之子）

台灣國：

陳水扁
兒子：陳致中，學生
兒媳：學生

女兒：陳幸妤，牙醫
女婿：趙建銘，骨科醫生（台開股票內線交易案，一審判6年）

論徐宗懋2007.4.2愛我台北城的西班牙階梯

by taichung2000 2007/04/03

不經意地打開今天的中國時報，翻閱了來自中國老兵的遲到59年的家書，有點令人感傷時代悲劇的現實生活，狼又來了嗎?也翻閱了馬英九對司法迫害的決不妥協與外省總統是台灣人福氣論調，篇幅之大，台灣人的新聞也就少很多了。

翻到第A十六版，耶，台北老城與老高雄，題目很鮮明有趣，趁著大號之際(平衡一下中國時報的文字殺傷力)，拜讀了曾經擔任過中國時報記者，報導天安門被槍 打到，接任和平基金會擔任台北228紀念館副館長的徐宗懋大作。這是這星期以來，第三篇論述台北市發展的文章，是不是市府委託作品，沒有太多訊息可以判 讀，只是這篇文章的破題很直接了當，陳總統詆毀老總統及中正紀念堂改名拆牆，老總統功大於過。

拿法國與西班牙案例打蘇貞昌等反對拆牆的人(城市記憶的破壞者)，拿高雄市愛河與城市光廊成功案例(輾平老高雄記憶的殺手)，企圖證明兩者的短視與無知。 說真的，文章相當流順，很有說服力，聽聞這也是徐宗懋能夠成為宋楚瑜及馬英九文膽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的文章結構一體成形，古今中外案例引述如行雲流水，說 真的，不是三兩三的小伎倆而已。看起來很像後續還有大動作，這只是一個小序曲。

關鍵來了，徐宗懋的主要論點是中正紀念堂是偉大的廣場設計，拿公園改造精神來扯圍牆拆除，不倫不類。在他的眼中，公園是次於廣場的都市建設，中正紀念堂代 表的城市廣場記憶不容詆毀，將其改造為公園將使他喪失既有的場所精神，只是他忘記了，他自己論證的目的是維護過往社會加諸於中正紀念堂這個場所的選擇性精 神，他完全忽略台灣人正在往超越過去，迎接未來的新社會邁進，他舉出的國外案例所代表的意義在於社會演化經驗的累積，這次提出的空間改變如果可以反應當代 人的態度，這種改變未來也會很自然地融入新打造的中正紀念堂為台灣民主文化園區，造就該場所為更為人親近的空間。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徐宗懋本人及他代表 的族群似乎對民主人士想賦予中正廟新的時代意義有相當大的抗拒。

徐的迷思在於，因為現在當政者的改變企圖與他的僵化意識形態不合，所以任何的新改變代表破壞他懷舊的特權，所以應該加以抵抗。但是請他別忘了，對這個場所 精神不這麼選擇性懷舊的人，也有同樣的權力透過空間與圍牆的改造，賦予民主園區新的空間意義與場所精神(更何況這個改造的變動幅度其實很小，重點只是在於 無形圍牆的突破)，只想靠著國外的靜態空間案例(如巴黎協和廣場)來阻擋台灣本土社會打造新空間的企圖心，不但愚蠢，其實也很可惡。個人認為，作者利用看 似維護空間文化價值的美麗文字來包裝實質復辟與少數人懷舊的念頭，只會帶給中正紀念堂更負面的文化包袱吧了。把自己的懷舊快樂，建構在別人痛苦上而不自 知，這是作者的悲哀與高傲之處。


更甚者，表面讚揚高雄的成功經驗，骨子裡卻利用一個國中圍牆的鐵架與民進黨政治人物招牌來貶低高雄人建構城市美學與城市驕傲的努力，更是惡毒的文字遊戲。 老高雄長期以來在吳敦義等國民黨執政者的忽略下，早就蕩然無存。謝長廷在港口區，愛河邊及福爾摩沙大道沿途捷運站區的努力，不但尊重高雄的都市紋理，更是 切中高雄要害的特色創造，徐文不但加以扭曲忽略，僅用一個小小國中圍牆及公共空間佔用，就加以全盤否定，未免小題大作。

總結而言，類似這種統派思維的文人，心思如此細膩詭譎，令人戰慄不已，值得更多本土思想家密切注意與即時反擊。個人也將自我督促監測這種文章進入年輕學子腦袋的嚴重後果。

評 - 『新』版『大東亞共榮圈』－林濁水˙「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by 中猴 2007/04/17



『新』版『大東亞共榮圈』－林濁水˙「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一.移民根源

綜觀世界，ㄧ個移民地區，總是伴隨著ㄧ部斑斑血淚的歷史。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同樣有著ㄧ本載滿生命血汗的故事。
迄今，這本故事裡的主角－生存在台灣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都還在用生命紀錄屬於自己的希望與夢想。

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諸多問題，許多專家學者的分析都指向－
同樣來自東亞大陸現在叫作『中國』的土地，
但有時間差序先後遷來的移民所產生的『族群問題』
遠的如所謂的：「原漢問題」、「漳泉械鬥」、「閩客矛盾」˙˙˙
近的如所謂的：「本省外省」、「四大族群」、「台灣中國」˙˙˙
問題表象所呈現的是『族群差異』所產生的衝突，
然而，『為何移民』恐怕才是『族群問題』的核心。

千百年來，現在稱為『中國』的那塊土地上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
而『農民』究竟為了什麼拔根離土甘願作為『他鄉移民』？
『農民』是最依賴土地的族群，只要有口飯吃，決不輕易離開耕地，
尤其是航海工具不發達的年代，九死ㄧ生的機率下才可能跨過黑水溝
抵達這個「充滿瘴癘之氣、深林密菁、荊棘藤蘿」的蠻荒之島－台灣，
只為了得以活下去的那『ㄧ口飯』？
『中國』那塊土地千百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千古ㄧ帝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漢帝國的『獨尊儒術』，
東亞大陸上封建帝國的『上層統治武力』建構出『統治天下』的軟硬體工具－
˙硬體：可通行中央政令於多語族地域的『圖像文字』－漢文字。
˙軟體：轉化「個人道德教條」及「親族位階倫理」
衍生為『帝國社會道統』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1)『圖像文字』（漢文字）：
如同語言不通的人彼此可藉由『圖畫』來指涉事物進行溝通；
早年外來遊牧民族（也可轉化為抽取較低比率糧食的常駐保護武力階級）
對不同語言的農耕社會進行掠奪糧食即可使用『圖畫』來做命令的宣達。
『圖像文字』跨越了不同地域裡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民；
『圖像文字』不連結人類以母語來作聽覺學習的天性；
『圖像文字』非常難以學習，因此只有少部分擁有土地資源（如：地方仕紳）
及政權階層（如：諸侯家臣）的社會階級得以有錢有閒學習使用此類文字。
以歷史來佐證，『中國』ㄧ直是『文盲』比率非常高的地區，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改採『簡體字』配合『口語化』之後才獲得改善。
台灣採用『繁體漢字』，學生要花費多少年時間來『記憶習寫』各個『漢字』，
而這些『漢字詞』所表達的意義必需經由反覆強化的習寫才能連結到
自兒童時期由視覺和聽覺已經認知到的相同事物。
ㄧ位臺灣人只要大約學過英語的發音規則，看到一個英文單字，
就算不知其意，大約也能唸出這個單字的發音，
ㄧ個漢字在中國、台灣、日本、韓國有完全不同的讀音，
卻可能可以用來指涉同樣的語詞意義。
這是『圖像文字』（視覺習寫）和『表音文字』（聽覺口說）在功能上的差異－
『圖像文字』忽略語言差異性；
『表音文字』保留語言差異性。

2)『統治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將社會結構化約成家庭倫常的對應關係，
以『臣子』對應『君父』服從家父長式的核心意識形態，
來建構封建階級統治的社會差序結構。
這種『道德倫常服從』的思想經由『圖像文字』承載，
形塑在各種律令教條，更以科舉功名來強化官僚系統的服從性格，
地方仕紳（識字階層）非常容易套用此種『親族倫理』的上下位階關係，
加上掌握『解釋政令』給低階農民的『知識權力』，形成－
跨地域依恃『中央武力階級』實質管理地方事務的『統治階級』。

在本篇討論裡，不擬對『儒家思想』做延伸性討論，
相關中國文化意識形態主流的儒/釋/道三教及儒/法並存統治歷史，
可參閱『一中帝國大夢˙譚若思(Ross Terrill)˙雅言出版』
重點在－
擴大『個人道德教條與親族性倫理』為『國家社會道統』：
這種跳躍性的擴大，造成人際關係的一種斷裂，
阻斷了公民社會權利義務的建立，
將道德性倫理內造於社會法條後，帝國裡任何人民的舉措
最終刑罰都會淪入人治裁量，公民社會的基礎－『法制/平等』無從生根，
沒有法制就沒有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必要條件－人權。
爰引實例來說明：
˙陳水扁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及第1家庭相關所謂的『弊案』，
檢審兩造在起訴書及判決書裡面使用了多少主觀道德性審判來加重其刑，
對照檢調偵查馬英九市長任內貪污案起訴的內容可有任何ㄧ絲相同標準？

˙軍人是國家的絕對暴力統治機器，
民主國家的主權屬於全民所有，
民主國家必須將軍隊國家化，準此邏輯，
軍隊必須服膺人民表達自由意志的結果，
可是，2次總統大選的民主選舉結果，
敗選的中國黨不但目無法紀盤據街頭作亂，
竟然在在呼喚軍人武裝起義，
不僅如此，陳總統致力於文官擔任國防部長，
結果，軍方屢屢以『軍中倫理』或『專業傲慢』進行抵制，
什麼叫做總統違反軍隊升遷的『軍中倫理』？
因為總統(憲法規定的3軍統帥)任命1位學弟當主官
所以，所有現職的學長必須報請退休，
不然會發生領導統御的問題！
原來，發源於中國武力集團的軍事專業仍在『長幼有序』，
而且，不需尊重民主國家過半數當選的總統意志，
緬懷的永遠只是那個當年建立私兵武力的軍頭帝王家族，
荒謬的證據是在『國家責任榮譽』的軍人信條之前加上『主義領袖』
喊出『朕即國家』的法王路易16都掉了腦袋，
蔣氏父子居然還有陵寢紀念堂及『知識份子』要求台灣人尊重寬容理解為英雄。

3)『幫派行會宗教組織』：
相對於帝國裡少數的上層統治官僚階級、地方仕紳知識分子，
其餘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農民及他種行業的勞動人口，
以民間俗稱的『下九流』為例：
「戲子、婢女、婊子、乞丐、地痞、剃頭、當鋪、澡堂、木匠」
這類社會底層階級不同於農民與土地有直接結合關係，
為了生存自保的目的，常常結夥成行會、幫派等『黑社會』組織，
這類地區性的幫派組織，利用簡單的『漢字』和『宗教』做為辨認身份的工具，
往往也能跨地域跨語族發展龐大的組織團體勢力。

綜合上述，東亞大陸這個封建帝國實際上存在著三套控制系統來『統治天下』：
1)上層武力統治集團
2)地主仕紳知識分子
3)幫派會社黑道團體
套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軍頭林彪的ㄧ句話：『兩桿子』－
「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
所謂的『槍桿子』，包含上述的上層武力及下層的黑道勢力其實互為表裡，
有時是『外族』、有時是『諸侯』、更有時是由『黑道』坐大升格，
而這個『槍桿子』只能是『上層武力』的『私兵集團』，
連同近代的中國國共兩黨也是如此性格，誰的私兵強誰就當家作主子，
ㄧ旦失去對所屬『私兵集團』的掌控能力，誰就得下台落草為寇，
隨之帝國很快就陷入內亂，再由下一個最強的私兵集團成為統治者。

深入分析，最長期穩定掌控帝國的行動系統是『地方仕紳階級』，
以『傀儡戲』來形容：－
˙帝國的土地、人民、資源就像『戲偶』
˙地主仕紳就像連結操控戲偶的『控索』
˙官僚諸侯就像接續各條線繩的『線架』
˙帝王就是最終操作戲偶動作的『黑手』
只要操作的黑手（帝王）因故（飢荒、動亂）放下了傀儡戲偶，
其他的手（外族、諸侯、黑道）馬上拾起線架控索（地主仕紳），
就可以繼續操作這個戲偶（改朝換代）繼續演出。
這種控制型態是一種『超穩定結構』改變的只是『帝王朝代稱號』，
這也是所謂『以華變夷』的誘因－
控制系統（漢文字/儒教思想）始終存在，即使是外族入主天下，
只要提起『控索』，很快就可以對這個帝國的資源進行『壟斷性掠奪』。

將封建帝國的上層統治階級認定為『壟斷資源掠奪階級』，是符合歷史事實－
『專制集權』式政體統治的核心目的只是為了『鞏固統治地位』。
『專制集權』式的統治管理從來無法解決來自地域性差異的經濟民生問題，
地方諸侯所傳遞上來的資訊出於爭功諉過的因素通常並不真實，
造成中央對於各地實際民生的豐收飢荒情況，感受不完全正確。
中央唯一在意的事務是－『統治地位競爭者的存在與否』－
只要存在可能危害統治地位的對象（不管是內是外）動輒舉兵鎮壓征討，
從而導致帝國財政收支發生問題，兵禍之後跟隨而來通常就是引發飢荒，
˙引述清末學者梁啟超的統計：
「自秦始皇統一全國（B.C.221）到1920年代為止，
2141年之間中國出現160次大型內亂，動亂期間合計達896年，
換言之，中國歷史上每3年就有1年出現重大內亂」

˙另外根據台灣留日學者黃文雄先生引用『支那救荒史』記載：
「漢帝國成立後的官方史書紀錄（B.C.202~1936）總計2138年間，
天災總數達5150次，換算為每4個月出現1次，其中，
水患1037次，旱災1035次，發生頻率約2年1次」
˙黃文雄先生歸納出中國的天災人禍有3種特性：
1天災發生的空間/時間『普遍化』
2天災具有連鎖反應/惡性循環的『繼起性』
3天災發生的頻率縮短/規模變大的『累積性』
（日中戰爭˙黃文雄著˙前衛出版P99）
這種常態性的戰亂天災人禍，迫使帝國內的農民發展出竭盡性農耕行為，
每次流亡到達新居地之後，一定將原有的環境生態改變成最大可耕地，
例如：砍伐植被、與河爭地等等，這又進一步擴大了天災發生的因子，
同樣原有的知識份子以及敗亡的前朝統治集團每到一處『偏安』，
就將『漢字/儒家』的控制系統做擴散，而新朝的武力統治集團追殺敗亡的結果，
就是將『天下版圖』逐步擴張。藉由三套控制系統擴張版圖統治天下的結果，
又引入更多野心武力集團來『逐鹿中原』形成促發動亂的惡性循環因素。

上述統計還不完全包括滿清帝國下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自1912滿清新軍演變成的『軍閥割據』~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為止，
前後大約60年間發生的大型內戰、國際戰爭以及內部整肅。
表面上，滿清走下舞台是帝國結束，『現代國家』的開始，
究其後繼的2大競爭集團（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
˙帝王家改成列寧式的一黨獨裁政黨
˙國民黨的私兵叫『黨軍』共產黨的私兵叫『解放軍』其實就是『槍桿子』
˙國民黨沿襲『繁體漢字/儒家思想』，用的還是地主士紳/知識分子系統；
共產黨創造『簡體漢字/馬毛主義』，改用貧下工農/共黨幹部入主地方
˙不變的是掌控『筆桿子』：媒體和教育（圖像漢字仍然是最佳工具）。
兩黨主要差別在原有最穩定的『地主士紳/儒教思想』地方控制系統的更替，
可是這兩個列寧式專制政黨有不同於走下舞台的帝王家武力集團嗎？

在國共鬥爭的過程中，國民黨搶佔先發優勢提起『資產階級』的『控索』，
根據馬克思共產主義說法：
「資本主義體系支持中產階級主宰社會，
為了結束人類的疏離，適當尊重勞力，
必須由工人掌控整個體系：
˙必須剷除導致這種不公的市場－
˙生產工具必須收歸國有
˙必須管制物價
˙銀行必須服務無產階級
˙必須廢除財產及貨幣制度
˙展開大規模全民教育防範『中產階級所有權』的習慣復辟」
毛澤東看到馬克思理論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套『控索』，
並且因應中國的國情加上了『農民階級』獲得龐大的人力後盾成功取得了天下。
『資本地主』換成『共黨幹部』；『馬毛主義』入替『儒家思想』，
『控索』換新仍是『控索』；『傀儡戲偶』依舊還是『傀儡戲偶』，
中國革命成功推翻『帝國』之後，繼位的又是『帝國』！

釐清中國式極權武力統治集團的控制系統，才能解析太平洋戰爭結束
中國國民黨奉盟軍一號令接管台灣後所發生的『228屠殺事件』的原因。

說明個人觀點之前，先整理林濁水在該篇文章相關論述：
（二）共同體p4：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

（三）族群問題p7：
「世界上只要是移民社會百分之百就一定有族群問題」

（三）族群問題p8：
˙「在民族主義的肇建上，當時台灣人民既和中國人民沒有共同的經驗和歷史記憶，所以當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雖然台灣人民秉反日的情結，極度歡迎，但在國家統一的整合，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價值重分配，發生必然的磨擦時，非常快地就爆發了228」

（八）共同意識與互為主體p15~17：
˙「對228，馬英九說他要不斷道歉，又說228降半旗，這些都動人心弦（略）
馬英九說228是『官逼民反』（略）因為228中許多死難的人死的很不一樣，
基本上有幾個類型：1委屈冤枉2從容就義3反抗暴政戰死街頭」

˙「在蔣經國拍給他父親的密電中，可以看到不少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報告－
雖然這種人其實不多，但『卻是國民黨派兵屠殺的真正動機』」

˙「228，這樣的一個悲劇，他的定位無論是官逼、民反、英靈、冤死、
平反、和解、族群、統獨，每一個概念都有各種對立的表述，
每一種表述都可以找到排山倒海的證據，這顯示了這個事件的複雜性，
意涵的豐富性，說明了事件不是單純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一定要提升到
歷史、族群、國家建立的高度才能理解」

「當雙方進一步認識到一切他所否定，而對方肯定的事務亦皆為真實，甚至 尊重他所指控「元兇」「民反」的是對方衷心認同的英雄、烈士時，雙方才真正了解到在歷史結構前人的侷限性，但奇異的是，這時，人反而才可能達到「和解」的 偉大高度。這時對立的雙方在台灣是互為主體，而在這互為主體的寬容理解中，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林濁水大致上將228屠殺的動機定位在：
『族群衝突、少數台獨份子、經濟文化差異。』

可是，在相同主題篇幅中，林濁水又提到－
（三）族群問題p9：
「國民黨法西斯這一個階段的中產階級屬性因此在大陸是不明顯的，直到來到台灣才純化，在這一個特性純化後，他和資產階級労工、地主、甚至軍公教之外像醫師 等的中產階級都沒有社會的連帶，於是政策除了在財政條件改善之後，獨厚軍公教這一類的中產階級，成為軍公教福利國之外，『對社會各階級大體上維持一定的中立性』，國家政策在階級上的自主性很高，少受社會利益牽絆，而且也很小心，於是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方面台灣經濟高度成長，一方面所得分配依基尼係數來衡量，愈形平均－這種奇蹟，維持了一個專制但還算安全而腐化大體控制在地方層級的社會，也使得早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集中在族群上』，
『而不是階級上』，這又制約了此後民主運動的方向。」

（三）族群問題p10：
「經過民主化，戒嚴體制結束，國會全面改選之後，
原來的族群歧視性體制已經崩潰，族群的結構性矛盾已經不存在，
族群問題最嚴重的時代已經結束」

（五）竹籬、台客與土地p13：
「兩蔣安葬的糾葛，一直到政權輪替後才告一個段落，最後，安葬在台灣南港國軍公墓，由他們忠心袍澤的英魂隨侍。安葬台灣，無比動人地落實了蔣經國晚年「我也是台灣人」的深刻意涵，宣告了兩蔣和台灣土地的和解，此後，島上生者雖然仍在大中華共同體想像和台灣共同體想像之間爭執，但，往者已經許諾了竹籬與台客的和解」

（十）、921、天安門、千島湖921與矛盾轉移p21：
「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因歷史長期的隔離，在上世紀四、五0年代相遇時完全格格不入的先後兩梯次漢移民，如今經過長期共處，文化固仍是多元面貌，但以流行音 樂為例，也發展出共享而有異於中國的風貌，如今在政治面、歧視性、對立性的結構已經解消，社會面所就業職業雖略有不同，對國家機器的依賴也略有差異，但族群雖不同，卻沒有社會階級的固著。於是隨著90年代民主化，伴隨著中國對台壓力增大，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族群轉移到統獨的國家認同上面，然後又隨著台灣邁入2000年，台灣主體意識持續上昇，台獨的趨勢已成，統獨兩字在政治人物雖琅琅上口，但統獨的對立在社會面已趨緩和。2004 年總統大選時，綠營盛大的200萬人手護台灣固是台灣主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展現，藍營同樣盛大規模的「親吻土地」也同樣是台灣主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承 認－從早期的蔑視台灣到如今的承認，是極度劇烈的轉折。於是此後雙方陣營真正的矛盾又漸漸從立場上轉移到對中國的具體政策，以及雙方政權的爭奪戰上面。
在藍軍親吻土地後，如陳總統予以肯定，最有利於共同體意識的成熟，
但，綠營基本上採取的是予以否定，而以政權爭奪勝負為優先考量。」

總結來看林濁水的論點是－
土地、時間、民主將228屠殺事件的肇因都已逐步消解：
「沒有『階級問題』；『族群問題』不再嚴重；『統獨對立』已經趨緩；
尊重己方認為的『元兇』是對方的『英雄』，互為主體的『寬容理解』
中，『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這種說法不禁令我懷疑－
˙忽視『階級統治』的社會結構；
˙寬容理解『元凶』為『英雄』；
˙高度肯定追求統一專制政黨歷任的領導人；
˙用支持台獨的民調解說成『統獨對立緩和』；
以這種方式將228屠殺事件的歷史留白之後，
台灣選擇『忽視/寬容/肯定/退讓/留白』去面對這段60年來的歷史，
可以獲得『共同體意識』嗎？
出現的會是『誰的』共同體？

1944~1945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敗象已現，
即使在台灣實行『物資管制』，造成日常生活物質稀缺，
台灣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惡性通膨』。1945年末國民黨接管台灣，
隨後並作為國共內戰的後勤基地，台灣迅速爆發惡性通貨膨脹，
就以後來新舊台幣的兌換比率1：40000來算，
至少在1年之間，物價上漲了有萬倍以上，
這不正赤裸裸呈現中國武力統治集團的『掠奪本性』？
中國國民黨黨軍經過長期內外戰爭之後已經『兵匪化』，
等同於上『層武力』與『下層黑道』同時進駐台灣進行掠奪，
獨缺中層穩定長期統治的『知識筆桿子系統』，
當時日治台灣已達50年，雖有部份人士致力於教授漢文字與漢文化，
但是社會知識份子多已接受日本所傳輸的歐洲啟蒙文明及法治觀念，
這種具備現代性的社會知識份子絕對不見容於中國專制統治集團，
228查緝私煙爆發動亂，是對中國專制政權竭盡性掠奪作為的反動，
跟隨而來的『清鄉掃蕩』，系統性的鎖定台灣地方知識份子進行屠殺搜捕，
目的正如林彪所言：「鞏固政權統治的2桿子」，
以備第2套長期穩定控制系統：『筆桿子』－中國文化知識份子的進駐，
與族群的誰殺誰；誰照顧誰何干？都只是統治者視如螻蟻的傀儡賤命而已。
如果只是單純的一起官民/族群間的動亂，
1945末~1947初，接管才短短1年多的時間，何以能夠在228事件發生後，
如此精準的將分處台灣各地的知識份子意見領袖鎖定借機幾乎屠殺殆盡？
接著由所謂的通曉中台兩地語言的半山份子作響導建置中國筆桿子系統，
國民黨入主台灣之後如此；
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如此；
共產黨侵入西藏新疆如此；

每每有論者爭議228屠殺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的受難者當中，
有多少本省人或外省人，比較血統人數的多寡，藉以消弭對族群的指控，
林濁水寫到：「馬英九的道歉動人心弦」，這些廉價的道歉語詞背後，
中國專制政黨有沒有任何ㄧ點實際反省改過的動作？
要還原228屠殺事件的歷史真實面貌確有困難，
更何況當年的統治者刻意對文件紀錄捏造隱瞞，
重點不在誰被殺得多或誰被殺的少，
『屠殺』只有1種事實－
˙掌控國家暴力機器的統治者不經司法審判定讞任意殺害人民
˙代表國家暴力機器的軍警部隊以蹂躪凌遲的私刑方式處決人民
（註：228屠殺事件中軍警虐殺學生及人民的方式可延伸閱讀
李喬先生採訪目擊者與受難者的口述史編寫成故事體的歷史書
『埋冤1947埋冤˙李喬自費出版』
國際法上即使是正式交戰的兩國軍隊若不經由正式司法審判，
以此種私刑方式屠殺戰俘就是有罪，何況是對非武裝的學生和人民？）

促發228屠殺的核心因素－中國專制武力統治集團的本質
有因為時間、民主、甚至道歉而改變了嗎？
中國共產黨追殺敗亡的中國國民黨，
台灣就成了自古所屬的天下版圖，
並且理直氣壯公然對世界宣告以飛彈鎖定瞄準台獨勢力，
中國國民黨在美援時期狐假虎威放言反攻大陸統一中國，
民主選舉落敗之後轉為聯共制台以戰爭要脅台灣終極統一，
中國專制政權鞏固統治的屠殺手段真的已成歷史嗎？
不會在現代專制中國的帝國版圖裡再度重演嗎？
為何這些人民千百年來僅僅為了『一口飯』甘心離根棄土甘作他鄉移民？
就是滋長蔓生無限擴張的『中國帝性與奴性』意識形態，
讓人民沒有『一口飯』可吃，驅策壓迫著人民失根流竄，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走得出帝國的惡性輪迴宿命嗎？
（建議延伸閱讀－『當代218期p52˙商周之交和百年激變』）

˙台灣汲納了荷蘭殖民重商主義的貿易精神，
˙台灣接受了日本脫亞入歐的法制社會規範，
˙台灣吞忍了中國專制統治的文化意識形態，
˙台灣模仿了美國自由平等主義的民主體制，
台灣的共同體意識存在著歷史及地域的縱深度與複雜性，
任何人都無能以簡化的論述來說明台灣共同體的內涵意義。
自1945台灣納入中華民國體制爆發228屠殺，隨之而來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
等同於台灣複雜多元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道德專制意識形態的衝撞，
這也是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發生激烈對立衝突的根源，
一邊走向『平等多元並存』，另一邊轉回『菁英民族傳統』；
台灣主體意識不見容於中華帝國統一思想，何來『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在漫長脫離中國的血淚掙扎歷史，從對立衝突事件之中，
點點滴滴為台灣共同體意識注入源自人民的生命力量
台灣共同體意識萌生於台灣，也只專屬於台灣人民，
唯有堅持自由民主法治體制的完善－拒絕與專制中國進行任何趨統性整合，
才能容納豐富多元的台灣共同體意識繼續成長茁壯。

林濁水在（十一）政治共同體p22（十二）體制的抉擇p23~28（恕略）
引用大量國家案例及統計數據排行來推薦內閣制
許多西方國家採行內閣制的主要因素是『君主立憲』的政體先行，
保有對原先統領國家的皇室及自身歷史的一份尊重。
美國是由英國殖民地獨立建國，沒有本土皇室，
採行『民選總統/固定任期制』來作為國家象徵。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50年，
政、軍、警、教、媒體、工商團體、農會、派系、甚至黑道幫派
或明或暗都佈建了從屬於黨國意識的組織或人脈，
台灣全面民主化後，國民黨越在基層選舉越具有壓倒性優勢，
如果改採內閣制，取得過半席次的政黨黨魁是有持續壟斷執政權的可能性，
台灣民主改革的過程，人民選擇了總統制突破了中國專制政權的控制系統，
不考量台灣自身的歷史與現狀，逕行套用外國內閣制的『平均優點』，
這種民主體制的轉向，到底是替誰找到『鞏固體制』？
˙如果228屠殺、清鄉掃蕩只是肇因於『族群衝突、共獨份子』，
何以後來需要實施『禁絕母語、復興文化』？
˙如果社會問題只在『族群問題』沒有『階級問題』，
何以在『戒嚴統治、白色恐怖』的迫害對象是『不分族群』？
˙如果一黨專政體制下『族群雖不同，卻沒有社會階級的固著』，
何以出現『18％優利存款、軍教免稅、眷改條例』差別性社會福利？
˙如果政黨輪替之後『統獨的對立在社會面已趨緩和』，
何以出現『聯共制台、終極統一』的在野政黨？
中國專制政權的所有作為都只是林標那句話：『奪取政權，鞏固政權』
中國國民黨真的學會民主了嗎？
中國共產黨真的改革開放了嗎？
中國式政權真的放棄專制了嗎？
歷史上有過太多『知識菁英』站在專制權力面前，
不是在『逆言直諫、對抗專制』，而是在『寬衣獻媚』，
你說是嗎？『理論大師』！

二.認識自己

專家在建議投資前第1個會問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住在狹小的公寓大樓裡，去買動植物來繁殖配種就有點不恰當；
如果你手頭現金有限收入不高，投資房地產也同樣有些不合適；
如果你即將退休，要考慮的最好是能有定期的收益；
如果你的孩子還小，未來龐大的教育費用從何籌措；
如果˙如果˙如果˙˙˙
這些『如果』的答案就是：『我是誰？』。
也就是『認識自己』這個大哉問的問題－
「我現有的是什麼？我未來想要的是什麼？我可能遭遇到什麼？」
這個問題不只個人要問、企業要問，同樣的，政府也要問、國家更要問。

1.「認識自己」的第1個問題－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從何而來？」

將台灣放置在全球經貿網絡裡東亞經濟圈的歷史地理位置來檢視－
1945二戰結束，日本敗戰，美軍佔領訂定『和平憲法』剝奪交戰權力，
1950韓戰爆發，美日簽訂『安保條約』明載美國有保護日本的義務，
美國於佔領期間強制解散戰前的大財閥，大量經濟人才只好轉入政府工作，
韓戰結束後形成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對峙，
日本成為對抗前線的後方基地，充分利用了美國的資本、技術、市場，
自此，雖然日本放棄國防權，卻可將所有資源投入經濟發展，
1960年代，日本不但完成了國內的振興工作，
更逐步成為東亞貿易出超、技術輸出的經濟先進國。
而冷戰對抗前線的台、韓兩國同樣在美國的保護傘下，
跟隨著日本的腳步利用美援及市場逐步提升國內經濟。
日本基於戰前的工業技術根底，復加全力投入經濟活動，
日本企業的競爭能力不只趕上歐美甚至超越，
高額貿易出超以及產品升級伴隨而來的國際貿易壓力，
迫使日商不斷將末端組裝工作沿著冷戰對峙線外移到東亞各國，
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greement）取消國際間的『固定匯率制』，
放手讓長期被『高估』的美元匯價貶值，日幣升值一發不可收拾（240/1→80/1），
80年代起以製造業為中心的日本企業更加速往東亞各國外移投資，
造就了東亞高經濟成長的現象。
˙以成長的背景來看－
東亞這種以「日本生產資本財為中心、歐美為最終消費品財市場」
後端組裝加工生產的高經濟成長現象，其實是美蘇冷戰對峙的
國際政治局勢下所附帶的經濟發展現象。
˙以經濟面的角度來看－
東亞經濟發展是因日本在經濟復甦後受到強大的外壓
（巨額順差、工資提高、日圓升值）迫使企業不斷將生產工具及技術外移，
同時也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商品經濟拓展到亞洲的過程（通稱『雁陣』）
美國更為了自身的利益，要持續維持國內『高成長低通膨』的消費市場，
間接助長這些國家不斷競相投入生產，促成了區域性持續的高經濟成長率。
˙以生產的技術層級來看－
東亞各國為了快速提振本國經濟，並且可以提供大量離農從工的就業機會，
訂定各種歡迎日本（外商）企業投資的政策（租稅優惠、土地優惠、固定匯率），
而日本企業（外商）將生產事業移入時，並沒有將核心技術連帶移入，
多半只是將勞力密集的低階或次階技術部份轉入這些地區生產，
對這些國家以及投入外銷的企業來說，如何盡快『回收資本』是首要目標，
『量化、效率』成為經營考慮的重點，基礎研發及技術整合就無法兼顧。
只要能夠達到『高效率大量規格化生產』就不吝於對外購買生產設備及零件，
因此東亞的製造業在『量』方面的成長都非常驚人，
可是同時也高度依賴日本的生產設備及零件部品，
形成長期『對日逆差，對美順差』的國際貿易現象。
結果，整個東亞實質成了以日本（外商）支持的製造業組裝區域。
在此種產品鏈生產模式下，整體東亞地區都以擴大美國市場佔有率為目標，
集中在消費品市場的競爭，不斷投入產業結構相似的消費品生產製造，
以出口補貼、壓低工資等策略設法促進出口成長。

因此，在技術/生產設備來源差異不大，最終產品性質雷同的比較條件下，
『市場導向』的經濟競爭力關鍵因素就成為：
「哪個國家的薪資水準最低/優惠措施越多」越容易勝出。
從這種角度來看，中國農村剩餘人口將近10億人，
自從蘇聯解體，中國政府為了鞏固統治地位，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
大量脫農勞工可供替換長期投入這類低階組裝工業，壓低企業薪資成本，
中國自然就容易從這種『市場導向』的消費財組裝製造業爭奪戰裡勝出，
1994年中國將『人民幣』與『外匯券』合併，人民幣匯價貶值，
並且採行新興發展工業國必定實施－
緊盯出口市場貨幣（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東亞的『製造業組裝區』很快就被中國所謂的『世界工廠』所取代，
可是原先東亞各國為了吸引外資所投入的各項大型基礎建設－
道路、港口、機場；企業所增加的廠房、設備、零件，
所耗費的資本都還不及攤還，就面臨了出口銳減，毛利降低甚至虧損的
市場競爭，如果這些資本主要是來自外國（等於外債），
長期下來導致國際收支無法平衡，只好舉新債還舊債，
陷入了『短債長支』的重大財務困境，收支不平衡的問題累積到後來，
終於在1997因外資（外債）反轉撤離，由泰銖急貶引發了連鎖效應，
連動整個東亞地區各國貨幣及債務支付問題的『亞洲金融風暴』。
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對於個別國家的經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可是，就生產結構而言，並沒有產生多少改變－
仍然是以工業先進國（尤其是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為核心，
只是移轉了產地在對『市場導向』的終端消費品市場做佔有率的競逐，
這也成就了美國在戰後最長一波的『高成長低通膨』的經濟溫和擴張現象。
綜合以上，二戰後東亞經濟發展主要是奠基在國際政治局勢架構之下，
個別國家因所處的戰略地緣位置、民情的特質以及所採行的政經措施，
使得各國在全球經濟體系排序位階的佔有率與持續性有上下強弱的差異。

2.「認識自己」的第2個問題－
「台灣在這個經濟體系裡的地位與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台灣可以比喻作是：冷戰對峙線裡「既是前線的後方也是後方的前線」。
台灣當時的專制統治政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倉皇來台，
1950韓戰爆發，美國重新介入台海才鞏固統治地位，
因此，統治者有強烈的『恐懼情緒』，除國防經費長期佔國家財政很高比率之外，
在政策上不會出現太多長遠性/基礎建設的投資與規劃（『基地/跳板式建設』）
專制獨裁的統治者都會將重要的資本（美援、外資）和壟斷性事業（如：能源）
特許分派給具有『侍從性格』的企業家或由黨國集團來把持以鞏固政權，
若是沒有攀附上統治集團的關係獲得『信任』，一般人很難取得金融授信資本。
而統治階級的『恐懼』投射在人民的經營心態上就變成『焦慮』。

國民黨政權穩固在台統治地位的初期，以限制進口的『進口替代』措施
迫使外商（日商為主）來台投資（持股不得過半）設立工廠促進工業發展，
再加上日本企業（外商）是分時分段輸入各種產品切割製程後的工業，
當時的背景，資本和生產設備都屬於稀有財，政策上無暇考慮勞工權益，
每種產業中某一段加工製程企業裡的本籍人員自外商母廠模仿習得技術後，
很容易離職尋求伙伴或親友集資另設同性質的加工廠。
台灣民間多數的中小企業承襲自日本企業的分段技術，
另行設立工廠後多半仍以協力廠商的型態來配合主要產品的供應線，
並不尋求上下整合為一貫廠的最終成品替代路線或自立品牌來參與市場競爭。
1960年代前期台灣的工業產品開始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壓力，
政府改採外銷導向的獎勵出口策略，推動如：
『外貿改革』、『加速經濟發展』、『獎勵投資條例』、『加工出口區』等等方案，
配合日商因日本勞工薪資上漲將各類勞力密集型的末端組裝外銷產業輸出來台，
台灣產業的重心逐步由農產加工業、黨國企業移轉到民間加工出口工業。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台灣民間發展工業的主要型態是－
˙代工（無自有品牌）
˙中小企業/家族企業
˙垂直分段（較少上/中/下游一貫整合生產工廠）
˙大量同業競爭（衍生自同源的技術母廠）

對照美蘇冷戰對峙線另一側的韓國－
韓國在戰後也是由軍人獨裁統治的政治體制，
可是，韓國有明確的國家主體、強烈的國族意識，從日本企業學習技術後，
由國家所掌控銀行體系全力提供資本，成立少數的大型企業集團，
模仿日本整個產業的生產鏈（汽車、紡織、重工業），朝自有品牌的方向發展，
長期目標是要能夠與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相較之下，台韓雖然戰略地位相似，戰後也都是由獨裁軍人把持政權，
可是因為民情與國家意識的差異，導致台韓在經濟上逐漸發展出不同特性。

每一種新產品的開發到上市通常會經歷三個階段：
試驗生產（研發）→放大生產（先導）→量化生產（上線）
大致上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以中小企業為主，
受限於資本規模，以及基礎研究經費不足，
主要還是以能夠迅速回收資本的『量化生產』經營模式，
與日本技術來源（生產設備）企業的配合方式不是以股份合資，
就是以購買技術（know-how）或支付權利金的方式來生產製造，
也因此一直與日本企業維持高度的『從屬關係』（造成長期對日逆差）
而每一種產品在量化生產的垂直生產鏈（上/中/下游）
因導入的時序差別，在台灣被分割成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網絡來協力完成，
又因為從單一製程的技術母廠繁衍出大量二代三代的既競爭又合作的同業，
這正如同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先生所分疏的『別針案例』－
「一個工人即使再努力，一天頂多做出1枚別針，
絕對做不到20枚，如果把流程分割為18個部份，
那麼，透過分工化與專業化，平均每個人可以製造出4800枚別針」
對照台灣與日本配合的情況下，上述製造別針的『每一個動作』，
都被放大成為『一種工業』，而「一枚別針」就代表了「一種產業鏈」。
起初台灣企業非常遵循日本所指導的設備操作和技術規範，
然而眾多彼此競/合的同業不斷以類似『嚐試錯誤』的方法，
跨越日商原先在『研發→先導』中所擬定出的『標準量化製程』，
直接設定出遠超過生產設備原始設計最大產能的製造方法，
甚至反過來讓日本母廠為配合台灣擴大生產量能及效率的需求，
重新設計製作新款生產設備，也帶動了日本國內機械工具業的蓬勃發展，
使得日本非但沒有因為產業外移造成一般因為經濟轉型所伴隨的失業問題，
反而更能推升日本產業技術和經濟的主導性地位。
（彼得˙杜拉克先生所歸納指出的日本式『組合型貿易/制度型貿易』－
越是對國外積極投資，反而越是提升國內經濟成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所以，台灣受制於國內外政經情勢的『不確定性』，
在發展工業性資本的高經濟成長率時期，台灣工業明顯具有：
˙中小企業為主
優點：較能夠忍受景氣循環變化；缺點：缺乏品牌保護毛利率下降快速
˙與日本企業維持緊密關係，不尋求產業位階的取代競爭
優點：較能獲得日本企業的技術移轉；缺點：新品開發受制於技術母廠
˙產品量化的學習週期較快，折舊費用的攤提期限較短
優點：延長中下游組裝業在台灣的存續期限
缺點：新舊產品的更替週期縮短，資本及營業支出的週轉率提高
（註1：資本支出及營業費用的高週轉率雖然可以彌補毛利率下降
提升企業的累計獲利，但是，相對的風險因素/機率也增加/提高）
（註2：風險因素例如：倒帳、資金需求量大增加利息支出、舊品庫存去化、
新產品開發失敗/銷售不如預期、生產設備及原物料價格上漲速度超過毛利率）
以上幾種類似『產業長工』的特質。

台灣工業的這幾項特質的確讓許多中下游產業在台存續期限超過日本預期，
而台灣民間工業超乎日本預期的生存能力，某種程度而論也使得日本規劃－
所謂的「日/台/東協－上/中/下游」的『產業雁陣』投資計畫沒有成功，
一部份原因是台灣將『雁的尾部』擺向中國所造成的結果。
不過，這對日本而言並不算失敗，台灣瘋狂西進中國所成就的『世界工廠』，
仍然是依賴日本的技術資本財，透過台灣企業的特質移轉生產基地到中國，
除了進一步鞏固對全球化後商品貿易市場的佔有率，連帶也讓外銷導向的日本
可以進口中國所提供的低價消費品，以及大量的設備出口維持『低通膨成長』
來度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長達10年的壞帳傷害。
如果要說：「中國的崛起不能沒有台灣」，這種說法並沒有觀顧全局，
應該是說：「日本的持續不能沒有台灣」，這樣才符合東亞成長脈絡。

3.「認識自己」的第3個問題－
「台灣經濟與投資最多的中國，這兩國的現況是什麼？」

1952史達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提到『兩個平行市場』理論：
「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市場，即以盧布為結算貨幣單位的盧布市場；
與以美元為貨幣結算單位的資本主義市場，是兩條永不交會的平行線」
這句話充分揭示了『美蘇冷戰』的本質不只是政治/軍事權力的對抗，
更為根本性的因素是經濟思想/生活方式的對立。
1991/12蘇聯經改失敗宣告解體，16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
以及前東歐各共產國家陸續加入資本主義經濟市場，象徵冷戰的時代結束。
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在亞洲雖然仍有中國、北韓、越南3個共產國家，
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卻同樣營造出『冷戰結束』的表相，
一面加強與日本的『安保條約』要求日本提升戰力擴大『安保區域』；
一面開放市場推展全球化貿易，對中國、越南等國給予貿易優惠待遇。
再加上稍早的拉丁美洲及後來的印度等新興發展經濟體，
以全球商品/勞務市場的供/需來看－
90年代起突然增加了將近20餘億低工資（低購買力）的勞動人口，
製造出來大量的消費品投入市場，具備購買能力的消費市場卻增加不多，
能夠提供生產設備資本財仍然是少數工業先進國家（如：美、日、德）。
這對量化生產鏈裡從事中、下游加工組裝國家（企業）都是極為嚴苛的考驗。
所以『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不僅是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
也是影響深遠的經濟事件，迄今仍然持續衝擊著全球經濟。

相較於現在供需嚴重失衡的市場，冷戰結束前的70~80年代，
期間發生的兩次『能源危機』，使得日本擅長設計製造的
低耗能工業機具、汽車、耐久財在全球市場勝出，
東亞各國（尤其是台、韓）也憑藉著平均學歷較高卻相對低廉的勞工資源，
在各國政府的獎勵出口措施下，勤奮地投入製造業，
形成由『相對少數』的製造業國家提供『相對多數』的全球消費市場產品，
因此，供需市場大致上維持著『需大於求』或者至少『供需平衡』的情況。
這種情況或可被稱為『做得出來就賣得出去』的『大量規格化生產時代』，
援用豐田式管理的分析說法，70~80年代又可被稱為『輸送帶式經濟』。
『工業革命』正是將生產技術從工匠身上抽離，單位分割（分工）化之後，
大量規格的生產方式快速壓低製造成本才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
『輸送帶式生產』更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條件下將製造業推展到極盛時期，
所謂『輸送帶式生產』（Conveyer-System Produce）－
就是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機械輸送裝置連續傳送原物料、零件，
在運送原料、零件的輸送裝置旁，按照分割作業流程所需的間隔時間，
配置從事單一加工動作的作業人員，並且將產品單純化、零件標準化，
以便將生產效率發揮到極致可製造出大量制式產品的不間斷生產流程。
在二戰結束直到1973能源危機之前，景氣復甦需求暴增的背景條件下，
企業大量生產後節省下來的製造成本所創造出來的銷售利潤使得
『輸送帶式生產』順利佔有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生產模式的主導地位，
可是，這種以『機器為主/人力為輔』的大量生產方式有嚴重的缺點－
˙不分國界的製造業競相模仿輸送帶生產模式造成同業競爭減低產品的獲利
˙由於輸送帶都有相當長度，啟動後就要投入許多原料及資金
˙為了抵銷啟動後投入的大量費用就必須要有基本產量才會生產
˙如果產量超過需求，過剩產品成為庫存就需要多餘的倉儲設備
˙生產線過長導致產線頭尾作業時間的落差產生人力等待的浪費
˙作業流程中即使發現因為原料或機具所造成的瑕疵品也只能繼續完成作業
˙隨著經濟提升後社會結構裡中產階級的比率增加，消費市場變為多元化，
市場喜好的轉變或者完全不同原理的替代性產品問世，無法攤提舊生產線成本
豐田機械廠廠長大野耐一（1932-1990）進一步指出輸送帶產線必然伴隨發生的
『生產過剩』及跟之而來所衍生出的7大浪費－
˙生產過剩的浪費
˙搬運過程的浪費
˙庫存去化的浪費
˙加工時間的浪費
˙人員等待的浪費
˙原料零件的浪費
˙瑕疵產品的浪費
這些浪費的缺失在大量需求時代因為大量生產所獲得的大量利益而被忽略，
豐田管理階層更觀察出這種以機器為主裁撤大量人工之後的『自動化生產』有：
˙機器主導運作容易製造出大量不符品質要求的產品
˙若是原始設計有問題不容易迅速變更設計推出新品
˙為了製造新產品必須將生產線上的機器做升級更換
˙自動化機器設備需要大量人力經費時間來管理維護
以上被代稱為『只是減少人員卻沒有實效』的『省人化生產』，
原本認為只會工作不會要求加薪的『科學機器』經過實際評估計算（註1），
以『人力為主機器為輔』的『彈性化生產』產值較大獲利更高，
因此豐田公司研究出所謂『自人動化生產』的『豐田式管理』（TPS）（註2）－
˙調查市場客戶能接受的產品價格決定產品定價
˙撤除輸送帶生產以『多能工』方式生產（U型產線裡人員同時可組裝多種產品）
˙JIT（Just In Time）只製造確認有訂單的產品（由銷售決定生產的拉式系統）
˙配合JIT生產方式管理擴及協力廠商的『零件看板系統』
簡單說，豐田式管理就是『以人為主』的思維模式下所創造出來的
企業生產管理模式才能在供大於求、產品多元化的時代擊敗對手脫穎而出（註3）

（註1：1960年代景氣繁榮時期，豐田也引進大量生產的自動化設備，
原本預期機器取代工人可以節省高額成本，經過大約10年線上生產結果
只有取代人力的機器沒有故障，幾乎不製造瑕疵品，穩定運轉達10年以上
這種『以機器為主』的生產方式才能符合預期的效益，
實際上，這些昂貴的設備不但保養維護不易，還常因故障待修而沒有發揮產值，
於是在1970年前後，豐田除了留下部分重要的設備，其餘全數拆除，
重新設計『以人為主/機器為輔』的U式生產線，整個廠房也配合人員重新設計）
（註2：『豐田式管理』現在已被稱為『日本式管理』推薦延伸閱讀相關資料）
（註3豐田式管理不僅限用於製造業，也不須完全複製套用，
1990日本CANON公司參訪TOYOTA之後，
立刻撤除21萬米長的輸送帶生產線和分布全國的47座倉庫，
以及訓練現場從業人員成為多能工，現場裁減下來的人員訓練後轉任銷售，
結果CANON的銷售額和獲利都大幅成長。）

台灣在面臨90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全球經濟型態轉變的衝擊，
一方面將微利化的終端組裝加工業快速移入中國
另一面希望能夠將生產鏈位階由『量化生產』提昇到『先導生產』－
「產線放中國；研發在台灣」這種佔據製造業『中介地位』的策略不能算錯，
只是，要佔據製造業的『先導生產』必須承受來自『研發/量化』兩端的壓力：
資本資源只有一套，該各分配多少費用比率在『研發/量化』之間？
˙量化生產是政府政策與企業成長的習慣模式（維持不變是等死）
˙技術世代落後先進國家太多，創新研發的不確定性風險太高（等於找死）
於是90年代台灣全面民主化後的前後任政府先後實施－
『戒急用忍』→『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限制企業對中投資在淨值40﹪內」
並且藉由製造業轉型期內必須配套的外勞政策中抽取規費提供給經濟轉型期
製造業外移釋出的大量非自願性失業勞工轉換行業所需的職業訓練的經費，
這種因應外來經濟變局的做法沒有絕對的對錯，只能權衡得失多寡來論斷，
不過，可以肯定的，如果台灣繼續擴大投資在『大量生產』去競逐消費品市場，
百分之百是『不合時且致命性的錯誤』！

以2個簡化的模型來說明：
模型1－
消費品組裝業，由於跨入的技術門檻較低，一旦投入生產的企業相對較多，
產品銷售的毛利率就會偏低，就算每一件產品的售價（S）不變，毛利設為P
則S能夠容許的成本（C）就會有上限值→P=S－C；C不能＞S
C的成本結構裡至少有：原料（M）、設備（F）、運轉費用（E）、薪資（sa）等
在原料、生產資本財、能源費用差異不大且售價維持不變的條件下，
投入越新、越大、越多、越貴的設備從事『大量生產』搶佔市場佔有率，
只有壓縮成本裡面的『薪資項目』，企業才能夠繼續經營。
1990年起台灣所謂的『高科技電子業』蓬勃發展，可是卻在前後約10年內
陸續將生產線外移，到2005年硬體業留在台灣的產值只剩整體的個位數比率。
這表示，這些所謂的『高科技電子業』屬性仍然是
˙『量化生產鏈』的加工業，沒有主導市場售價的能力（無法提升售價S）
˙投資越多新設備、生產線自動化程度越高→外移壓力越大（F大則sa須小）
所以，當冷戰結束、中國『改革開放』全球釋出大量低價低技術勞力，
經濟發展達已開發國家程度，國民平均所得較高的台灣絕對留不住
這種『大量生產的組裝加工業』（不論這些企業有何種迷人的稱號）。
放置在各自的時代背景條件下來比對，本質上與先走一步的
成衣、雨傘、製鞋等等行業沒有太大不同。
這就像：200/100＝2/1
單看分子200vs2是完全不同的數字，配上分母後，其實都是同一種答案。
60~80年代台灣隨處可見的甘仔店（雜貨店），如今除了少數鄉間或市郊還可見，
其餘的不都轉變成多元經營的連鎖便利商店？
為何高成本（店租、裝潢、人事）的便利商店反而能取代低成本的甘仔店？
為何低成本經營的甘仔店只能存在於60~80年代（或相當水平的現代地區）？
最近有許多外移中國的台商想要回流台灣，開出種種希望政府配合的條件，
問題是，如果這些企業的生產模式（代工/大量/規格）依然如同他們外移之前，
那麼要讓這些企業能夠存續，台灣不就要營造出當時孕育他們的『時空背景』？
台灣要時光倒流回到幾零年代？90？80？或更早？又能停留多久？

模型2－
再以理想狀態下的簡化模型來討論『大量生產』（代號表示如下）
總產量為：N，不良率：k，不良品數量：k×N
單位利潤：P，單位售價：S，單位耗能/原料M，（設備＋人力）：F
得到（N－k×N）×P＝（N－k×N）×S－（N－k×N）×M－F－k×N×S…（式1）
上述的理想利潤中，只有（設備＋人力）F沒有與數量N相乘，
也就是，如果不增加設備與人員薪資且售價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
產量N越大，整體的獲利越大，重整上式兩邊同除（N－k×N）之後，
以『單位成本』來看：
P＝S－M－F/（N－k×N）－k×N×S/（N－k×N）
P＝S－M－F/（N－k×N）－k×S/（1－k）…（式2）
→N越大，F/N的數值越小，定額攤提下設備折舊期限可以越短，
假設即使不良率k不因產量增加而變大，可是，
回到式1，當產量擴充到很大，例如以供應全球的數量等級，
就算不良率k值非常小，乘上巨量化的N之後，k×N的絕對值也非常驚人，
˙假設：
售價為100，利潤為5，不良率＝1/100，
產量是1000萬單位，不良品就有10萬單位，
原應獲利為990萬×5＝4950萬
不良品損失10萬×100＝1000萬
實際獲利3950萬
原本理想化下模式的獲利數值看來不錯（3950萬），
˙接著來看：
若是眾多競爭者巨量化生產後，造成售價的下跌，
S由100→95，P由5→0
990萬單位的產品變成毫無獲利價值的生產：990萬單位×0＝0
此時不良品的損失就極為重要：10萬單位×95＝950萬
須知商品在跌價的過程中，第1個受到影響的就是獲利，
而排列在下面的各項成本結構，原料與設備的成本是很難被替代或壓縮，
剩下最容易『控制』的成本項目裡面，恐怕就是『人力薪資』。
˙這還不考慮k值是否會因為生產數量N的放大跟著提高的情況。

這些不良品即使已經在帳上提列損失，如果不設法去化，
萬一產品過季或被淘汰又會發生『倉儲與管理』成本，
或售價下跌過快，正常品銷售利潤遭受侵蝕，必須出售不良品來彌補，
因此，『大量生產』一定要伴隨著一個『次級市場』來去化不良品，
尤其是電子類消費品的產品生命周期都不長，
加上中國對進口消費品設下保護性關稅及高額加值型營業稅，
台灣這些電子組裝加工業如果繼續留在台灣擴量生產接品牌代工大單，
台灣市場根本無法消化這些不良品（主要消費能力不須需購買次級品）
送到他國的『次級市場』加計運費及稅金後不敷成本，
將『大量生產線』設置在附帶『次級市場』的區域就變成必要。

透過上述2個理想狀況下的獲利模型分析（實際情況一定更低），
可以得知－即使台灣政府提供再多、再久、再大的優惠措施，
這些電子組裝加工業如果要配合國際品牌全球行銷不斷膨脹的『代工訂單』，
無論如何一定會想盡辦法將擴大產能的新產線移往
˙低工資低勞工權益
˙生產地區內有龐大的『次級市場』的中國，
再加上語言能通，方便台灣研發人員迅速移轉標準製程讓新產品量化生產上市，
以便能跟上電子消費品的世代交替速度。
台灣的社會發展程度真的已經留不住這種『大量規格化生產』的企業了。
問題是－台灣該將寶貴的資源（人力與資本）繼續投注在中國的組裝加工業嗎？
很肯定，每一種投資都有最佳獲利狀況和時點，也一定有周期和極限，
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投資效益遞減』與『機會成本』抉擇點發生在哪種情況？

從幾項巨觀的經濟數據來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質－
˙中國近年來每年的經濟成長率（約8﹪~10﹪）可是佔全球比重不高（10﹪↓）
˙中國官方公佈的2006年進出口總額：17607億美元（以年平均匯率1：7.8087）
佔國內生產毛額GDP：人民幣20940億元的比重約在65﹪（對外依存度高）
˙進出口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
出口額9691億美元－
國有企業1913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5638億美元
其他企業2139億美元

進口額7916億美元－
國有企業2252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4726億美元
其他企業938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佔出口創匯額的51﹪（912/1775）
若加計『其他企業』則佔出口創匯額超過100﹪
國有企業多半屬於進口原物料、機械設備銷售於中國內需市場

主要貿易順差的國家合計順差2360億美元
對美國：出口2035億美元；進口592億美元（順差1443億美元）
對歐盟：出口1820億美元；進口903億美元（順差917億美元）
主要貿易逆差的國家合計逆差1358億美元
對日/韓/台：
出口916/445/207（合計1568億美元）
進口1157/898/871（合計2926億美元）
主要逆差值佔主要順差值比率約在57.5﹪（1358/2360）

˙2006年新增外匯儲備2475億美元，
累計10663億美元（2005年為8188億美元）
2006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694.7億美元
2006年貿易順差為1775億美元
通常持有高額外匯存底的國家會將外匯轉投資在外幣本國的金融市場，
如：政府長短期公債、股市、土地等獲取投資收益，
中國到2005年外匯存底8188億美元，
僅以當年度美國利率水準約5﹪計算：
8188×5﹪（借款利率）應有約410億美元的收入
新增2475－應有（410＋695＋1775）＝－405（億美元）
此短少的405億美元可能用於：1.勞務移轉2.支付國際債務本息3.不明損失
（註：2006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升值3.35﹪，
相當於中國持有之外匯資產價值減少3.35﹪）

˙城鎮人口平均可支配所得：RMB11759元/年（約1500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

綜合以上可以歸納出－
˙中國外匯存底主要為外商投資匯入及外資企業出口創匯所得
˙中國創匯仍然高度依賴外資企業（尤其是日/韓/台的原、物料、設備）
˙中國進出口依存度佔GDP比率偏高，
中國國內消費市場不大，且國有企業佔有優勢
˙外資投資中國的企業生產型態仍然是以－
『大量/規格/製造末端』的消費性產品為主
簡單說，中國的『世界工廠』就是國家級的『輸送帶經濟模式』！

這也就是台灣許多企業赴中投資只會宣稱是『搶佔市場』、『卡位』，
沒有企業會說赴中投資是為了『產業升級』、『創新研發』的原因。
所以，外移的都是台灣已經會做的、較低階技術層次的『重複性投資』。
這些台灣赴中投資企業隱藏的假設性前提是：
˙如果台商先行設立大規模產線具有先發優勢在售價下跌前能夠及時攤提成本
˙如果台商設立更大量的生產線『可能』降低他國投資相同性質的工廠的意願
˙消費品市場仍然是需求大於供給的型態

爰用經濟學者大衛˙傅利曼（1976諾貝爾經濟獎得主Milton Friedman之子）
『傅利曼的生活經濟學』（先覺出版社）裡的2種比喻：
1)超市排隊結帳：
購物者只要看見櫃台前有不同長度的隊伍，
自然會排進較短的一列，使得所有的隊伍變得一樣長，
可是如果某列的排隊人數較少－
很可能是結帳員的動作特別慢或是隊伍裡有許多購入大量且多種商品的人，
又假設有某列隊伍人數較多－
可能是因為結帳員的動作較熟練，或隊伍裡的人選購的商品較少較單一，
最後使得『同時期』所有消費者等待結帳的『時間長度』趨於相近。

2)塞車時段變換車道－
道理約同於『超市排隊結帳』的結果，最後使得所有車道的速度同慢，
若每位駕駛人都非常理性且有默契，可能會利用變換後提高車速，
可是變換車道時伴隨提高的交通事故風險也要列入考慮，
如果得不償失，就不會輕易選擇變換，
如果有助提升速度，所有人會跟隨，一直達到新的『平衡速度』

這2種實例說明了，即使某種『有利』的情況出現，
也會因為參與者的『趨利』行動而使得『有利情況』消失，
除非，『結帳台』和『車道』對於『部份的』參與者提供『特權』
或者是有特殊的資訊未被所有參與者得知，但是，
那會造成無特權參與者的不利情況導致退出，
最後剩下都是原先『有特權』的參與者，
如果所有參與者『都有』就等於『沒有』，
於是，『另一種條件』下的均衡狀況再度出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即使初期真的具備『有利』於某些行業的條件，
經過這十幾年來全球各國積極參與，原先『有利』條件還能存在嗎？
中國政府如果不利用特權在內部製造出參與者之間的『差別性有利』
以吸引部份（而非原先全部的參與者）的參與者持續投入，
投資中國還能有什麼『有利』條件繼續存在嗎？
中國官方公佈『2006年分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增長速度』－
「全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694.7億美元下降－4.1％，其中，
製造業佔400.8億美元比重最大，下降幅度為－5.6％，
金融業下降幅度達－45.2％，主要增加項目為房地產業＋51.9％」
這對於希望藉由中國作基地搶佔全球消費品市場的製造業代表什麼訊息？
中國政府不斷分派的『差別性特權』最後會留給哪一國投資的企業？

再以大衛˙傅利曼書中的柳橙案例來說明－
「是否值得再吃更多的柳橙取決於你已經吃了多少，
在吃第1個柳橙時，柳橙的『邊際價值』很高，
你可能願意放棄購買其他商品，用2美元去買第2個柳橙，
但是當你吃到第50個柳橙時，對你而言再多1個的『價值』可能為0」
要投入生產的資本、設備、原料是固定的（甚至上漲），
這相當於柳橙的『價格』（生產成本）是固定的（以每個1美元為例），
等到你已經吃到第40個了，這個柳橙對你而言的『價值』恐怕只剩幾分錢，
你還會要用1美元/個的『價格』去買柳橙來吃嗎？

民主政治最寶貴之處是能夠讓國家內所有不同階層的多元意見
透過政府及議會的機制來行使其意志。
對於台灣政府而言（當然包括了資本家與勞工的意志在內），
已經開放股票上市上櫃企業淨值的40％可赴中國投資，
這些企業所從事的其實還是量化生產的『重複性投資』，
即使原先迫於產業屬性必定會朝向低工資地區移動，但是，
已經使用到企業淨值的40％之後，繼續擴大投資在這類的產業
所獲取的『邊際價值』還能超過『投資成本』嗎？

回過來質疑－『卡位』、『搶佔市場』心態的那幾種假設：
˙全球消費市場仍然是適合『輸送帶式生產』的需求大於供給的型態嗎？
˙他國（含中國）有因為台商設立產線後就不會投資相同產業嗎？
˙台灣投資在中國的產量越大，產品毛利率能提升或維持不變嗎？
˙台灣投資/中國製造的產品品質有提高嗎？
即使不是中、下游的組裝企業，以上游的IC晶圓廠來檢驗－
在晶圓廠設備與原料來源相同，中國不吝於投資的比較條件下
鼓吹赴中投資的說法：
1)中國人力素質物超所值
2)貼近下游客戶
3)以舊設備搶佔中國低階產品市場
˙中國政府會對中資廠與台資廠一視同仁？
˙中國自設的晶圓廠製程技術與產品良率超越台灣？
˙在中國的生產廠能夠不需要台灣的人力、技術支援嗎？
˙晶圓製程的生產必要條件：原水、供電、氣體，在中國也是『物超所值』？
˙台灣晶圓廠的毛利率低到無法負擔運送成本？
˙台灣晶圓廠的設備利用率經常滿載？
˙中國目前仍然缺少低階的晶圓廠或低階晶圓廠產能供不應求？
˙台商赴中設立晶圓廠之後，他國就不會設立晶圓廠嗎？（Intel的大連投資案）
˙和艦、宏力、中芯的營運狀況如何？
如果上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在全球多元市場變化快速的條件下，
哪種行業投資中國越多、越大，哪種行業的『邊際價值』越快『無值化』。

彼得˙杜拉克先生多次強調：
「企業組織最珍貴的資源就是資本和人力，尤其是人力更是最關鍵性資源」
企業每多投資一分資本在低人力素質要求（低工資）的產業，
企業就是在放棄產業升級增加企業競爭力的機會，這等於在縮短企業生命。
如果中國的人力素質真有到達台灣人力素質水準，薪資卻只有數分之一，
那麼，企業赴中國投資一段時期後應該就不需要台灣的人力支援了，
又者，台灣的勞工就不夠資格在全球人力資源市場享有如此的薪資水準，
上百萬人次被迫往來中國台灣之間做技術支援的受薪階級是什麼意義？
鼓吹赴中投資：「中國人力素質物超所值」的這種說法符合事實現況嗎？
尤其是那些享盡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各項優惠及資本市場資源的企業經營者，
是不是在獲致成功後萌生『自我膨脹』與『設備崇拜』的傲慢心態，
忘了仔細瞭解企業過去之所以能成功至少還有人力、環境、政策等要素？

林濁水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第二段『經濟共同體』
闡述了對台灣經濟的觀點，其中著力最深的當然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互動關係。
大致上，林濁水的論述可以歸納為4階段來看－
1)台灣發展經濟應該還是要以製造業為主，台商投資中國具有中介技術的優勢，
而台商藉由透過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完成全球運籌的佈局擴大市場佔有率，
中國也透過台商的協助，經濟快速崛起，在台灣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模式中，
台灣不但有主導性地位，更可以消弭台海發生戰爭的機率。

2)台灣政府不該限制民間企業的發展，即使設下種種限制，
台商仍然可以透過其他管道轉赴中國投資，所以應取消淨值40％的投資上限，
並且開放三通，以利台商在台/中兩國的運作與生產管理

3)政府應改善國家長期財政能力，修改不合適的社福政策，
提高國內的投資比率（提高到20％GDP以上），
並且設法降低失業率（長期目標3％~4％）達到充分就業

4)資訊時代全球市場將分成三大區塊：美州、歐盟、亞洲
台灣結合日/韓的優勢技術，中國/東協的生產基地與龐大人口，
以殊異於美、歐的文化屬性共同建立華文系統規格的亞洲市場

這種鼓吹台灣：
→幫浦加壓（提高投資）
→打開閥門（解除投資上限/開放三通）
→循環混合（共同建立語文規格市場）
林濁水！這到底是在為資本家說情？還是在替中國請命？
這樣的論點，除了沒有『統一』的名目，與東西德合併後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林濁水自己在p7提到有關德國統一：
「統一在實務上˙˙˙包括經濟生活、文化價值˙˙˙等等重分配的艱鉅工程」
「德西為了這工程從1991到2004投入的，單單是金錢就達一兆兩仟伍佰億歐元，但是仍舊沒辦法彌平兩德人民在近半世紀分途發展以後在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經濟生活、思維模式、甚至歷史記憶各方面的鴻溝。於是東德的重建成為兩德財政上的黑洞˙˙˙」
「德國著名的明鏡週刊為統一做的總結是『德東停滯，德西沈淪』」

除開中國對台灣的主權野心與軍事威脅之外，
台商在中國的投資還可能遭遇到哪些問題？

4.「認識自己」的第4個問題－
「在中國的投資可能遭遇到哪些問題？」

許多以外銷出口導向發展經濟的後進新興國家，發展初期都會運用－
˙國內相對於出口國較低薪資水準的勞工
˙限制進口奬勵出口的各種土地與租稅優惠方案
˙固定或聯繫出口國的貨幣匯率
來吸引外商（外資）進駐投資，這些措施主要是要對投資的外商保證－
˙提高投資成功機率
˙免除因匯率變動可能造成的損失
且先不論其他優惠措施長期實施之後所可能引發的『負面作用』，
『固定匯率制』就有其根本性的問題存在。
將本國貨幣與對象國貨幣掛鉤這等於－
˙把『調整匯價』的權力交付給他國
˙『假裝』本國的經濟情況與對象國大致『相同』
˙本國的金融市場的利率趨勢也要與對象國『同步』
通常以外銷導向的國家都必須持有『外匯存底』作為進出口支付之用，
如果引進外商（外資）投資成功，貿易經常帳出超，加上限制進口，
逐漸累積了高額的外匯存底，這種情況下的『固定匯價制度』
就等於是『輸入性通膨』的管道。
因為實質強勢的貨幣對外被『假裝』成弱勢，這會引發『趨利買勢』，
外資不斷經由各種投資管道匯入兌換成本國貨幣，形成超額貨幣供給，
（貨幣供給成長率＞實質經濟成長率）造成『較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
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容易造成『通貨膨脹』壓力，
過高的通膨率導致本國商品與生產要素價格上漲（薪資、土地、國內原料），
一方面誇大了內需型產業的獲利；另一方面削弱了外銷型產業的競爭力，
對抗通膨所採用的手段多半為：
調高利率或是由政府出面投資大型公共建設來收縮市場資金
可是高利率會對企業的資金調度造成壓力，對經濟造成傷害，
權衡整體收支得失之後，接著只好放手讓本國匯率『升值』，
高利率與高匯率又會吸引更多套利性的外資湧入，
趨勢形成之後會更進一步推升本國匯價走高，
本國貨幣升值後對外購買能力增加，向外國融資貸款變得『划算』，
進口品（設備/原料/成品）價格也變得『便宜』，
貨幣升值後外銷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外銷減少後只能開放國內市場，
國外（外商）商品進入市場，若是品質優於本國產品（這種情況幾乎必然發生）
會使得本國資本所投資量化生產的消費財工業難以持續高獲利，
這些企業為了償還所借貸的資本除了可能投入更多的工業性投資，
更大可能是將持有的資金轉作商業性資本的『投資』
（如：房地產、金融商品、股市）
此時，『投資』這項行為已經成為『目的』而非『過程』，
結果就是持續的『經濟過熱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過度投資』。
（註：『過度投資』常見於亞洲新興國）
實施『固定匯率制』還有另一種結果：「外銷出口能力不如預期」
也就是實質弱勢的本國貨幣對外被『假裝』為強勢，投資生產不順利，
為了發展經濟持續導入的外資就容易轉向消費性交易活動，
過多的貨幣供給同樣也會造成『本國性通膨』，
本國商品相較於進口商品感覺『變貴』，政府與民間對進口的消費大幅增加，
為了不使對外借貸的金額『變多』（如果本國貨幣相對於借款貨幣貶值），
且需要更多外資進入彌補貿易帳差額（收支不平衡必須借新還舊），
只好繼續維持『固定匯率』並且調高利率吸引套利性外資流入，結果就是－
經濟雖然成長，但平均國民生產額卻沒有同幅提升的『過度消費現象』。
（註：『過度消費』常見於拉丁美洲新興國）

不論是『過度投資』或『過度消費』都算是後設的『評論性語詞』，
其實就是資本邊陲國為了吸引資本核心國的資金流入，
採行『固定匯率制』將投資的風險由資本邊陲國自行吸收
（匯率如有變動會使原先投入的資產/債務實際價值發生變動，資本不願進入）
經過一段時期之後累積與實際經濟狀況的『偏差』所引發的『經濟調整現象』，
即使是先進國（資本核心國）自身與彼此之間也經常發生『調整』
只不過這種『調整』所造成的『衝擊』對於新興國的政府和人民
因為由貧窮、落後好不容易爬升到小康、富裕卻突然遭遇『變局』
其間『得而復失』的『落差』，所以感受特別強烈、情緒特別憤怒。
經濟發生問題之時，表面原因是：『固定匯率制』，
『固定匯率制』幾乎就像是一種『謊言』；
對內對外的謊言－「本國的經濟狀況與對象國『幾乎一致』」
原始謊言生成之後，就只好用更多的謊言來維持它的存在，
直到事實再也支撐不住這些不斷疊加、繁衍、膨脹的謊言。
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出在：「核心資本不願負擔風險」
許多人倡言自由貿易經濟可以促使專制政體逐步走向民主開放，
甚至預言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多年之後政治體制終將『走向民主』。
引述既是投機者也是慈善家，評價兩極化的喬治˙索羅斯在其著作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中的觀點：
「金融市場（資本主義）並非不道德而是不涉及道德」p197
「資本主義體系將土地、勞力、和資本都變成商品，
在體系擴張時，經濟功能開始宰制人和社會，並且侵入
文化、政治等以前不被（該）視為是資本主義所管轄的領域」p108
「說資本主義導致民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困難，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可以推動一個國家朝向民主方向前進的力量並不存在，
國際銀行和跨國公司時常喜歡跟一個強有力的體制打交道，即使專制也好」
「資本主義的會計單位是金錢；民主政體是選民的票，兩者的利益也不同，
資本主義是私利；民主政體是公利」p114
再借用日本學者長谷川慶太郎在1998的著作概略回顧『亞洲金融風暴』：
˙落後的政治制度－
亞洲大多數國家的政治體制仍屬於『開發性獨裁』形式，
由軍方或少數者的政治勢力獨攬整個國家的權力，支配國內資源，
即使因政策失敗，政權也不必為了負責而發生轉移，因此，
掌握政權的勢力和地方的財閥或企業集團就會有不當掛鉤，
同時，不論這些集團屬於軍方或獨裁者都會想要利用經濟情況中飽私囊。
˙落後的社會制度－
大部分人口受到漫長傳統農村生活影響，
不會主動要求徹底實施民主，也不積極表達政治主張支持反對勢力，
各國的勞動市場維持著相當強烈的『企業專制體系』，
工會對企業的雇用、解雇毫無置喙之處，全憑經營者一句話決定。
˙落後的金融體系－
各國政府嚴格掌控金融體系，銀行融資成為政府，
尤其是最高黨政要員的私器，被少數人把持、利用，
一方面經濟成長非常仰賴外資的引進，
另一方面在國內金融作業有種種限制，使得引進外國資本時
所設定的融資條件與國內金融市場的行情條件產生相當差異，
這就為某些特定的財團開放了一扇特權之門，
光僅這中間的差別條件就大大影響到企業的經營效益，
經濟資源被政權透過落後的金融體系運作所扭曲逐漸偏離合理化經營，
隨當權者喜好、關係、不當賄賂途徑發放給特定對象，
長久之後，經濟成長發生偏差，經濟結構出現不該有的矛盾現象。
˙落後的製造業基礎－
雖然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有勤奮、高素質的低廉勞工，
可是企業多數以能迅速回收資本的末端組裝業為投資重點，
不肯多花費資金在基礎研發與產業技術的提升。
一旦經濟成長之後造成勞工薪資上漲，企業的獲利能力就大幅衰退。
（註：『亞洲金融風暴』約可由1997/7泰銖急貶開始算起，
長谷川先生這本書的付梓甚快，台譯本於1998/5出版，
書中提出許多對亞洲後續經濟情勢的預判雖然沒有完全應驗，
但當時，他直言南韓因對抗北韓的戰略地位仍然存在，
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一定會設法挽救南韓的經濟，
他認為南韓很快就能從風暴的傷害中脫困，印證後來的發展，也確實如此，
南韓經濟能夠很快復甦，其實並不完全是因為所該國採行的對策，
必須將南韓在亞洲整體的國際戰略政治因素納入，
也就是說，各國在全球經貿市場的表現無法脫離更上層架構的國際政治影響）

以上這幾種『落後』在導入外資發展經濟的初期都能快速獲致成果，
金融資本不只喜歡逃避高工資與高稅賦的『責任』（等於增加獲利）；
更喜歡結合權力取得特許地位來規避市場波動風險（等於保障收益），
當有比原先流入投資的地區更為『特許保障』的國家願意加碼招攬，
這些外來的金融資本立刻反轉流出投懷送抱，
在亞洲當時，這個『更落後國』當然就是中國。
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這些『落後』的問題都被繁榮景象所遮掩，
當權者甚至誤以為是自己所採取的政策才成就了本國的經濟發展，
等到達瓶頸點－「工資與物價同時上漲」，企業資本獲利難以持續，
外資/外債反轉流出，各國經濟陷入困境，
才顯現出這些『亞洲高成長模式』的本質。
可以說：「成也『落後』；敗也『落後』」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之後，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有多少轉向『民主法治』？
台灣的政治體制堪稱亞洲最民主的國家，前獨裁統治集團－國民黨，
從失去政權到現在為止，有任何走向『法治民主』的表現？
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市場非但不必然促成民主政治，
比較起來，資本體系恐怕還更喜歡親近『專制獨裁』。

整體來看，亞洲各國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節儉勤奮－『重視儲蓄、鼓勵投資』
『投資』並非是件壞事，但是要看：
「用誰的錢？投資什麼？耗費多少？何時回收？」
『過度投資』最後產生對經濟的負面作用恐怕不亞於『過度消費』，
尤其如果是：舉債投資、債資比例過高、重複投資
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中國明顯有『過度投資、經濟過熱』狀況，
前任總理朱鎔基實施過『宏觀調控』試圖降低地方政府脫序的投資行為，
統計數據上也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遏止作用（至於數據是否真實很難判定）
2004/4/29新任總理溫家寶無預警再度拋出大規模『宏觀調控』政策，
中國央行所發表2004Q1「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有下列現象：
˙整體投資增長過快
˙新開工項目過多
˙在建規模過大
˙投資結構不合理（固定投資形成增長過快）
˙地方投資增長過高
˙工業和建築業投資過多
˙私營和外企的投資增長過高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會有下列問題：
˙能源供需失衡，更加重對鋼鐵、電解鋁、水泥高耗能產業的需求
˙加大通膨壓力
˙造成產能過剩，企業破產增多，銀行壞帳增加
中國自2004年實施『宏觀調控』到2006年Q1依然有經濟過熱問題，
於是在2006/6/1起，增加『宏觀調控』15項新措施，
並且對汽車、電力、紡織等新開工項目從嚴審查，
企圖以金融信貸手段（利率、額度）來限制投資成長。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透，中國中央對於管轄諸侯式的地方經濟成效有限。
中國的經濟不論是：對內－利率、物價；對外－匯率、順差及巨額外匯存底
都必須面臨『調整』（且先不使用一些評論性語詞，如：風暴）
一個國家面臨經濟調整會優先顯示的徵兆就是『貨幣價值變動』。
尤其是原先實施『連繫匯率/出口導向』的新興國。

資本主義的兩大核心要件：1)所有權2)貨幣
許多學者都曾經專書討論－『什麼是貨幣』
可見『貨幣』內涵意義的複雜，概略來說：
發行『貨幣』是一個國家的『特權』，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會發行自己的貨幣
一國的貨幣就等同於「該國的中央銀行、中央政府、所有納稅人的『信用』」
一國的『貨幣』作為支付系統有3種功能：
1)會計單位2)交換媒介3)價值儲存
一國的『貨幣』對內、對外有3種價格：
1)利率2)物價3)匯率

林濁水在「共同體」一文的觀點，
第（二十八）、戒急用忍與積極管理p54當中寫到：
「我們實在要慨嘆，所謂三不三通、要不要維持40%對中國投資上限制、台灣依不依賴中國、邊不邊緣化、或者亞不亞太營運中心等等，從經濟面來說，都已經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然而雙方卻仍然捉住這樣的題目，耗盡力氣熱戰不已，而真正的政經發展策略，就被耽誤了。」

先放下『通航』所涉及到的主權問題，林濁水『支持3通』的理由竟然廉價到是：
「在國家製造產業結構的兩岸佈局政策上的意義來說，三不三通的辯論，其實已經沒什麼意義了。真正的意義只剩下維持讓到中國投資的台商在管理上兩岸往來時繼續痛苦不已而已了，曾經有多數產品在中國生產的大電子廠商東亞區營運負責人強力抱怨，不三通，使他的公司競爭力受到嚴重傷害，但被反問那你們為什麼會變成世界排名第一的廠商？他臉色黯然，才無奈地說：
『你知道不三通，我們這樣奔波往來有多辛苦嗎？』
這公司在中國成功生產，表示：
1. 不三通沒阻止住他廠房被中國磁吸
2. 不三通不妨害他維持產品世界第一的競爭力
3.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非讓他們受苦？」p50

林濁水將台商對中投資的企業型態分為（p53~54）－
˙攻擊型－以中國內需為主（如：電廠、石化廠、煉鋼廠）
˙防禦型－以中國為生產基地擴大全球市佔率（如：電子硬體系統業、IC產業）
得到如下看法：
「電子資訊硬體產業生產線和LCD後段組裝業的出走，又回頭支撐了IC產業和LCD上游產業的發展這一個事實，一刀兩刄地，既否定了大中華經濟圈主義者認為台灣只有香港化的論點，也否定了和中國經貿往來，尤其是對中國投資，台灣只有空洞化和邊緣化的說法。」p46
「台灣的OEM、EMS廠製造，尤其組裝部門全部外移的結果，其國內雇用員工常常降 到5%以下，這是舉世所無的狀態。台灣企業充分運用了中國的崛起，資訊產業代工製造業得到爆炸性成長的機會，例如鴻海營業額從1999年的382億台幣到 了2005年躍升到4216億台幣，高達11倍之多，其他出走企業一定程度累積了台灣在國內轉型的條件。製造端出走中國的資訊業ODM和EMS廠，雖毛利 愈來愈低，但高週轉率，結果仍然是高EPS，股本獲利率非常豐厚，而且以世界級的規模出現；另一方面，留在台灣的晶圓廠，雖低週轉率但高毛利，結果也是高 EPS，也以世界級的規模出現。
這一出走、一未出走的兩樣利潤豐厚的相關聯產業連結架構起了台灣電子業的一些IC設計、關鍵零組昇級成長的巨大空間，也使這些公司獲得極高的利潤，帶動了產業的轉型。」p48

台幣與中國人民幣『通匯』竟然是「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
『通航/通匯』只是為了廠商訴苦的「不三通，我們這樣奔波往來有多辛苦嗎」？
林濁水將IT組裝業在中國的『垂直整合』視為一種自主式的『產業升級』，
並以鴻海為例，企圖證明「擴大IT組裝業在中國投資對台經濟有利」的說法。
事實上，IT組裝業大量外移後中國後進行『垂直整合』主要基於2種驅力－
1)中國租稅政策（政治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設立各個『特區』吸引外資投入，
此時所採用的方式為：『來料加工』－以台商為例：
對台商而言中國境內只是一個『加工廠』，企業接單主體仍在台灣
若商品出口金額為100，勞務加工費10，
台灣的出口貿易額仍是100，中國只有10
此時中國對於『進口原料』的管制著重在
『原料→產品』間『數量』的核銷，
若是有差額，或者不符合產出/產餘數量，
就對該企業進行查稅/補稅的稽核。

到了下一階段，中國逐步取消『來料加工』改採『進料加工』，
以上面的台商案例來看：
原本中國境內的單純加工廠就必須要『升級』為一個外貿企業體，
若商品出口金額仍為100，原料為：50，
則該台商留在台灣的外貿額變為『對中國出口50』，
而設在中國的公司外貿額變為100（對外出口『成長』10倍）
此時為配合『進料加工』，一方面擴大各種『特區租稅優惠』
對於進口原料的管制措施除了『數量』在『進口報價』也嚴格稽核，
作法即是：「高進口關稅、高額加值營業稅、高出口退稅」
並且可以防止外資企業的產品打擊到中國國內企業的消費財市場。
而台商原本在台灣採行「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產業鏈模式，
到了中國面臨『垂直分工/轉廠貿易』會發生的高額加值營業稅的稅制，
所採行的對策就變成『由下往上垂直整併』的投資生產模式，
以避免垂直生產鏈的『轉廠貿易』過多的繳稅/核銷流程，簡單説－
中國的「GDP成長率」＆「進料加工」＆「高出口退稅」是一體的孌生關係，
台灣IT組裝業（所有製造業）會進行『垂直整併』是因應中國稅制的結果。

2)產品毛利率下降過快（經濟面）：
以簡化模式來說明，垂直分工原有－c1、c2、c3，平均獲利率均為k×成本
c1＋kc1=p1（第1段零件的成本＋獲利=售價）
c2＋kc2=p2（第2段零件的成本＋獲利=售價）
c3＋kc3=p3
原有『垂直分工模式』下最終組裝業的成本c3=（p1＋p2），售價p3=c3＋kc3
由下向上整併後，可以將成本C與售價P壓縮為：
C=（c1＋c2）；（c1＋c2）＜（p1＋p2）
P=kC因為C＜c3→P可以小於p3（組裝業可進行削價競爭）
P＜p3有2種可能：
˙最終產品價格下跌過快，零件供應業者無利可圖願意將企業併入下游組裝業
˙下游組裝業者希望擴大利潤，積極殺價或出資併購零件供應業者
也就是在全球化市場競爭壓力下，電子消費性產品世代交替與價格下跌快速
上游的零件業想賣；下游的組裝業想買，自然促成了『垂直整合』的企業併購。
（註：整體而論，上下游都有意願進行『垂直整併』，這樣的結果是－
雖可透過增加數量維持獲利，但產品價格與全體產業的產值快速下降，
『生產者剩餘』高度且快速集中化不利於社會財富分配，
消費性產品的存續週期縮短，造成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浪費。）

林濁水宣稱這類IT組裝業赴中投資「40﹪淨值上限根本用不完」
IT組裝業「低毛利率、高周轉率、高獲利率」的因素是什麼？
以鴻海為例（單位：台幣）－
˙資本額約517億（2006年度，固定資產約當資本額1/2尚未折舊完畢）
˙單月營業額目前約800億台幣（年度平均單月約為1.5倍資本額）
˙應收貨款（約1.5個月營業額）扣除應付貨款（約1個月營業額）
約有200億元差額相當於0.5個資本額
˙存貨數量約1個資本額
˙營業毛利約為5﹪，營業費用約2﹪，營業純益率約3﹪，業外收益約3﹪
˙平均每股獲利率EPS約6~7（0.6~0.7個資本額）
˙負債/資產約49﹪，2006年度淨值（股東權益）約1600億元（3個資本額）

「高週轉率/低毛利率/高獲利率」是－
每月1.5個資本額×12個月/年＝18個資本額/年
18個資本額×營業純益3﹪約＝0.5~0.6個資本額
˙營運週轉金至少需要－
應收－應付＋存貨約為1.5個資本額
˙可投資中國額度大約是－
淨值約3個資本額×40﹪=1.2個資本額
減去資本性支出（土地廠房未折舊餘額0.5個資本額）
即使全部視為可用營運週轉金剩餘約為0.7個資本額
營運週轉金需求1.5個資本額－可當資金0.7個資本額約＝還需0.8個資本額
全部投資1.2個資本額＋所需週轉金0.8個資本額
˙則投資中國『生產＋運作』實際所需資金約＝2個資本額
假設：
若是鴻海並沒有將全部可用投資額度用完，
或者淨值其他部分無法轉換成營運週轉金，
已投資金額較少，按照現有營運狀況的資金需求不變，
（所需營運週轉金）/（投資中國金額）的『比值』會更高
這樣的情況也就是－
「每開放1份的資本赴中投資，實際還需要2~3倍以上的資金協助營運」
這種高週轉率的營運資金需求不外乎從下列幾中途徑籌措：
1)金融借貸2)延長協力廠商應收貨款期限3)縮短客戶應付貨款期限
同理，產業上游的IC晶圓廠、石化輕油裂解廠雖然門檻高、毛利率也高
但在資本設備的投資金額都數倍於實收資本額以上（台積、聯電、台塑六輕），
資金來源不外乎：金融體系聯貸/發行公司債
所以，不論位居產業的上、中、下游，都是運用
『擴大信用』的財務槓桿方式來提高企業獲利。
這正是許多赴中投資企業會透過各種管道（如：林濁水）
積極遊說政府解除投資限制，開放貨幣通匯結算的重要因素。
問題是－
˙企業既然都已經在中國投資，為何不尋求中國金融體系授信借貸？
˙如果連具有債權保障優先順位的中資銀行都不能/不肯滿足台商所需額度
台灣的投資大眾與金融體系要如何保護投資與確保債權？
事實上－
中國雖然積極招攬外資，引入資本與技術來發展經濟，
外資可分為3種：
外人直接投資FDI（如：設廠生產，俗稱『冷錢』）
外人證券投資FPI（如：股市、債市，俗稱『熱錢』）
外人其他投資FOI（除上述2類之外的外人其他資產/負債項目）
中國歡迎的是『冷錢』FDI外資，對『熱錢』FPI外資則設下嚴格限制，
中國擔心許多外資「假投資之名/行炒匯之實」影響人民幣匯率及物價，
因此，即使是外商直接匯入設廠投資（台商並不列入外資）
對資本投資與營運用途在金融帳戶上也作嚴格的區分與管理：
˙資本用途－
1)資本金帳戶：資本以股本方式匯入
2) 外債帳戶：
外商投資須經中國政府依產業批准『投資許可總額』
與企業實際到位投入資本的差額為『投註差金額』，
企業要申請國外長期貸款（列為『長期外債』）不得超過此『投註差金額』，
並且所借資金須以「外債帳戶」專款專戶運用管理，
長期外債上限的『投註差額度』不可循環使用。
˙營運用途－
1)結算金帳戶：貿易項目下外匯收支帳戶
2)外匯貸款戶：
向中資或中國境內外資銀行申請營運用貸款金使用的帳戶，
所舉借外幣款項不得兌換為人民幣作為支付內購料款。
此外幣借款列為『短期外債』，額度可循環使用。
許多台商一方面為了規避「淨值40％投資上限」的規定，
而且全球品牌代工訂單的付款期限，
絕對不是如同上市公司財報上所顯示的那麼短，
另一方面為了中國的進出口優惠稅制規定，以及營利所得賦稅規劃，
台商會選擇百慕達或英屬開曼群島等免稅地區設立『紙上公司』，
接獲的全球品牌代工訂單透過這些『紙上公司』轉下中國事業體，
付款也由這類『紙上公司』先行墊付以能符合中國出口退稅申請期限，
若是要申請外資/台資銀行長期貸款，
也都由這類『紙上公司』以代工訂單的『應收貨款』作為擔保。

上述只是簡略說明台商赴中投資的資金安排與需求的情況，
還不考慮到中國對「外資企業/合資企業/三資企業」相關管理法令，
推論出－
˙台商投資的方式受兩國管理政策的影響
˙台商的投資金額（金流）很難清楚呈現
˙台商投資中國的營運與財報在會計帳上有『操作空間』
˙台商實際投資中國累計金額應在已申報核准金額的2~3倍以上

接著就這種「高財務槓桿的『高獲利』海外投資」，
來探究台灣/中國兩端可能存在的『高風險』因素－
參考台灣經濟部統計－
「正式申請赴中國投資登記有案的上市上櫃公司
自1991~2006Q1累計匯出金額5346億元台幣
投資收益累計匯回416億台幣，約佔匯出金額7.78％」
（註：上市上櫃公司資本是來自投資大眾，
屬公領域事務，故以此類資本投資結果來討論）
˙以台灣的立場：
1)台灣勞工：流失大量就業機會
2)台灣政府：損失大量稅源基礎
3)台灣股市：
投資大眾除了在股市價差交易的『紙上富貴』，
實際收益低於相同金額在台灣銀行體系定存複利收益，
除了對於『高成長型』的企業可接受『配股』方式，
投資『成熟型產業』以現金『配息』為投資主要考慮條件，
尤其是對海外投資型企業，實際營運情況不易掌握，
台商外移中國又多屬『成熟型低階行業』，
不符合以『配股』方式分派公司營利所得。
4)台灣貨幣：台商營運過程持有台幣、美元、人民幣，其中－
美元（外匯）為主要銷貨收入來源
台幣為投資資本及借款來源
人民幣為企業在中國投資營運所使用貨幣，並且有強大升值壓力
「債務的『實際價值』越低越好」＋「人民幣有升值獲利空間」，
單就這2種匯率上的潛在『利益』，台商除了正常的進銷貨支付，
「收美元/賣台幣/買人民幣」就成了台商另一種可操作的『獲利管道』，
造成台幣對主要貨幣（美元）匯價易貶難漲。
雖然台灣以出口為導向，對外依存度佔GDP比率很高，
但是，一國貨幣貶值等於該國總體生產要素的價值貶值
『長期』來看，絕對會對國家經濟競爭力造成傷害。

˙以中國的立場：
1)金融信貸體系：
中國以共產主義體制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投資，有極為重大的矛盾問題，
馬克思共產主義體制：「廢除財產所有權及貨幣制度（即『借貸信用』）」
對照前述說明資本主義兩大核心要件：「所有權及貨幣」
中國進行所謂『改革開放』之前，
人民幣僅僅作為國企（所有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支付勞工薪資之用，
國企彼此營運所需的『信用』是由政府所核發的『批文』來結算，
事實上，1994年中國以『貨幣整合』為名，『外匯券』與人民幣合併，
實質進行匯率貶值，人民幣才開始具有資本主義定義的『貨幣』功能，
所以，中國GDP連續高成長的數據有計算比較基礎的疑問，
因為，只要每年有10％原本不在資本體系生產的人口加入貨幣運作，
即使這些人口所從事的產值完全沒有提高，GDP也會有10％的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有疑問還算次要，最嚴重的就是『所有權』
資本主義的『所有權』正是作為『擴大信用』的『債信保障』，
中國未經過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有『使用權』，『所有權』集中在國家。
『所有權』和『使用權』在會計帳目上，前者屬『資產』；後者屬『費用』。

以一個簡單案例來說明－
A公司在台灣：
A公司集資2億元購入價值2億元土地設廠生產，
A公司持該土地所有權狀，向金融機構抵押借款貸得80％資金1億6千萬，
A公司以該筆款項購買設備、原料，招募員工投入生產，除了運作生產成本之外
A公司每月須按議定之借款利率支付銀行借款本息。
A公司以2億元的資本，透過持有土地的所有權，
只需支付1億6千萬元的借款利息，就可進行總值3億6千萬元的生產活動。
A公司若經營不善倒閉，債權銀行可拍賣土地彌補倒帳損失。
（若干年後，該筆土地還可能因『通膨因素』價格上漲超過2億元）
B公司在中國：
B公司集資2億元向中國買入4千萬元/50年期限土地『使用權』設廠生產，
B公司剩餘1億6千萬元資本購買設備、原料招募員工投入生產，
B公司須按年攤提4千萬元的土地使用費（否則使用期滿視為資本損失）
B公司即使以『土地使用證明』（國土證）向中資銀行抵押借款，
B公司能取得的授信額度不會超過『預付使用金額』4000萬元，
B公司以2億元資本，在中國最高只能進行2億元的生產活動。
『使用權』本質上就是一種『準租金』，收入業主就是中國政府，
結果，外資企業購入若干年限的土地使用權後，轉向中資銀行借貸，
不論這份土地使用權證的到期年限有多長，
使用權證的價值是『逐年遞減』，期滿後歸零，
簡化模型中的B公司－
B公司先付給中國政府4千萬元購入土使用權（准作租金），
B再以使用權證從中資銀行取得4千萬元的借貸並支付利息
對B公司而言合理的土地租金使用總費用應為：4千萬＋利息
B公司如果到期不還本金，總計只支付使用期內的銀行利息，
中國政府收入4千萬（租金），中資銀行收入利息，損失4千萬
（中資銀行體系壞帳比率很高，中國銀行多為國營＝中國損失）
B公司除了無法取得『所有權』擴大『財務槓桿』，若B公司經營不善倒閉，
中國政府集中『所有權』發放『使用權』實際淨得只有『利息收入』
若是『使用權』金額定價太高，高到約當資本義體制下的『所有權』價格，
B公司是可以取得相當的借款額度，但保證助長B公司不還本金的機率，例如：
B公司的土地使用權金是2億元，借貸金額為1億6千萬元，
B公司同樣支付利息(等於支付租金)，
可是使用期滿之後權利金價值為0，
對照台灣A公司的結果，中國B公司一定不願意償還貸款。
而借款銀行也因抵押品的價值遞減而必須收縮借款額度，
收縮貸款額度會導致B公司營運困難，增加企業惡性倒閉機率。
這就是，中國政府為何甘冒牴觸共產主義憲法的批評，
也執意要通過『物權法』的經濟因素－
『使用權』無法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信貸保證』。
也因為與債權債務相關的民法系統尚未解決與憲法體系的矛盾，
台商在中國投資設廠後所需的營運週轉金往往無法從中資銀行體系獲得挹助。
（註：有關中國『物權法』的實質內容與後續影響仍有待注意，但是不論如何，
『物權法』的實施一定會對中國造成巨大衝擊，以外資企業為例：
企業目前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轉換為『所有權』時，是否需補繳金額？
如果不用（或購買費用太低）－中國政府流失大量精華土地資產
如果要（或購買費用太高）－企業資金需求暴增，引發資本外逃或土地投機交易
前蘇聯瓦解後俄羅斯成立，第一步就是將體制先轉換為『所有權』，
在移轉過程，當然也發生太多利用特權中飽私囊的情況甚至導致『盧布危機』，
然而，俄羅斯經濟因受益於原油價格大漲而轉好，共產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應該先進行體制與法律的轉換（使用權→所有權）再引入外來資本，
中國先引進大量外來資本，現在因矛盾問題叢生才要偷渡『轉換體制』，
『體制變動』造成『利益變動』，『利益變動』引起『資本變動』，
以現階段停留在中國的資本如果發生大幅變動，不論是巨額流入或流出
對中國的經濟造傷害的規模與程序，絕對是倍十數等級的『盧布危機』）

2)中國貨幣：
以中國連年在出口市場的順差與鉅額外匯存底來看，人民幣『一定』會升值，
人民幣『升值』到一定程度（例如：美國覺得合理的匯價）－
˙用中國原料生產銷售於中國境內的消費品價格變動不大（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用進口原料生產銷售於中國境內的消費品價格下降（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進口消費品價格下降幅度最大，可與人民幣升值幅度相當（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用進口原料/中國生產要素銷售於國外的消費品價格上漲（對國外買主而言）
（註：匯率升值對整體生產成本與國際債務支付的互動影響過程很難釐清，但是
美國對人民幣施壓，無非就是要降低中國產品外銷的競爭力－由低價變高價）

以目前中國城鎮人口可支配所得（加計匯率漲幅設為20﹪為1800美元）估算，
原本在中國從事外銷生產的企業因『升值因素』所減少的『外銷量』可以由
中國消費者因『升值因素』提高購買力所增加的『內銷量』來抵銷嗎？
（暫先不考慮中國對外銷企業設下的內銷限制因素）
如果中國內需市場不能夠吸納因幣值調整後所造成對外銷型企業的衝擊，
這些外資企業所投入的資本與引入的外債就會有撤出與償還的問題，
對外資與外債發生債信疑慮時，會引發資本反轉流出導致貨幣貶值，
而這種貶值的衝力恰好導因於原先的巨額出超與外匯存底所累積的升值壓力。
這「一上一下、一來一往」可以說成是經濟『走向均衡』的一種『調整現象』，
可是，有些時候看起來卻更像是吊車上的重錘來回把建築物破壞的過程。
金融商品、貨幣匯價交易結果往往不是個別參與者能夠決定或期待的價格
（日本/台灣發展出口導向經濟累積高額外匯存底後，幣值升值幅度遠超過20﹪）
是『調整』還是『破壞』；是『均衡』還是『失控』
答案還是在：「用誰的錢？投資什麼？耗費多少？何時回收？」
中國官方肯定比林濁水更清楚這種潛在性危機－
1)持續擴大宏觀調控（俗稱『軟著陸』）2)嚴密控制資本流動
不論是中國官方或者外國資本面臨到人民幣匯價的『調整過程』，
都會設法將避險與套利的『內部壓力』移轉為『外部成本』，
台商實際佔中國外來投資額居於前幾名，此時，
連同其他外資越增加投資金額賺取更多的外匯就累積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很可能造成日後回檔幅度擴大，
還記得『亞洲金融風暴』對台幣匯率的衝擊嗎？若台幣與人民幣通匯，
人民幣現在的『重錘力量』可不是當時的泰銖、韓圜能相比的，
中國與台商如果將風險與壓力的『外部成本』轉嫁給台灣，
台商大量外移中國，台灣所承受的損失還不夠大嗎？
如果再解除投40﹪資限制、開放三通，
台商營運資金需求大，根本不會將太多資本利得匯回台灣，
美中如果因貿易問題引發人民幣匯率波動，台灣又要曝露在高度風險之下，
台灣除了得到「少數『台資』公司豐功偉業的美名」之外，實際上獲得些什麼？

林濁水寫到：「三不三通沒有政策上的意義」？
笨蛋！以人民幣為代表的中國經濟支付系統來說，
「三不三通」的意義在：『風險！風險！風險！』
台商在中國的投資如果因為『匯率波動』而有收益或損失，
沒有理由要台灣政府的外匯存底與人民資產來『分擔風險』。
他國可與人民幣通匯是因為－
˙雙方互為承認主權國家，具備執行貨幣清算機制的權力
˙他國投資中國比率不及台灣，權衡之後反而可能從人民幣匯價變動中受益
經濟何時能夠擺脫政治的影響？國際政治又何時無須國家主權？

3)中國政府：
共產主義基於一種『絕對道德』，將國家所有經濟活動集中計畫管理，
共產主義體制試圖將每個人、每件事物都安排在『適當』的位置，
每個人、每件事物都被共產黨『假裝』放在最『適當的現狀』，
共產主義體制的確能夠『維持現狀』，卻趕不上『不滿現狀』的資本主義，
蘇聯會瓦解不是共黨無法維持生活水準，而是生活水準維持在1917年的『現狀』。
毛後中國的鄧小平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主要不是為了人民的生活水準，
目的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主義』、『思想』可以『給個說法』，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口號背後，『左邊那一手就不能放』才是實情。
中國發展經濟所採行的措施，其實非常類似歐洲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當時是為了鞏固許多國家王室的統治地位所萌生的經濟思想，
『重商主義』有幾項共同的信念－
˙為了維護政權，國家應用特許權、獨占性事業、獎勵與補助做法，
分派給忠君愛國的人士，反對意見或投機份子應予剷除，
以免這些人結合起來成為危害統治地位的叛亂勢力。
˙國家應擴張對外領土（殖民地）以取得生產所需的必要原料
˙國家應限制進口獎勵出口，使出口大於進口累積貿易順差賺取黃金（外匯）
在『重商主義』發展經濟的思考模式下，這類封建帝國產生幾種現象：
˙對外擴張勢力版圖
˙加強對內經濟控制
˙將貿易權利、生產事業、進出口租稅等等經濟特權分配給政治侍從集團
被推崇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先生多次駁斥『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根據錢幣及黃金的多寡來衡量國家財富；
亞當˙史密斯先生認為－
「一國的財富是以一般家庭的消費能力來評斷；
消費者的經濟狀況才真正是國家財富的衡量標準」
經濟活動原來開始於『以物易物』－「以我所餘換我所需」
非主流經濟思想的奧地利學派奠基者孟格（C.Merger，1840－1921）指出－
「可以藉著不斷將自己持有的商品換成更容易交易的商品，從而提升
下次交易能成功的機會，為了讓下次交易更容易完成而『暫時』持有的商品，
對持有者而言，其角色是交易媒介，不是消費品，稱之為『貨幣』」
「人們如果無法預期下次交易能夠順利取得彼此所需物品，
則在下一次交易完成之前，必須持有一些彼此都能認可的貨幣」
『貨幣制度』原來是為了能夠提高『物品交換』的速度，
『貨幣』是『經濟工具』不是『經濟目的』。
以『美中貿易逆差』而言－
「美國買了很多中國的物品；中國卻沒有買多少美國的物品」
以『中國外匯存底』而言－
「中國賣給大多數國家很多物品；中國卻沒有從大多數國家買多少物品」
這有3種可能－
˙中國不需要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中國不想買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中國買不起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如果是『不需要』/『不想買』－
拿自己辛苦生產的東西換回一大堆『綠色無用』的美金可以算是『愚蠢』
如果是『買不起』，這也有3種可能－
˙賺來的錢（外匯）多半不是中國自己的（外資）
˙賺來的錢多半是中國政府的（需求物品種類有限），不是一般消費大眾的
˙賺來的錢是一般消費大眾的，可是沒有管道可以購買想要的物品
不論是上列的哪種可能，用最明顯的交易結果－
「中國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拿了大堆資源換得大堆外匯放在外國」
這種情況荒誕搞笑嗎？不！一點也不！
這種情況每天、每月、每年正在被『一個中國』莊嚴隆重地盛大上演！
評估一國經濟政策的優劣不是在『GDP成長率』，而是在『國民可支配所得』。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也許成就了『資本家』與『獨裁政權』，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有替台灣與中國人民帶來『等幅可支配所得』嗎？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有『內外相符/上下均等』嗎？
（註：經濟以外銷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須要一定存量外匯/外匯存底，
作為國際貿易帳支付所需，根據常態貿易付款期為3個月，所以，
『3個月的進出口貿易額』為適當的外匯儲備金額，
超過此額度反而喪失獲利更高的轉投資『機會成本』，
中國每月進出口貿易額約1500億美元，3個月等於約4500億美元
此金額才是中國該持有『最適當外匯存量』，台灣每月進出口額約200億美元，
支付正常貿易所需的適當存量約600~800億美元，可是，台灣不是IMF會員，
如果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只能依靠本國自有資本，根據過去經驗，
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持續期最長約6個月，所以，
台灣外匯存底安全存量應為10個月進出口額約為2000億美元）

林濁水在「共同體」一文：二.『經濟共同體』、三.『兩岸處境』的論點裡，
耗費篇幅，以少數台商投資中國成功的案例模糊化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因素，
忽略共產體制對資本主義的『債權/債務』的『使用/所有』矛盾問題，
無視每多1分資本投資需要2~3倍營運資金的事實，
最終得到「解除40﹪投資上限/開放三通直航」對台灣經濟有利的結論。
「解除對中國40﹪投資上限/開放三通直航」的結果，
事實上與「改善國家財政」及『充分就業』目標完全互斥，
『中國經濟現狀』是經濟學理發展史裡面早已證明非正常的現象，
『擴大對中投資→最終於台有利』？『理論大師』！你真的確定嗎？

˙以台商的立場：
除了－
˙中國黨治、人治、制度不確性的風險
˙資金調度與貨幣兌換的風險
˙原料上漲與存貨跌價的風險
還因為赴中擴大『重複性投資』配合品牌商改變產銷模式，
增加－
˙產品交替與保固維修的風險
原先在台灣『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產銷型態，
品牌商從各別生產段取得零件交付組裝代工廠完成最終消費品，
若是消費品有瑕疵，就由品牌商來保固維修，所需成本由品牌商自行支付，
現在所謂EMS產銷模式，由組裝廠從「生產→運送→維修」全套吸收，
品牌商增加訂單量與單價，卻可以完全排除不良品出售後所造成的損失，
品牌預先下單，不代表訂單裡的規格與數量不可更改。

全球化自由經濟市場使得核心資本國家不只持續『高成長/低通膨』，
更將「生產→銷售」流程中大部份的『風險因素』排除保障收益，
「台灣/中國/台商」不斷擴大資本、資源、人力投入生產，
僅僅是為了『3％獲利率』而無視『100％風險性』，
『大量/規格/代工』值得鼓勵繼續加碼嗎？

「台灣之子」vs「黨國之子」

by 延平旁聽生 2006/10/31


解嚴以來，選舉成就最為突出的政治人物，當屬陳水扁。從小到大，他在困境下苦幹實幹、力求上進的整個奮鬥過程，令人感動，可以說許多平凡台灣人的典範。難怪，陳水扁旋風曾經刮過台灣南北。他以「台灣之子」自稱，也無不當。

然 而，人是歷史環境的產物。在「台灣之子」的身上，表現出台灣人強韌生命力的特質，同時也帶有百年來台灣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烙印。這個烙印，不但清晰可 辨，而且簡直無法去除。在「台灣之子」奮鬥成功的典範模式上，也帶有「台灣之子」作為政治領袖終於失敗的結構性基因。這個現象的緣由，很多涉及人文教育。

普 魯士王國首創強制性義務教育。其目的，不在於培養國民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在於培養他們服從、勤奮、盡職的性格；甚至於，教科書編寫以及教學設計上，刻意杜 絕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可以說，這是計劃性的，將學生的思維視野狹隘化、制式化，以符合於國家機器統治管理上的需要。至於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則專屬於極 少數菁英學校裡的學生，以準備來日擔當國政籌劃和國事治理的工作。所有現代文明先進國家，過去在教育政策上，都曾經是類似的。對於本國國民尚且如此厚此薄 彼、差別待遇，更何況是對待被殖民者。

這種教育模式，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更進一層樓﹕考試掛帥。在制度上，就任公教職位（甚至律師） 資格的鑒定，皆以種類繁多的考試為準（權貴子弟除外）；再加上考試的方式與內容，更成為鉗制獨立思考的利器。平凡台灣人，倘若決心要在諸多領域出人頭地， 非要竭盡所能通過考試窄門不可。為達到此目的，除了教科書、考試用書之外，不但少有涉獵，甚至於不屑涉獵。考場愈是得意，這種性格愈是明顯。而且，考場愈 有成就，對此選擇愈有自信，愈是堅持。

遵循這種奮鬥模式的人們，不知不覺中形塑成為特定類型的人﹕在思維內涵以及視野上，嚴格圈地自限， 很少有所跨越。他們是殖民地教育模式以及國民黨考試模式下的典型產物，也是霸權文化下的文化順民。當面對一個迫切需要嶄新思維以及勇敢想像的關鍵時刻，需 要擺脫舊有霸權文化的精神束縛，則此類模式所培養出來的人物，即便是聰明絕頂，莫不一一暴露結構性弱點﹕人文素養不足，在世界觀上缺乏獨立性格，在改革大 業上缺乏大格局的歷史方向感。成長在此歷史環境下，「台灣之子」失敗的命運，似是難以避免。

現代文明國家，過去即便在對內教育政策上不積 極鼓勵學子獨立思考，在殖民地施行殖民式教育政策，可是，在母國本地向來都有不少菁英學校，以厚植和維繫本國人文傳承為己任，以教育新一代領袖人物。隨著 民主化的腳步，教育政策漸有改變，這些菁英學校也逐漸開放，不過仍然保持相當濃厚的菁英特色，偏重人文教育。例如英國的牛津，日本的東大、京大，美國的長 春藤盟校，等等。畢竟，普遍缺乏人文素養的社會，難以產生優質的領袖群。

國民黨在台灣所建立的外來政權，是一個沒有母國的外來殖民政權。 他們沒有母國，因此也沒有條件可以另外建立一套不同的教育體制、不同的教育環境，以培養新一代菁英。如此，同一套的教學方式，同一套的教科書，同質地、同 背景的教師群，舉國都籠罩在同樣令人窒息的考試風氣以及貧瘠低劣的人文氣氛之下，不能不殃及權貴子弟的養成。這個影響是如此之深而且廣，連堪稱是保守派最 後希望的「黨國之子」馬英九，也無法避免。近幾個月以來，連二接三的事端逐漸暴露了「黨國之子」的真面目。除了性格上的特質而外，政治想像的貧乏，思維論 證能力上的不足，再也難以掩飾了。說穿了，他也是一個人文草包。

不少人以為馬英九曾經接受美國長春藤盟校的教育，人文素養應屬一流。其實 大謬不然。早在投入公職競選之前，他曾經大言不慚地對台灣的大學生暢談課外讀物。他聲稱自己讀過而且也力薦的，都是諸如《基督山恩仇紀》、《三劍客》等通 俗小說。嚴格說來，這些都不是上乘著作，難登文學殿堂；在歐美日等國家，不過是中學生的課餘讀物罷了。他卻拿來當寶貝，很自傲地推薦給台灣的大學生！比較 有深度而且比較適合於大學程度的文學名著可謂汗牛充棟，可是他卻連一項也列舉不出來，其人文素養可見一斑。倘若說他也是一個第三世界博士，應該不為過。

「台灣之子」失敗之處，恰恰也是「黨國之子」的致命傷。權謀有餘，智慧不足，決計不是偉大政治家的風範。若要建立公民社會，尚得從中記取教訓。

如此學者（二）！

by 老建中 2006/9/24


蕭新煌在五年間，從博士升到教授，而後兼職中央研究院，繼而成為國策顧問等，成為學官兩棲的風頭人物。

學者被延攬為政府官員，或政務官退職後到學術機關，是正常現象。然而，重點在於他們是否夠資格就任？是否有能力貢獻？

在總統府資政顧問言論專欄 (2005年)，蕭新煌的著作提供一些參考與檢驗的資料。其中包含<民主再難也要走下去>，<兩岸結，用一代來解>與<兩岸衝突的四個弔詭>。最後一篇是基於他在布拉格的發言。摘錄於此。

『我應邀到捷克布拉格參加由前總統哈維爾主辦的「二０００論壇」
『我原先準備好的講稿是要談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與解決國際和區域衝突的途徑
『但 我臨時起意，想藉此一難得機會從全球共存觀點談兩岸衝突和未來和平。我特別指出要了解當前兩岸衝突，得先洞悉四個弔詭，否則就會失真，過於膚淺，甚至落入 只有「統獨」立場，沒有歷史和真相。第一個弔詭：兩岸衝突不是肇因於傳統的不同文明（文化）矛盾，而是同一文明（文化）之內，其起因更是現代的民主、人 權、自決價值，與反民主和極權的衝突。
　　第二個弔詭：兩岸衝突是起因於一方（台灣）想中止數十年來的內戰矛盾，而另一方（中國）卻堅持要延續內戰衝突，而非兩方都固執想面對面衝突。
　　第三個弔詭：兩岸衝突也因為是一方（台灣）有了民主，而變得更嚴重，因為台灣民主化了，人民要當家做主，不願再走「一個中國」的「統一」老路，想理性自決，而導致不民主的另一方（中國）的不解和惱怒。
　　第四個弔詭：兩岸的衝突和共存也可以是同時並存的，前者是政治和理念的矛盾，後者則是經濟貿易的互補和整合，這個弔詭的本質就是：衝突矛盾內部也有和 平共存的一面！如何發揮那和平共存的力量化解矛盾緊張的局面就是要靠雙方的集體智慧與多邊主義的關切和正面仲裁。
『我於是在會中嚴肅呼籲具改革自覺的國際多邊主義來關心兩岸衝突，第一步就是深入理解上述四個弔詭，多聽兩方聲音，不能只聽一方偏見，第二步則是要堅持以民主、人權、自由的普遍理想來化解兩岸衝突，除此之外，別無他路。』

無論我們同意他的論點與否，果真這是當場「脫稿演出」，即使不夠周全嚴密，也值得稱許。以下是轉載自論壇網頁的講稿。且讓我們一同欣賞。

“Mr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hank you, Mr Chairman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I don’t want to add more pain on you when we come from Taiwan and probably most of you expect m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at is a pain.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five minutes to give my full observation on the more broader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coexistence in the context of Asia,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My four observations of ironies: The first one: the conflict or tension could occur within one civilisation. It’s not between civilisations. Look at Taiwan and China. We both belong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So it’s not a civilisation that caused a clash, but the modern way of life, the philosophy of democracy and also the people’s choice. So… it could happen. So it’s not inter-civilisation. The second observation I like to provide is this: The conflict could occur when one side decided to seize （sic!）conflict. That means civil war. When Taiwan decide to stop the civil war and certainly it’s now welcomed by the other side. So when one side wanted to stop the long-lasting civil war, it could occur. It could happen. It could cause another kind of a civil war, could occur another kind of a conflict. So it’s not a mutual conflict, it’s when one side would and the other side would not. Number three observation is this: When democracy also could bring about conflict. When Taiwan went through 20 to 30 years of democratisation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70s, to bring Taiwan into the cultural picture. Through 1980s, the twenty kinds of a social movement organised by middle class and civic organisations. In ‘90s, on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that all then brought about Taiwan’s democracy. And because of democracy, that means that people can make a choice. That means that people can reconsider its future. So that caused conflict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at’s number three of the ironies. And number four: If you look at the country since the 1980s, the tension could exist in one aspect, yet coexistence can exist in the other aspect. The former is the political tension. Taiwan is facing 700 missiles. That’s very real.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e volume across the strait is increasing. So capitalist logic can exist in cross-trade – that means coexistence, the capitalist coexistence. But yet the military, the strategic, the threat is still there so that’s my number four irony. Now my one hope – I like to follow the great chairman’s order in five minutes – Now given this, there must be room for the two parties to engage in dialogue. That’s called bilateral.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incidents that could happen but, all in all, as I observed there’s a tremendous lacking of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way the bilateral could continue in a very healthy way. And one as I see, as this morning Kim Campbell mentioned, you cannot have a predetermined outcome, but if one side predicts or dictates only one option then the other side could not accept. I should mention democracy in Taiwan. Democracy in Taiwan means people can have a collective consensus, or collective decision about what the future will be like, so it should be open-ending, open solutions. Now, if one side determines one outcome, and the other side cannot accept. So therefore Taiwan welcomes multilateralism, but in a more sensible way. We liked the multilateral interest. We liked multilateralis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look at the four observations I just cited. We understood very clearly there is a great interest of the market in China. We also understand there is a realism in the geopolitical interest in Asia, in which China has played a role. But don’t forget we also wanted to uphold the values of human rights, we also wanted to uphold the value of democracy. So what if this multilateralism is plotting to the cross-strait to pay attention… Certainly we know we cannot force our fri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mpletely ignore the market interest nor th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ut we only humbly ask, “Don’t sacrifice the values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which I think Taiwan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has worked so hard to get it. So the only thing – the multilateralism we welcome – and we also have a dream: the world is big enough, the globe is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two sides of the cross strait. Thank you very much. ”
http://www.forum2000.cz/2005/transcripts-panel1.php

稍微注意的人們，不難發現他的英文是不夠格的！除去明顯的文法錯誤之外，還有不夠嚴謹，甚至不知所云，例如：

“The conflict could occur when one side decided to seize (sic!) conflict.
“So what if this multilateralism is plotting to the cross-strait to pay attention…

這個論壇雖然使用英文，參與者必然很難在短時間內，明白而吸收以各種腔調、文體、程度發表的意見。而且，由於沒有討論的機會，建立關係顯然是其主要目的。這是千里迢迢（以公費？）前去參與的蕭新煌所應該明白的。

他將講稿以漢文發表於資政顧問言論專欄，應有擴大影響的心願。然而，比較英文與漢文稿件，卻是問題重重！

例如，一些冠冕堂皇而且態度堅強的詞句：「堅持」、「嚴肅呼籲」、「除此之外，別無他路」、「正面仲裁」（？），在英文稿中毫不見相應的蹤影！相反地，卻是相當客氣的請求：

“Certainly we know we cannot force our fri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mpletely ignore the market interest nor th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ut we only humbly ask,…”

而且，一些不通的英文詞句，在漢文中卻被改頭換面。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e volume across the strait is increasing. So capitalist logic can exist in cross-trade – that means coexistence, the capitalist coexistence.”

這段英文確實「莫測高深」！大概是指台灣與中國經濟共存的現象。台灣經濟有強大資本主義內容，無法隱藏。尤其是研究社會科學者！而台灣、中國一些資本主義體系互相依存、競爭，與其所蘊含的複雜政治意義，卻被簡化成「經濟貿易的互補和整合」！

使 用不同語言的文稿，容或有不同的外表，基本內容當然必須一致。Forum 2000的參與者顯然有困難了解他的英文報告，當然更談不上由此而支持。然而，在漢文文稿中，他卻儼然以權威的面目出現。學者的能力固然重要，他們的 intellectual honesty （姑譯為學術誠信）更是必須的品質。「兩朝元老」資政顧問、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的蕭新煌，顯然兩者都缺乏。

改進英文程度誠然需要時間與毅力，但是，對內外的一致卻是個人的基本操守。如此，對洋人與國人的不同處理，無寧是學者應該受到嚴厲檢驗的另一面！

如此學者！

by 老建中 2006/9/18


最近反扁、反反扁的行動，不斷提高對抗，更耗費社會成本。如何落幕，仍然未知。如此，確實令人不安。然而，台灣是民主社會，人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與空間。即使喧嘩、熱鬧的異議，只要合法，雖然煩人，無寧是健康的現象。

一般社會中，學者往往能在紛擾不安的時刻，注入清新的見解與願景。

在台灣，如此盼望一向就有困難，最近更明顯。

在 缺乏獨立評鑒的體制下，第三世界博士充斥學術界。他們不學而有術，占據象牙塔，誤人子弟，而延續台灣人文程度的低落。戒嚴時期，多數學者是國民黨的僕從， 解嚴之後，他們各顯神通：有的自封為本行之外的專家，有些以出版書籍、文章的數量取勝，有的成為所謂名嘴，成為一些媒體的寵兒。

最近黃光國的舉動，再次證明第三世界博士學位的空幻與虛偽。

他 一連串「借關刀」、「告城隍」、「請義民」行動，名為民俗文化，其實是裝神弄鬼。這是許多明眼人都看得見的事實。然而，問題不只如此，他的行動還暴露對歷 史、法律、政治等人文領域基本認識的貧乏。第三世界博士人文基礎不深刻，並不是秘密；然而，基礎如此不足，敘述如此錯誤、紊亂，確實可笑而跡近荒謬。

台大的網頁中，列出他的研究重點：社會科學方法論與本土社會心理學，與國科會連續十年研究優秀獎與兩年的國家講座等等。這些研究成果的「憑證」，也許足以嚇唬外行、初學者。但是，其功能恐怕也僅只於此。

我們不妨來一探其中意義。

在該網頁的研究介紹中，他有幾篇文章刊登於外文期刊。

Hwang, K. 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2), 155-178.

Hwang, K. K. (1999).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wo types of social indentification in Confucian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 163-183.

Hwang, K. K. (199. Two moralities: Reinterpreting the finding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ral reasoning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211-238.

世界各地學術研究期刊的數目驚人，但是素質參差不齊。為衡量其相對學術價值，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以JCR（論文被引用報告），而提供Impact Factor（暫譯「沖擊指數」）作為客觀標準。

期刊的Impact Factor是如此計算（以1990至1992年為例）：

B=該期刊1990-91出版的論文，而在1992年被引用次數
C=1990-91年該期刊所出版論文數
D= B/C = 1992 impact factor

期刊的學術地位與出版的論文，有密切關聯。聲望越高的期刊，考核越嚴格，卻不乏願意接受匿名審核的作者；而從論文被接受到出版，時間超過一年以上並不少見。

如此考核下的期刊論文，被引用的次數，當然要超過冷門或考核稀鬆的期刊論文。
上列出版黃光國論文的期刊，其Impact Factor 如下：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Impact Factor: 0.581
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Ranking: 2005: 36/46 (Psychology, Socia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Impact Factor: 0.800
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Ranking: 2005: 29/46 (Psychology, Social)

這兩分期刊在該部門46種刊物之間，排名都不到前50%。原來這位國家講座投稿的對象，也不過如此！

當然，排名、指數畢竟都只是一種指標，研究的內容與論文的體現更為重要。

黃光國這三篇論文的內容卻是了無新意。在關係與面子，孝順服從，道德這些老得掉牙的題材做文章。

他所研究的「關係與面子」，是封建、農業社會的運作方式。當時，靠出身、情面，或以禮物、請客拉交情，無疑是社會關係的基礎。然而，在法治社會中，這些「遺產」顯然要逐漸式微，而被新的人際關係取代。

黃光國似乎不願面對現實，繼續構想他的世界，並且想作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基礎。

「發展出一套華人關係主義的理論，做為未來在華人社會中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之指引」<論華人的關係主義：理論的建構與方法論的考量>

研究題材誠然是他個人選擇。但是，華人關係的研究，有足夠的素材、架構與挑戰，而能夠稱為「主義」？關係與面子，人情與禮尚往來，固然可以觀察、記錄，甚至實踐，卻要如何發展新理論？

在上述「論文」中，他的用詞有「辯證性」、「社會科學方法論」、「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等術語，看來似乎蠻有學問！

然而，只要驗證他最近活動的言論，從「借關刀」，「是要用它懲奸除惡，主持人間正義」；「城隍爺會賞善罰惡、主持公道」；到「請出全民反貪反腐的義民」，社會科學方法與辯證的學術面具，自然脫下。

而且，這位儒學研究者，似乎忘了儒學的老祖宗，是「子不語怪力亂神」！

玩弄正義感

by 延平旁聽生 200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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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對於公理正義最是夢寐以求的，迫切感最是強烈的，莫如那些正在遭受或者曾經遭受過無理壓迫與羞辱欺凌的人民。他們的正義感是無比誠摯的，堅持的熱情也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值得敬重的情操。

其所能夠匯聚的雄渾力量，可以扮演非常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角色，幫助甚至於主導落實許多普世價值。倘若缺乏這股力量，現代文明社會的面貌必是大為不同。在往昔歷史上，這股力量也曾經一再表現在驚天動地的農民戰爭上，撼動千年文明，摧毀強大王室。

諷 刺的是，在現實世界裡，他們的正義感與政治熱情，向來是各方競相玩弄的對象。而且也確實一再被玩弄。在農民戰爭中，他們一再被大小地主階層集團欺騙、出 賣。在民主政治中，弱勢者也難逃類似厄運。一次又一次，年復一年，難免造成他們的政治冷漠。而這又往往反過來使得他們長期安於弱勢的現況，逆來順受，消極 地接受“命運”。然而，終有一日，弱勢者的強烈正義感再也壓抑不住，再度無畏的站立起來，驅走百年馴從的怯弱………

在此看似永恆的歷史循 環中，有關玩弄者部分，若是以“仗義從來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來作比喻，似乎並不恰當。因為，在政治上玩弄正義感的，有來自各階層的政治人物以及政治 集團，當然不僅讀書人而已。不過，這句話也有特別值得深思的一面。因為，玩弄正義感最為登峰造極的，莫如那些建立在假歷史以及假理性基礎之上的“仗義”動 人說辭。這正是讀書人所最擅長的。

利益團體、政黨人物都非常清楚自己所圖何物，也擅長於冠冕堂皇的政治說詞。而且也一定有一大群能言善道 的讀書人充當他們的紹興師爺。這是世界各地都很常見的，人們也都平實地把這批讀書人看作是政治運作上的得力道具罷了。不過，如同漢人社會裡這類讀書人，經 常自以為在履行某種神聖無比的職責，則是其他文明所罕見。他們擅長於文字堆砌、文過飾非、強詞奪理，可以達到「文人無行」的地步，卻總以為是在從事符合 「最高道德標準」的正經事，自詡「士不可以不弘毅」，理當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漢文化影響下的這種讀書人性格，實在令人厭惡。難怪，漢人社會有很多言詞專 門用來嘲諷讀書人，遠多過於其他文明社會。

十多年前讀到柴松林在《1986當代批判文存》系列有一篇所謂的「總序」“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很有作嘔三日的感覺，印象非常深刻。日前在圖書館偶然又看到此序，抄錄片段，奇文共欣賞﹕

“我國舊日社會，一向是尊重知識的。有知識的人被稱為讀書人，而這些讀書人也都通達事理，品行高潔，確實值得人們尊重。

“做 為一個讀書人，其目標是塑造自己成為一個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對於多數讀書人而言，行雖不一定能至，但卻必然心嚮往之。所以知識份子是讀書人中的讀書人。一 個社會之所以尊重知識份子之更甚於讀書人，是因為其有見識、有智慧，對人類世界的整體文化有全盤性的瞭解，豐富的知識。是因為具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普 遍同情心，不僅關懷人，當及於一切的有情與無情。是因為有超越現實世界，改造社會，提昇人類至一新境界的崇高理想。是由於心無邪念，不及私利，對人類社 會、對歷史文化有忠誠的情懷，凡所主張莫不出於純正的動機。必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屈，威武不能屈，諸道德信念思慮體驗而得得道德勇氣。能夠以獨立的 觀點，不依附於權威，亦不必不依附於權威，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批判精神。”

肉麻當有趣。每次聽及有人自吹自擂說什麼「知識分子良 知」、「知識分子責任」，總會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都有就記憶所及，漢人知識分子之虛偽做作、自我膨脹、自命清高的常用辭藻，以此篇列舉得最為完備，語氣 上也最具典型。經常出現類似柴松林者流厚顏的自我溢美，似乎是在提示世人﹕“讀書人也都通達事理，品行高潔”之說的反面，很可能反而比較接近事實。

2007/3/31星期六KMT緬懷獨裁遊行

by jcy001 2007/03/31

一票失勢加上找不到貪污腐敗舞台的政客, 帶著一群怕喪失既得利益和不知那裡是他們國家的可憐蟲, 在那裡呼天叫地, 回憶過去吃香喝辣的美好時光, 真是不知今日為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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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e guevara

他們跟智利的皮諾契遺留下的支持者真像
泛綠應該該智利交換一下意見和心得

要堵馬英九和這群獨裁支持者的嘴太容易了

你們的美好時光=我們的悲慘世界?

所謂的兩蔣貢獻功勞成就
是建立在剝奪多數的台灣居民(含各族群)的人權與尊嚴和侵害多數人的利益的基礎上
只有共犯結構的既得利益者和剝削者才會歌誦緬懷獨裁者
把自己的幸福快樂建立在多數小老百姓的苦難上

返原鄉之路何其艱辛

年深外境若吾境、日久他鄉成故鄉的台灣鮭魚

郭金泉 (台灣國立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系教授)

周以正 (［中華］醫事學院 生物科技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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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鮭魚算是「既無櫻花、又無鉤吻」的「櫻花鉤吻鮭」。在基因上，我們最近也發現台灣鮭魚特有的分子遺傳標記，可用來區別台灣鮭魚與其他的櫻花鉤吻鮭亞種。這些證據都顯示台灣鮭魚有其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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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鉤吻鮭 (Oncorhynchus masou) 共有四個亞種，原本僅分布在環日本海 (包括日本全島、庫頁島、斯堪地半島南部、東西伯利亞與韓國東部的溪流與沿海) 和太平洋西岸的遠東地區。其中 O. masou masou 日本人俗稱為櫻鮭 (Sakura masu 、 cherry salmon) ，體型最大也是最大族群，主要分布於沿日本海的亞洲大陸及日本東北部區域，有降海型及陸封型兩型，其陸封型日人又稱為山女魚 (Yamame) 。其次為石川氏鮭 (Oncorhynchus masou ishikawae) ，主要分布於日本東部，亦有陸封型日文又稱為雨子 (Amago salmon) 及降海型兩型。琵琶鮭 (Oncorhynchus masou rhodurus ； Biwa salmon) 則為淡水陸封型鮭魚，僅存於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內。台灣陸封型鮭魚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 Taiwan landlocked salmon) 亦被歸類為櫻花鉤吻鮭的亞種，目前僅存於台灣中部大甲溪上游的武陵地區、七家灣溪及其支流。台灣為北半球鮭魚分布的最南限，台灣陸封型鮭魚在生態、生物地理學及演化學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台灣鮭魚雖然隸屬鉤吻鮭屬 (Oncorhynchus ； 亦即成熟時，種魚的上下顎會彎曲；即上翹或下彎而變形) 或太平洋鮭屬，但是台灣陸封鮭魚性成熟後、公母種魚上下顎都不會鉤吻。其次，台灣鮭魚屬幼體成熟型 (neoteny) ，生活史沒有經過銀化期，終其一生體色沒有顯著變化，成魚始終保持著出生時的外型特徵，也因此沒有所謂的山櫻生理顏色做嫁衣。就外觀型態而言，台灣鮭魚算 是「既無櫻花、又無鉤吻」的「櫻花鉤吻鮭」。在基因上，我們最近也發現台灣鮭魚特有的分子遺傳標記，可用來區別台灣鮭魚與其他的櫻花鉤吻鮭亞種。這些證據 都顯示台灣鮭魚有其獨特性。

　根據分析台灣陸封型鮭魚粒線體 DNA 的結果，一般學者認為，北方的櫻花鉤吻鮭魚於距今十萬年前的冰河期南下來到台灣，卻因地殼變動與造山運動等遽變阻了歸途。北方的櫻花鉤吻鮭魚為了適應台灣 特有的環境，演化出獨立的亞種，就跟數百萬年來不斷由外地播遷來台，受到台灣好山好水或是環境壓力孕育出來的各物種與族群一樣，年深外境若吾境、日久他鄉 成故鄉，定根台灣產生了新的生命力。因此，自 1917 年日本人青木赳雄命名為薩拉茅鱒 (Saramao masu) 、 1919 年及 1932 年大島正滿 (Oshima) 與其指導教授美國魚類學專家喬登 (Jordan) 共同命名的台灣鱒 (Salmo formosanus ； Oncorhynchus formosanus) ，至 1962 年邊克 (Behnke) 訂為台灣櫻花鉤吻鮭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名稱雖有幾次的更迭，但是國際學術界咸認為若將「台灣櫻花鉤吻鮭」「去台灣化」稱為「櫻花鉤吻鮭」，就失去它的獨特性。因此，這條鮭魚的學名一直跟他的生存的土地 ── 「台灣」緊密的連在一起。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長久以來國內「台灣櫻花鉤吻鮭」總是被誤譯為「櫻花鉤吻鮭」，試問如此命名有誰會知道它是生活於台灣的台灣特有種？翻譯者沒有貼切的反映出原本拉丁學名中的「formosanus」的意涵，莫非因意識形態作祟，「去本土化」向中國靠攏？國內有群人「反台灣」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學術上的「台灣」、地理上的「台灣」與文化上的「台灣」都會引起一群蜀犬吠日，最近雪霸國家公園將「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言簡意賅的正名為「台灣鮭魚」，如此更能貼切的反映物種名字，和其學術地位和研究上的重要性，卻飽受無知的統派媒體以「去中國化」、「馬屁文化」「無聊」「政治意識型態作祟」圍剿。殊不知「Oncorhynchus」在中國被稱為「大麻哈魚屬」，彼等尚稱櫻花鉤吻鮭為「台灣馬蘇大麻哈魚」。早年水產前輩鄧火土即主張以「台灣鮭魚」稱呼此台灣特有種，「櫻花鉤吻鮭」之名係沿用日本人的通稱，以「台灣鮭魚」取代舊稱，「去日本化」則有之，何 「去中國化」之有？

(2006/4/13) (2006/4/17 修訂)

檢驗總統 不如先檢驗幕僚

by 嚴家同 2007/03/23

2008總統大選即將逼近，但是台灣人的選擇屈指可數，若非民進黨的四大天王，就是國民黨的馬王之爭。因此當有人提出所謂總統的條件說時，其實多是在為某些人量身訂做，不然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西諺說:「最好的位置，是坐在耶穌與拿破崙之間」，但又說:「那些站在路中間的人，都被撞倒了。」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的參選人，便都陷在這種左右為難的處境，他們必須向基本教義派表態，又怕沒有站在最能吸收廣大選民的好位置上。

例如有人倡議，擔任總統的人必須具有台灣主體性，能推動正名及制憲等工作，還必須具有國際觀和行政能力等等。這當然是意在言外。但如果這樣就足夠， 坦白講，曾經在民進黨政府入閣過的學者官員，符合這個標準的起碼也有一打以上。倒是總統參選人的人格特質和用人哲學，似乎很少被人拿來評比一番。

蘇貞昌、謝長廷、呂秀蓮及游錫堃，馬英九及王金平，當然都應該檢驗他們從政生涯中，有那些是眼光宏偉並具魄力的作為，有那些是投機觀望、只圖己利的勾當。但更具體的觀察，可能就要看他身邊都圍繞著那些人，這些幕僚性格，往往更能反射它們主子真正的原型。

大家其實可以像玩家家酒一樣排排看。蘇貞昌最得力的智囊是吳豐山，謝長廷左右手是姚文智，游錫堃幕僚葉國興，呂秀蓮則有名嘴楊憲宏為股躬。同樣的，馬英九是金溥聰，王金平是林錫山。這些人又是怎樣的角色？如果其中一人得道，又會有怎樣的雞犬升天圖？

李登輝時代的蘇志誠和陳水扁時代的馬永成，都是典型的例子。他們必須八面玲瓏，才能為老闆擺平各方的需求，有時候還要扮黑臉，宛如地下總統。不過他們的角色都只是家僕，而非大臣；只能逢迎，不敢勸諫。他們的優點，往往也是最致命的缺點。

政治人物和幕僚的形象差異，可以像太陽和星星一樣的距離遙遠。有的政客智慧深沉、能言善辯，他的幕僚卻過於忠心而粗魯無文；有的人謙恭有禮、一派斯文，幕僚卻十分倨傲、目中無人；有的人看似平庸，底下卻有一堆菁英在效勞。

總統制的國家，選舉過程中往往目光都集中在候選人一個人身上，卻忘了要治理一個國家，其實是一個集合體才能應付得來。柯林頓如果沒有那麼多的策士為其效勞，再能幹也難有作為；笨拙如布希者，有了團隊分工，他還是可以穩穩坐在世界第一強國的寶座。

通常所謂國政顧問團都只是擺在門面當招牌，不如打開政客辦公室的大門，讓大家看看，門內那幾個幕僚，到底是怎樣的德性，就好像雖然外表光鮮亮麗，內衣卻更能看出品味。檢驗總統參選人，不如就從檢驗幕僚開始。

□ 〔資料來源：FORMOSA共和國通訊網〕

問題從來不在去蔣化，而是在於記者的心態！

by 小布 2007/03/23

先謝謝打工仔的批評。 由於打工仔網友的指教，我又回去看了一下經濟學人的文章。的確，文章本身如果用副標題當作雙關語，來引申作鬥爭的激烈，再加上文中提到去蔣化的一連串動 作，是可以把它解釋說是一種文化上的「革命」。而且，經濟學人若真要類比文化大革命，他也不能用The Cultural Revolution來做標題，因為這樣就直接說台灣是在搞文化大革命，那可是真要打世界大戰了。打工仔的意見的確非常精確，可以藉為台灣政府的借鏡。但 是，我要講的是，除非我們能夠把這篇文章當作公正的報導﹝經濟學人之所以為經濟學人是有它的道理的，況且我們討論也是為了達到客觀﹞，否則還是陷入各說各 話，藍綠雙方還是要拿自己想要的那部份來解釋。

我跟打工仔網友最大的不同在於，我覺得政策好壞與否是一回事，但是經濟學人或是網路記者把去蔣化當作文化大革命是不適當的比喻，而他覺得經濟學人是直接用 cultural revolution在暗指台灣在搞文化大革命。但是做為一個翻譯的記者，而且又是出自一個自諭客觀的報紙，就不可以像我們兩個一樣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去 解釋經濟學人的文章。注意喔，這是翻譯的作品喔，怎麼可以自己還加上自己的意見﹝經濟學人裡面並沒有說他要意指文化大革命喔﹞呢？我也並不是說報社不能有 自己的意見和立場，但是你儘管大鳴大放，只要是在自己的評論集裡面，但是這可是一篇翻譯報導，卻連最起碼的公平報導也沒有，是不是應該要小心一點？如果翻 譯記者覺得有疑慮，是不是應該跟經濟學人至少確認一下呢？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我之所以認為經濟學人並沒有要跟台灣政府過不去的意思。打工仔講的是，經濟學人因為用了雙關語Cultural revolution跟a fight over the dictator’s legacy並陳，所以就是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來暗喻台灣的去蔣化是文革。這是打工仔的證據。不過我們想一下，這樣子的戲碼難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沒發生過 嗎？第三世界國家、去殖民地主義者、甚至於西班牙、日本也都發生過，雖然狀況不可以一概括，但是只要沒有燒殺擄掠，也不會有人還去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去類 比之。再者，世界上的文化革命也不少，美國獨立於英國後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文化上的變革，美國從六零年代後經歷多少文化上的衝擊，多少社會體制的破壞，也讓 許多保守主義者憂心忡忡，但那也只是cultural revolution，也沒有聽到反對人士用文化大革命為題來諷刺甚至於來類比。因為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多恐怖的歷史悲劇，怎麼比？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覺得經濟學人會不懂得這層道理。經濟學人作為一個世界首屈一指的雜誌，如何拿這樣的比喻來諷刺台灣政府？對於打工仔，甚至於我來 說，一提到文化革命自然還會想到六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經濟學人不是只寫給我們看的，是寫給全世界的人看的，請問還有誰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是要「破四 舊，立四新」？有誰會引此而去聯想到台灣的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呢？我甚至於懷疑這篇文章的作者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起因於「破四舊，立四新」。他所知道的文 化大革命應該就是指在中國所發生的文化大浩劫吧？

為了這點，我還特地請同時也是教寫作的美國助教看經濟學人的那篇文章。她說她看了覺得對台灣的政治文化有所了解，也覺得這篇文章很公正的報導了正反 兩面的事實﹝這點是在翻譯新聞中消失的﹞。我追問她說，妳覺得這篇文章是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類比台灣的去蔣化嗎？她第一次看就不覺得有這樣的聯繫，不過 又再看了一次，就說，「就算有意指文化大革命的意思，那也是很薄弱的證據，像是正名的一些舉措，但是也提到了蔣是獨裁者。這樣說好吧，如果作者是我的寫作 課上學生，那他的分數不會太高，因為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讓人看到去蔣化跟文化大革命的相似處，那顯然是很不成功的。」我這個外國朋友也是要教中國歷史的，也 知道文革的事，連她都看不出這層意涵，一般的閱聽者又如何能了解這層關係呢？我自己改學生的comparison and contrast的作文，如果學生也只是空泛指出一些膚淺的證據，雖然好像言之有理，但是疏於精細，我也是得要誠實的告知證據缺乏之所在，更何況是經濟學 人的記者，我想這層道理他應該是懂得吧？

我的助教朋友更提出一點值得大家思考。對於文化大革命，西方人也知道一些歷史，但是此一事件做為一個historical event或是一個symbol，都是用來強調文化大革命的泯滅人性、讓中國的發展大倒退。文化大革命革的不只是中國兩千年儒道以及後來的佛教，而且還有 人的命，但用這樣的一個不幸事件來類比一件普通的文化上的革命，是不是有點太好笑了一點？

所以我並不覺得經濟學人用「Cultural revolution」為題是多麼聳動的標題。況且，我從頭到尾都不是在講政策的優劣，甚至於每個人要怎樣去詮釋經濟學人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情，問題是在於把關的媒體守門員並沒有盡到他的良知義務，那才是我所看到的問題所在。

(作者小布為台灣人，目前在美國密西根州攻讀博士兼大學助教)

新聞標題的暗示

by Tiat 2007/03/17

今天國內兩份報紙不約而同的以最近兩大治安事件作為頭版，取材一樣，但是手法不一樣，產生的效果也會不一樣。

看到這兩個標題，大家分別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自由時報所下的標題「南北雙破大案 各逮一嫌」是一個事實的表述，讀者很難從這個標題獲得事實以外的訊息。如果這個標題會讓讀者對治安狀態感到心安，那是因為兩個案件都有嫌犯被逮捕這個事實而產生的效果，這也是刑罰制度的目的，而不是自由時報標題背後所要主導的。

但同樣一件事到了中時就變了樣，中時的標題「南北兩案主嫌都跑了」帶有相當的暗示性，透過這個標題，中時在告訴讀者：台灣的治安敗壞，警方連抓個人都不會。當讀者接受了這個暗示的同時，有一個事實被忽略了，也就是兩個案子都有一個嫌犯遭到逮捕。

中時的標題有一種很強烈的訊息，他們透過文字的暗示操作，給予讀者一個印象：台灣很亂，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事實是兩個嫌犯被逮捕了，台灣的警察還是有能力制止可能的犯罪，而不是如中時標題所說的那麼可怕。

長期的觀察下來會發現，中時這種文字上的小動作不斷影響社會的觀感，製造社會的不安，破壞社會互信，造成許多人對事件有錯誤的解讀跟因應。如果真要說台灣很亂的話，那中時絕對是最大的亂源之一。

台灣並不差 不要唱衰她

by 杜震華

可能是基於商業考量，媒體對於各種新聞往往誇大報導，其結果經常是執政者認為是特定媒體在配合某些政治團體「唱衰台灣」，而反對黨則認為是執政者「做衰台灣」！

最近有關台灣和南韓的兩項報導又成了這種角力的對象：一則是對於我國「數位普及率」已經成為四小龍之末的報導，另一則是瑞士權威的「國際機場協會」公布 2006年機場服務品質獎中，南韓仁川國際機場連續第二年獲選為「全球最佳機場」，香港機場蟬聯第二，吉隆坡國際機場和新加坡樟宜機場分居第三和第四名。在亞洲機場全面提升的趨勢下，我國桃園機場卻選擇不參加評比！對這些事實加以報導，讓國人心生警惕而迎頭趕上，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但如果導出台灣在四小龍中已經由「領先」蛻變成「龍尾」的結論，則可能會誤導國人，打擊士氣；有必要提出客觀的觀察，讓民眾有正確的認知。

從來沒有成為「龍首」

事實上，台灣在四小龍之中，從來沒有成為「龍首」。如果以「每人平均國內生產」來粗略衡量的話，依照目前較受學界信賴的Angus Maddison教授的估計，在1950年時，香港和新加坡分別為2218和2219國際元(精確說是1990年固定的Geary-Khamis元)，可說是平分秋色；當時12個西歐國家的平均是5018元，而美國更高達9561元，為世界之首。台灣則以924元領先南韓的770元，兩者的比率大約是南韓為我國的八成。到了這項估計的最近一年(2001年)，南韓仍以14673元落後在台灣的16214元之後（比率稍微縮小到九成）；而香港和新加坡則分別以21259元和21011元繼續領先台灣和南韓，也小幅超越了12個西歐國家的平均20024元，以及20683元的日本。美國多虧90年代的「新經濟」，仍然以27948元領先群雄！

台灣相對上表現最好

Maddison的估計尚未延伸到目前，類似的數據可以參考美國中情局評估的2006年數據。這套數據是以美元經「購買力平價」來調整，香港還是以 36500美元領先新加坡的30900美元，也領先日本的33100美元；美國還是以43500美元遙遙領先上述各國。台灣以29000美元大幅領先了南韓的24200美元，兩者之間的比率神奇地還是和Maddison評估1950年的比率八成三一模一樣！也就是說，南韓追趕了台灣超過半世紀，但兩者的每人平均生產比率並沒有任何變化！有趣的是，台灣和歐盟的29400美元已經幾乎一樣，台灣和香港、新加坡的差距也由原來只有它們的四成縮小到八成和九成的比率。結論是：由每人平均國內生產來看，四小龍都快速成長，趕上了大多數的先進國家；但排名順序迄今沒有改變，只是台灣縮小了和香港、新加坡的差距；南韓卻沒有縮小和台灣的差距！

沒錯，台灣的網路發展和機場改善都要警惕，但所有的單項到最後都會反映到平均每人生產；而以此來看，台灣由1950年迄今，相對上在四小龍中表現得最好，大家還是可以「相信自己、相信台灣」！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杜震華

解嚴的歷史底蘊

by 慕容理深 2007/03/18

「自從終戰到台灣光復的這一天之期間中，
從未發生過殺人、掠奪等事，
就民族間戰爭之結尾，堪可誇耀於世界歷史。」
塩見俊二（台灣總督府末任主計課長）

解嚴即將滿二十年。在未來的幾個月內，會不會有人出來頌揚蔣經國決策的「睿智」？拭目以待。在1980年代中期的歷史時空中，當時台灣社會有黨禁、報禁、髮禁，信件在「開封街」被過濾，出國觀光、外匯這些涉外事務更是在半鎖國政策下受到重重約制。罄竹難書的禁制措施招致的不滿在民間快速升高，檢討的聲浪指向萬年不改選、阻礙改革的外來「國會」。當時政治環境猶如瀕臨爆炸的劣質壓力鍋。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的冒險成立就像硬擠出來的蒸汽般地釋出（對當局而言）刺耳的聲響。那也許是爆炸前的最終警告。與其說蔣經國睿智，倒不如說他比整個國民黨敏銳得多，他知道再不掀開鍋蓋，後果難料。解嚴，不得不然也。

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解嚴主要是被興起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所直接逼出。黨外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第三波。雷震組黨計畫與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雖是台灣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都因政府的打壓而未直接蔚成風潮。反之，二二八事件之後未久即興起的海外台獨運動，雖被隔絕餘島外，但由於其發展的持續性與對黨外的遠端翼助，可被視為台灣第二波民主浪潮。至於第一波，當然是日本時代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彼此相關的政治運動。

「台灣民族主義」是這三波潮流的共同動力來源之一，但「台灣人當家作主」的觀念與意志並無法全然解釋：為什麼台灣以極低的人命代價而瓦解了威權體制、為什麼「命運共同體」的類似概念很早出現在台獨思想中並壓倒了族群式觀念而蔚為主流、為什麼在日本帝國相當高明的殖民手段下還有眾多台灣既得利益者追求自治或獨立、為什麼戰敗的日本殖民者並未遭受報復、為什麼戰後幾週期間的權力空窗裡台灣社會一片平靜。

若把抽象的層次拉高些來看，則不難發現，以上五個歷史現象至少有一共相：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些環環相扣的觀念與信念在不同歷史時刻，貫穿了名貌互殊、知名或無名的歷史人物之思想行為。在長達近一世紀的歷程中，現代民主政治思想被台灣人以不同方式與程度理解、實踐。在這過程中，現代公民的形貌在台灣從無到有，從模糊混沌到愈形清晰。

台灣社會在此一過程曾遭遇不少阻礙與倒退，領航的先知、先鋒們曾是威權統治集團眼中的牛鬼蛇神，甚且被眾多慣於當順民的國人視為麻煩製造者。其中，未成為先烈先賢者有幸看到民主政治的確立，甚至成為今日的掌權者。習慣於英雄史觀的人們會以為，由大事年表加上民主先知與先鋒們的列傳，即足以成一部台灣民主運動史。然而，這段歷史並不只是如此簡單。一方面，民主思想並非像神啟一般地突然出現在這些人的腦海。另一方面，這些人若無相當數量（雖是少數）的支持者，很難在短短數十年間不靠流血革命而創造出今天的民主體制。這些支持者的民主思想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對照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非西方國家，台灣顯得像是個幸運兒。接受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觀念洗禮的本土政治菁英、反殖民帝國壓迫的政治運動（通常由這些菁英所啟發、領導）、獨立國家的建立，這樣的歷史發展往往未能導出足堪持續運作的民主體制，甚至讓掙脫殖民桎梏的社會走上完全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的路途。台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個例，這問題並非此處所願及所能討論的。各國都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妄加比較不啻野人獻曝。在此，我的討論僅限於在相關著述中經常被提及的「本土菁英」。如本文先前所言，把眼光聚焦於「菁英」的解釋方式至少在台灣是不夠的。

觀察的對象宜指向包括「菁英」在內的整個社會，或至少社會中的某一部份（人們通常會立即想到「中產階級」，但這個詞一放在台灣，馬上就會牽扯出界定的問題，故暫且擺著不用）。就目前的歷史知識來看，從那個動輒「分類械鬥」的前現代台灣漢人社會蛻變到井然有序、夜不閉戶、和善有禮得讓不少戰後初期來台中國人眼睛一亮的台灣社會，其間所歷經的深層改造顯然已使島民具有基本的自治能力。

許多改造的工作出自日本殖民政府之手。效率，包括生產力在內，無疑是日人以現代化為主軸的施政工作首要目的。諷刺的是，日本統治者只是希望讓台灣社會在殖民鳥籠中擁有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的基本能力，但這樣的培養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讓台灣人擁有在政治上自治的能力與意志。此外，在日本極右勢力擅場之前，尤其在大正民主時期，包括民族自決乃至無政府主義等各式各樣的現代政治思想在帝國境內傳佈，並透過留日台灣菁英傳入島內，使得台灣在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同時，也捲入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雖然台灣人追求自治的政治運動在1930年代初因日人壓制而偃旗息鼓，但其後十多年間的教育加速普及化，即使有戰時皇民化政策加入，仍不免造就更多能夠參與自治的台灣人（而徵諸世界各殖民地歷史，恐怕還會培養出不少未來反殖民的中堅份子）。歷經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在社會文化方面已成為亞洲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方；日本因敗戰而放棄其殖民地，使得台灣沒機會像許多殖民地那樣運用現代化成果來趕走日本殖民政權。

戰後，二二八屠殺不僅戮滅了多數的台灣菁英，同時也冰封了台灣民主化的道路。由於日本殖民時期現代化層面甚廣，台灣社會雖失去眾多菁英，仍具有相當大的潛力。國民黨政權受益於這個現代化基礎之處甚多，有形的基礎建設（如道路、電力設施、戶籍、警察、產業、學校）僅是其中一環，更重要的是已相當現代化的台灣人頗利於經濟發展，也容易統治管理。至於先前伴隨著現代化而來的民主意識，在二二八開始的恐怖統治下雖沈默失聲，但它只是進入冬眠，冬眠在三、四十年後走上街頭要求民主的那些中老年人的腦海中。他們後來被某些人貼上「沒有靈魂的道具」的標籤，但這些長年壓制心中聲音的人其實是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後備隊重要成員。他們冷不防地出現在集會遊行中，散場後又遁入社會各個角落，也許稱得上是快閃族的鼻祖吧。

是以，對國民黨而言，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現代化遺產，宛如包著糖衣的毒藥。前半階段，它帶來社會經濟上的甜頭；後半階段，它在拆解國民黨政權的過程中推波助瀾。同時，國民黨膺續著前殖民者經濟社會現代化與教育普及化的路線，而跟日本人一樣，在歷經二十多年的統治後，開始嚐到這種政策的嚴重副作用：民主化的壓力。跟日本人不同，國民黨還得面對外部合法性來源（美國）的壓力。於是徒具口號形式的民主自由不但被人民弄假成真（許多當外人士曾是國民黨黨員），而也不能像當年只需要跟天皇與日本國會交差的總督府那樣徹底壓制民主運動。從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一路走向解嚴的國民黨所面對的是多重來源的民主化力量。這些力量在當時已然匯聚，是以逮捕了黃信介這些領導者已經變成不但多餘（因為遞補者馬上出現），而且致命（因為反作用力）的政治動作。

從以上的角度切入，我們進入的是解嚴與整個台灣民主化（解嚴只是其中一道關卡）的歷史底層構造。在這個層次上，我們應該可以找到台灣當前許多政治問題的核心、以及下一階段政治改造的真正目標。

李筱峰文章-「蔣介石是不是228事件的元兇？╱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六」史料增補

By akiyoshi 2007/03/11

李筱峰老師在3月11日自由時報的「蔣介石是不是228事件的元兇？╱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六」（見網址：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7545）
其論「蔣介石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舉許多史料為例，其中他的第4、5兩條，筆者增補史料如下：
四、事件爆發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
五、蔣介石派兵之時，得到美國大使館及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勸其「勿派兵以免情勢惡化」的警訊，蔣不但不知謹慎防患，還特別電告陳儀說「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而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補：

三月七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晉謁蔣主席，欲阻派兵赴台未果。……
當日蔣主席電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曰（手稿）：
限即刻到臺灣。陳長官：據美使館接其臺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臺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臺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復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臺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請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份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復。中正手啟。寅虞（三七）府機

當日陳儀復電：
寅虞電奉悉。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反動份子目前最大詭計，是使臺灣兵力越單薄越好，反動份子刻正造作謠言，並加緊準備實力，待機爆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鎮壓制裁，事變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電所請，除第二十一師全部開來外，至少再加派一旅來台。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臺灣領事，為顧及國際信義，誤為臺灣反動份子所惑。

同日蔣主席致陳儀轉俞喬峰涵：
……今日以先派海軍一艘，由滬出發來基隆，歸陳長官指揮矣。中正手啟。寅陽府機（三、七）

（資料引見：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概要」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卷，頁788～789）

是「文化上的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

從聯合報上的一則新聞談起

by 康建淽 2007/03/18


康建淽過去幾個月，跟著幾個華府專家研究台灣最近政治上的局勢。和許多智庫專家一樣，康建淽的興趣，是在如果弊案纏身的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台灣總統後，台灣未來是往中國靠攏，還是更往法理台獨的路上前進。

許多智庫學者都擔心，目前馬英九往深藍死硬派靠攏，2008年當選台灣總統後，會更加深與中國統一的走向。

許多康健淽的忠實粉絲都知道，康建淽分析一直都以與一般人不同，深得國際學者與我指導老師的喜歡與尊重。

以下是我引起國際學者咋舌的分析。

我分析指出「弊案纏身的馬英九，如果2008年當選台灣總統後，反而會因為他弊案與個性問題，當一個弱勢總統。為了維持他的政權，馬英九不敢與台灣目前邁向法理獨立的主流民意抵抗。過去，一向看壞台灣的媒體，為了維持馬英九政權的拚經濟的合法性，報喜不報憂。反而，促成台灣經濟好轉，支持法理獨立的比率，大幅上升。台灣過去在鬥爭民進黨政府的做法與社會力量，變成台灣社會檢驗政治人物的常態，馬英九政權不敢也沒有能力，改變過去幾十年來，民主化後台灣民主文化與體質的徹底改變。」

不過，康健淽接著說「以上的改變這一是種文化上的大革命，不知道外省人與傳統泛藍準備好了嗎？可以允許一個外省人的馬英九總統，帶領台灣與他們走向法理獨立，與中國永遠分離。也不知道深綠選民準備好了嗎？可以允許一個外省人的馬英九總統，而不是所謂台獨死硬派，來帶領台灣走向法理獨立，與中國永遠分離？除來台灣的選民是否準備好外，中國與美國政府不知道也準備好了嗎？」

不過，康健淽以上說的是台灣政治文化的「文化上的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並不是1960 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可憐的是，國內立場鮮明的小報聯合報，為了批判民進黨的去中國化運動，這次又用一則「《經濟學人》報導，去蔣化「像文化大革命」」 [2007317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3764456.shtml] 。不自重的呼弄聯合報剩餘少數一些讀者。

這篇編譯陳世欽所報導短文，據稱是翻譯自國際知名雜誌《經濟學人》的報導。不過，目前網路這樣方便，讀者要對照原文還不容易。報社或記者呼弄人難道不心虛。

以研究能力見長的康建淽花不到兩分鐘，便找出原文。在《經濟學人》的網站，鍵入台灣後，便可找這篇短文部份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asia/displaystory.cfm?story_id=E1_RRGTVVP]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Taiwan erases the memory of its Chinese dictator」，可譯為「台灣移除中國獨裁者的記憶」。

短短364 字的文章，沒有一個字提到「去蔣化「像文化大革命」」的說法。

反而是，將我們敬愛的先總統蔣公，在短短364 字的文章中，被用「獨裁者」[dictator]，說了兩次。連同這篇短文標題，我們敬愛的先總統蔣公，被國際知名的《經濟學人》說成「獨裁者」3 次。這些，國際知名雜誌媒體對蔣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也故意被遺漏。

同一篇文章中，《經濟學人》也指出了「"228 Incident"—the KMT's violent suppression of protests against its rule on February 28th 1947. An estimated 28,000 were killed.」，可譯為「228事件是1947年2 月28 日中國國民黨用暴力鎮壓抗議，並估計有28000 人被殺。」國際知名雜誌《經濟學人》對228事件死亡人數的報導，完全不見於聯合報的報導。

最好笑的是，全天批評台灣國際化不夠，鎖國啦，這份立場鮮明的小報聯合報，不是更應改扮演新聞媒體的腳色，讓讀者讀到國際化，與正確翔實的資訊嗎？

不過，在聯合報報導中，將《經濟學人》雜誌的「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上的革命」故意翻成是，讓讀者恐慌的中共「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也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意。還故意呼弄《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寫出「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報導台灣民進黨政府在蔣介石去世卅多年後，積極推動去蔣化，大舉拆除他的塑像，將許多道路重新命名，甚至更改桃園國際機場的名稱，有將這一連串措施與中共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之意涵。」

很抱歉，一篇364 字的文章，哪一邊讀出「有將這一連串措施與中共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之意涵。」呢？

反而是《經濟學人》指出「Chiang's legacy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examined in
Taiwan. Arguments about the past are also fights over what the island should be
in the future: a part of China (the view of Chiang Kai-shek and his political
heis), or an independent nation with a distinct, non-Chinese Taiwanese identity」，可譯為「蔣的政治遺產在台灣從來沒有被好好檢視過，台灣到底是像蔣與其政治繼承者所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還是要建立此非屬中國人的獨立特殊台灣認同呢」。 才是分析出，目前反對民進黨政府去蔣化做法的深成涵義。

這些國際媒體，對台灣的分析，一個在地的老媒體，還比不上別人一根腳毛，是故意呢？還是無意呢？讀者想繼續被騙，是自己一高二低，但不懂原文，還是害罷閱讀真實呢？

我想，只有請報社經營者與讀者，問問上帝，或問問我們敬愛的先總統蔣公了。

TVBS 的錯亂邏輯—沒有公布分數就是零分囉?

by 深藍 2007/03/14

如果你在媒抗待得夠久，大多會知道TVBS 製造新聞和說謊一向是前科累
累，今天又發現一項。當然，倒向中國的 yahoo 當然當頭條處理，可見得
中國盆栽對最近台灣現況發展非常的不悅，因此找台灣正名議題來出出
氣。

新聞連結如下：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314/8/bjiq.html

新聞說「根據航空界最具有公信力的評比機構Skytrax，」好，我們去
Skytrax 網站（http://www.airlinequality.com）去看看，到底為什麼
台灣桃園機場會有這樣的評比？

進入網頁，點選 airport ranking（機場等級），會進入下列網址：
http://www.airlinequality.com/AirportRanking/ranking-intro.htm

先是看到評估方式的介紹，由最優秀的5顆星到最不良的1顆星，每個星級
都有簡明扼要的說明。網頁上有一個連結「機場星級等級」（Airport star
ranking），點選後有一個「Find airport ranking」（找尋機場等級）的選
項，然後進入下列網頁：
http://www.airlinequality.com/AirportRanking/ranking-A-Z.htm

接下來找尋台灣桃園機場的評等，把網頁下拉到 T 的位置，有 Taipei 在 T
的部份第一個。點選下去，可是你看不到資料，為什麼？

在網頁上方有一段文字，就知道答案：Please note Airport Ranking is
currently in progress and Ranking data will be added progressively.（請注意機場
評等目前正在進行中, 評等資料將會逐步加入）。

原來這個評等現在仍在進行，台灣桃園機場的評等還沒有完成並公布在
網頁。換言之，台灣的分數還沒有出來，TVBS 趕緊出來唱衰。在評等中
最差也有一顆星，台灣桃園機場一顆星也沒有，因為分數還沒出來，
TVBS 趕忙打零分，因為沒分數還沒公布就算零分囉，當然連一顆星都沒
有。

好笑吧，沒有新聞的時候，就製造一些吧。至於合不合邏輯，不在考慮
之列。

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

by 王鼎鈞 2006/04/12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 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 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年代、六○年代進入七○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 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 「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都是 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中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 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 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 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 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 登輪者近八千人， 後來號稱八千子弟。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 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 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 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 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 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 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

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 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 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 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 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 「窮則獨搧其身，達則兼搧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 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 破壞建軍。立意之後蒐集材料，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

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味，成為罪行。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 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罪名，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覺悟悔 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 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 員，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唯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 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 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這一年， 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 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

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 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 「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 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 一個身分，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 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 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 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 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 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徬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 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 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 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 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 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 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 無賴漢最後的堡壘。